“别以為你破了幾個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歸類概括總結人類的所有感情。感情遠比案件複雜，就像心遠比天空寬廣。”

《回響》的故事從一起兇殺案講起——一位妙齡女子被人發現莫名奇妙喪生在河中，一個手腕還被砍掉，刑警冉咚咚由此開啟了一段異常艱難的偵案曆程，但也是在破案過程中，她發現自己與丈夫的感情也出現了問題，并懷疑丈夫有出軌對象，冉咚咚本能地像偵破刑事案般一樣“偵破”起丈夫與自己的情感與家庭，另一場刑偵之外的情感偵破拉開了帷幕。

《回響》書影

兩條互文性的叙事線索就此展開：刑偵與情感、行為與心理、真實與幻覺、愛戀與歉疚的一一對應，作者也以極端化的表達，将人性深層那些隐秘模糊的東西一一呈現，看似個體的遭遇，實則為社會與人類共同面臨着的有待解決的若幹深層問題。

《回響》研讨會

最近，“東西長篇小說《回響》研讨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作者東西是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獲得者，《回響》是東西繼《耳光響亮》《後悔錄》《篡改的命》之後的第四部長篇小說。

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重點談到了小說的雙線結構，在小說中，一條線是偵破殺人兇手的案子，另一條線是妻子偵破老公出軌的案子，李敬澤認為這樣一個回響關系恐怕不僅僅是原生和映照，更有可能有一個很複雜的反諷關系，李敬澤說：“《回響》的很多評論文章都談到人性的複雜性，人性當然複雜，但是對于小說藝術來講，尤其對于現代小說藝術來講，人性的複雜性尤其需要藝術創造的複雜性來确保和照亮。”李敬澤說。

“從社會層面看，奇數章的刑偵是對某種唯一真相的探尋和确認；而偶數章的情感謎題，則是在個體層面上的、對某種可能性的發掘，是對人物自我确證的一點一點的探究，”徐則臣表示，“當下小說罕有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也正是《回響》的價值所在之一——挖掘人物内心，呈現人性的真相。”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認為，随着情節的推進，每一個涉案人物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曆、特殊際遇依次浮出水面，形成了這一個人物的心理構成、行為模式和獨特個性，并将我們日常生活語境中關于家庭、教育、情感、道德、真相、現實等等理念，重新建模，加以觀察、審視、诘問、思辨。“這種認知上的升級，令我們脫離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從而和世界的關系發生新的位移，文學就是在這個層面對現實和生活産生良性互動。”

“設置主角的警察身份，可以讓人物直接進入故事的核心，擁有閱讀、翻看‘絕密文件’的特殊權利。”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說，“由于冉咚咚猝不及防中打開了自己的心靈檔案，殘酷的、逼人的真實随時相伴。冉咚咚的丈夫是一位文學評論家，兩種截然相反的職業組合成一個家庭；小說開頭描寫的謀殺夏冰清的兇手，是一個同時也在寫詩的青年易平陽，兩種完全相背、分裂的行為（故意殺人和寫詩）卻體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同一個場域中，這讓人聯想到傳統經典《罪與罰》這本書。”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認為：“一般情況下，像這樣一個包裹偵探小說外衣的小說，很容易把人物寫得符号化，但是東西在裡面的很多人物上，特别是主要人物，他有精神分析，有心理意義上的深度，這是寫作類似的小說中很難的地方。”

《回響》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複雜的情感關系。潘凱雄提到，在小說倒數第二頁慕達夫和冉咚咚會面以後，慕達夫反問了一句，“别以為你破了幾個案件就能看破人性，就能歸類概括總結人類所有情感，你能看破你自己嗎？這句話實際上是現代社會裡面在兩性關系上的一種非常複雜的、非常微妙的狀态。雖然隻有一筆，但如果我們由此展開，可以産生很多的聯想。”

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張莉從女性寫作者的視角分析，《回響》是以推理的方式寫日常生活，“小說裡情感的模式實際上是現實生活中的一次回響，也是現實世界在我們心靈世界的一次回響。在今天的愛情關系裡，如何自證愛，什麼是真正的愛，如果一個人通過他人的愛不斷确認自我，她是不是一個強大的、自由而獨立的人？這是小說内在給我們的一個啟發，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其實書寫的是我們時代的情感危機。”

《人民日報》文藝部劉瓊也認為，在人物的塑造上，“慕達夫這個文學評論家的塑造，顯然是東西在使用熟悉的生活經驗包括高校生活經驗在創作，由此也開展對文學界特别是對文學批評的有力和無力進行反諷。相反，冉咚咚則是具有強大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人物，也是一個性格氣質具有文學性的人物，以她為主體開展的心理探索才最終實現了多義性、暧昧性和複雜性。慕達夫在語言操作層面的想象力和銳氣，與行動上的無力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兩個人物的社會角色和人性本真其實是有錯位。這就是陌生化的經驗。”

《回響》看似聚焦于一個家庭内部，但其探讨的則是社會層面的更大的問題。

評論家叢治辰認為，《回響》要解決的是一個現代人的處境問題。案件的發生、案件的偵破、案件偵破當中的種種幹擾，都是現代社會的種種壓力、欲念，欲念不能得到解決、憤怒，共同構成的事件，“這個小說當中每個男性、每個女性都在冉咚咚的處境當中，他們都焦慮，都被異化，被金錢異化，被事業異化，被勞動異化，他們對于自己所笃信的東西并不那麼确定，他們不敢說自己的真實想法，所有這些特征都是現代人的特征。”

“這部小說雖然是探案，也是對時代的呼應，如果從社會關懷的角度來說，破案的過程是東西對于社會結構的理解，作者在這個過程中是非常謹慎而同情的理解去呈現那些人物，最終小說将罪魁禍首繩之以法，從而達成對正義的施展。”評論家李蔚超也提到了這部小說影射的現實意義。

評論家嶽雯用“捕風”“劈絲”“聲東擊西”三個詞語表達了感受，“我讀完這個小說的一個基本感受是，讀完之後原來非常幹淨、清晰，像玻璃片一樣平滑平整的生活碎成一地，當我們再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時候，它不像我們讀小說之前那麼完整、那麼平整，在我看來其實每個地方都有無限的縫隙在延展，隻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戴上小說這個鏡子去仔細看它而已，這可能是《回響》帶給我們心靈世界的回響。”

《回響》作者東西

研讨會的最後，東西回應：“寫作時我的思路蠻清晰，但寫完之後我卻糊塗了。現在回憶，很多地方是憑直覺寫出來的，一些地方完全是潛意識在發揮作用，”東西感歎道，“寫這個小說是一次自我調查，就像某些人為了了解自己請别人調查自己那樣，他們請的是心理咨詢師，對自己的優缺點進行評估打分，而我這次請的是自己，用寫作的方式。過去的寫作者，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寫作者特别自信，但進入後現代之後，寫作者不僅沒了自信還增添了焦慮感。我們的自信心消失了，寫什麼？為什麼寫？還有什麼可寫？文學的出路在哪裡等等問題折磨着我們，都很焦慮。在這種混沌的狀态下，作家會産生直覺，會産生一種下意識的寫作方式，就像身體的自然反應。”

“推理大多是在調查别人，但我寫這本小說主要是想調查自己。我很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這句話：‘人是一個奧秘，應該解開它，如果你畢生都在解開它，那你不要說損失了時間；我在研究這個奧秘，因為我想做人。’”東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