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1977年恢複高考後，浙江高考的語文作文題目。

1977年12月25日，溫州的李珍陽，坐在考場上回憶起脫離學習的三年半，他經曆了大隊掙工分、代課老師、農械廠鑄工三個身份的轉變。他并不清楚這場考試後，他的人生之路将發生巨變，跳出農門，日後擔任溫州市教育考試院院長，并在2014年推動溫州新高考試點工作。

同一時間，杭州第三中學（現中策職高）的考場上，嶽耀勇也不會想到，考試前自己所工作的中國人民銀行杭州支行，與他同進銀行的另兩個同學日後都升為行長，而他因為這場考試，走上了和另外兩人截然不同的一條路。

而在金華蘭溪，已高中畢業4年多的汪永斌，拿到高考作文題目後，一筆筆寫下了心路曆程，“路應該是靠自己走的，選擇不同的路會得到不同的結果，選擇非常重要，但無論選擇什麼，都要把路走好。”

45年前的那場考試，是很多人的人生路轉折點，高考，讓他們的路更寬闊，也讓人生有了更多可能。

溫州教育史館中李珍陽的準考證

通過高考跳出農門

又在8年前推動溫州新高考試點工作

在溫州市區籀園舊址溫州教育史館中的展覽牆上，有一張泛黃的1977年高考準考證，這張準考證的主人，就是李珍陽。

回憶起這張準考證，即使過去了45年，李珍陽依然清晰記得上面的内容，以及650213的準考證号。

在這場高考前，李珍陽已經闖過了一關。“前面十年積壓了太多考生，溫州當時請當地專家命題，先組織了一次‘初試’，隻有成功‘晉級’的考生才能繼續參加高考。”

盡管已經離開校園4年半，李珍陽依然對考試有很高的信心，既有對自身學識的自信，也有物理老師的肯定。

“我數理化方面成績一直不錯，知識都有記着，最重要是我的物理老師對我父親那句‘李珍陽考不上，那我們這還有誰能考上’的笃定。”

考完試後，李珍陽和班裡常霸占第一、第二的一對姐妹對答案。“物理最後一題，考的是電壓，有4分，隻有我做出來了，那對姐妹也沒做出來，她們就說我肯定能考上。”

結果正如那對姐妹預料的那樣，班裡就她們三人考上了。考試成績下來後，李珍陽被當時的“浙師大溫州分校”（入學時已為溫州師範專科學校，現為溫州大學）錄取。而李珍陽所在的三垟鄉就隻有他一個1977級大學生。

高考，給了李珍陽人生另一種可能。

原本高中畢業後，李珍陽先是在生産隊掙工分，一天有6分。一年後，李珍陽由于學曆高，又執起了教鞭，做起了代課老師，月收入還不錯，有27塊一個月。又一年，李珍陽又去了梧田農械廠當工人，從學徒的8塊錢一個月幹起，到高考前，李珍陽已經出師，工資漲到了34塊。

李珍陽家在農村，父母也是農民，兄弟姐妹有8人。本以為成為工人，拿到34塊一個月的高薪，已經是人生高光時刻和家族裡的驕傲。但通過高考越過龍門後，李珍陽的人生迎來另一種可能。

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在溫州教育系統工作，曆任梧埏一中校長、市教育局學生處處長、體衛藝處處長，後擔任溫州市教育考試院院長，在2014年推動溫州作為新高考試點工作。

1978年3月入學時的嶽耀勇

高考的記憶一直伴随着我

使我記得我曾經有過的青春的日子

1977年的高考，也讓杭州的嶽耀勇人生路來了個大轉折。

1976年12月26日，高中畢業近兩年的嶽耀勇，終于有了正式工作，到中國人民銀行（也就是後來的中國工商銀行）杭州市支行報到。幾天以後，他被派到杭州市人行湖墅支行學習銀行業務。

1975年1月，嶽耀勇高中畢業，他因眼睛近視950度而留在城市，沒有上山下鄉。畢業以後，嶽耀勇在家裡呆了一年半，除了燒飯，沒别的事情可幹。其間為了消磨時光，他到一個台灣同胞那裡學了半年日語，還到照相館的暗房裡學習沖印底片、照片。

