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倚邦街。 李雲生攝(人民圖片)

在倚邦發現的普洱茶古碑。 張 帆攝

在雲南西雙版納，茶農在采摘普洱茶葉。 李雲生攝(人民圖片)

一

作為一個普洱茶愛好者，我對普洱茶的曆史和文化一直懷有濃厚興趣，近幾年也跑過雲南不少茶山，聽到過許多民間傳說和各種故事，但稍感遺憾的是相關文獻記錄和實物資料較少，難以做深入的研究。一位資深茶友建議我，“去趟倚邦吧，在那裡你或許能發現些什麼。”

茶友的建議不無道理，普洱茶界一直有“六大古茶山”的說法，清雍正年間修撰的《雲南通志》中就有“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磚、慢撒”六座茶山的記載。從歸屬看，革登、莽枝、蠻磚、倚邦在今天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象明鄉境内，慢撒在易武鎮，而攸樂則在景洪市境内。

然而，探訪一趟倚邦并非易事，六大茶山都靠近中老邊境，這裡群山連綿，谷深林密。籌劃許久，我和幾位勐臘縣的朋友踏上去往倚邦的路。一路山道崎岖，坑窪不平，沿途林木蒼翠，山岚相随，茶氣飄香。同行的象明鄉副鄉長陳富春介紹，易武與象明所轄的茶山是勐臘縣最重要的茶葉産地。

車拐上一道山梁，陳富春叫了聲，倚邦街到了!擡眼一望，前面出現了一條狹長、起伏的街道，沿街兩旁是一排排高低錯落的瓦房，房屋之間散亂着各種電線，街面由坑坑窪窪的青石闆鋪就，是雲南邊境地區常見村鎮街道的模樣。據史料記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開始修築從思茅到易武的茶馬驿道，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修到了倚邦，也就是今天的這條倚邦街道。

二

緩步走在石闆路上，街兩旁随處可見碩大的石墩、石盤，雖然雜草叢生，仍不難想見當年屹立其上的建築之高大，一頭怒目而立的石獅孤獨地守護着古街街口，身上斑駁的刻印仍然清晰可見。散落在居民樓前的各式石闆，被當地人用做門墩、門柱，顯然是之前各類古建的遺存，俯身仔細打量石闆上的雕飾，刻有神獸、仙姑、海螺等造型，惟妙惟肖，活潑生動。500來米的倚邦街并不平順，分成上下兩截，中間有明顯的斷裂，細數一下，斷裂處有七級不規整的石階相連，陳富春說，當地人管這叫“七道坎”，當年往來的茶農、茶商們路過這裡時，必須加把勁才能把貨物送出去。因此，漸漸成為激勵人們爬坡上坎、奮進前行的象征。

從這些細微處來看，表面平常無奇的倚邦街其實内有乾坤。衆所周知，普洱茶大都屬于雲南大葉種茶，但這其中也有例外，就是倚邦茶山所産的曼松貢茶就是小葉種茶，而小葉種茶是如何傳到倚邦的呢？一種說法是明末清初，由四川人帶來的。小葉種不像大葉種那般苦澀濃烈，在倚邦地區引種之後，既保留了小葉種與生俱來的香甜柔和，又沾染了邊地的山野氣韻，難怪曼松一入清宮，就讓品過天下名茶的皇親國戚們念念不忘。交融不僅帶來茶種的優勢，更帶來倚邦經濟、社會的繁榮。随着六大茶山日漸興隆，四川人、江西人、湖南人紛至沓來，相鄰的石屏人也趕來，和當地的彜、傣、基諾、苗各族同胞共同開拓，一度“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倚邦街上曾經矗立的川主廟、石屏會館就是交往、交融的見證。

陳富春帶我們找到倚邦的“百事通”徐輝棋，徐輝棋是倚邦村委會的黨支部書記，祖上是石屏人，到徐輝棋已是第四代，徐輝棋在倚邦街上經營着一家名為“貢茶源”的茶室，品完主人的好茶，徐輝棋把我們引到茶室的後院，說是要給我們看幾樣東西。

在院子一側的牆根下，存放着三塊石碑，徐輝棋說這是當年他的祖輩從土司衙門、石屏會館的舊址上搜羅來的。蹲下身子，從左到右，仔細查看石碑，這三塊碑分别立于乾隆三年(1738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和光緒十四年(1888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石刻文字最為清晰的是距今最為久遠的乾隆年間的石碑，靠近現今的光緒年間那塊倒是文字漫滅，缺漏甚多，難以辨識。我們拍下照片，迅即發給文博部門的朋友求索，朋友遍查文博數據庫，也沒能給出相關的解讀。

三

從倚邦歸來，這三塊石碑萦繞于心，幾經輾轉，我們找到了普洱茶研究者李光品先生，老先生已年逾八旬，40多年前，李光品下鄉曾到徐輝棋家抄錄過這三塊石碑，還記述過其中的内容。他根據這三塊石碑的内容，分别稱其為“禁壓買官茶告谕”碑、“按茶抽收茶銀”碑和“工價截止”碑。

“禁壓買官茶告谕”碑即乾隆三年的那塊碑，所立的背景是曹當齋取得茶山管理權之後，為了讓茶葉生産、交易有一個良好的秩序，遏制官弁和奸商的盤剝，保護茶農的生産積極性。曹當齋何許人也？他本是四川人。雍正七年(1729年)，客居倚邦的曹當齋因平定邊境滋亂有功，清政府授予曹當齋“千總”職務，世襲土司，攸樂、革登、莽枝、蠻磚、倚邦五座茶山歸倚邦土司管轄，其産的蔓松茶成為朝廷貢茶，由曹當齋負責采辦。碑中提到，“普思茶山地方，瘠薄不産米谷，夷人窮苦，唯籍種茶為業得價養生。”并指出奸商為害和官弁為禍，屢禁不絕，為此，碑文重申對賤價壓買，兵役入山擾累的行為以及放借短價滾算