1977年10月，恢複高考的消息傳來，嶽耀勇立刻着手準備，當時的他，根本就沒有上過物理化學和曆史地理課。急來抱佛腳，隻好到新華書店買來當時的高中課本臨時救急。而他所在的銀行領導力勸他不要去考。“銀行很需要我們這些年輕人。但我懇求說，十年難得一次機會，還希望讓我試一試，試不成我一定安心工作，再也不考了。”

後來，和嶽耀勇一起進銀行的另兩個同事都升任了行長，早已是廳級領導了，收入也十分可觀。但是嶽耀勇一直不後悔，“大學給我的财富是任何金錢、權位不能比拟的。”

兩個月後，12月25日，嶽耀勇昂首挺胸地走進了杭州市第三中學的考場，他記得很清楚，考試的那兩天天氣非常晴朗。順利地完成了政治、語文、數學、史地4門考試。3個月後，嶽耀勇走進了杭州大學（1998年被并入浙江大學）的校門。

有趣的是，39年後嶽耀勇兒子報考研究生，居然進了同一個考場，現在叫中策職高。

轉眼間，已經45年過去了，但是嶽耀勇依然覺得恍惚還在昨天。“我記得我們高考的作文題目是‘路’。我和幾乎所有的同學一樣，都引用到了魯迅先生那句名言：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嶽耀勇還記得高考語文卷子裡有個詞語解釋，要求解釋“高屋建瓴”中的“建”字是什麼意思。他不知道，考試結束後翻《新華字典》才知道是“傾倒”的意思。

關于高考，嶽耀勇記得很多很多，他說：“這些記憶一直伴随着我，給我快樂，給我甜蜜，使我記得我曾經有過的青春的日子。”

汪永斌在課堂上

從穿草鞋到穿皮靴

高考後他從助教做到了教授

1973年高中畢業以後，金華蘭溪人汪永斌就回鄉務農了，在村裡當過電工，也做過出納，吃了不少苦。但在他看來，通過理論知識和實踐的結合，這段經曆也帶來寶貴的經驗。

兩年後，公社組織選拔民辦老師，汪永斌考得還不錯，成為了一名民辦化學老師。後來高考的時候，他的化學成績幾乎接近滿分，和這段經曆也是分不開的。

等到1977年10月份，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複了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制度。機會來了，可以高考了！這個消息在汪永斌和同事間産生了巨大的震動，一時間，所有符合條件的人都開始讨論要不要去報考，汪永斌的父親還專門跑到了單位與他商量。父親建議他不要報考本科，選擇中專更容易上線。但汪永斌下定決心，選擇背水一戰，“如果當年考不上，第二年再來過，或者降級錄取，我也願意。”

和應屆生或是脫産學習的同學不同，汪永斌白天仍要忙于工作，隻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能專心複習備考。他回憶，為了不打擾其他人休息，經常要跑到路燈下學習。“當時大家都知道這個機會來之不易，都是拼命的，學習都非常自覺。我也是堅信，成功總是屬于有準備的人，準備得充分一些，得到的回報也總會多一些。”

但對于當時的汪永斌來說，除了一份考試大綱和高中書本，能準備的東西并不多。他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前他複習到“欲蓋彌彰”一詞，覺得不太理解，特意去請教了語文老師。“沒想到正好考到了，這個可能是最幸運的事了。”

同樣幸運的是，汪永斌被錄取了。放榜是在1978年的年初，父親作為公社幹部去蘭溪開會，大會上宣布了上榜考生的名單，汪永斌的名字就在其中。“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天父親在村口等着我回來，開心得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也激動得一晚上沒睡好。”

汪永斌說，當時對于讀書的向往和期待，現在的考生可能難以體會。當年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還有天壤之别，考上大學就是從“穿草鞋”變成了“穿皮靴”，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那年他所在的公社中，大概有100多人應考 ，他是唯一一個考上的人。

“其實當時第一志願是師範，但服從分配進入了浙江農業大學甯波分校，不過沒想到，最後兜兜轉轉還是做了老師。”汪永斌在母校一待就是40年，伴着浙江農業大學甯波分校的改建，也見證了浙江萬裡學院的變遷，他也從助教做到了教授。

汪永斌至今還記得，當年的語文作文題是《路》，他一筆筆寫下了自己的心路曆程，“路應該是靠自己走的，選擇不同的路會得到不同的結果，選擇非常重要，但無論選擇什麼，都要把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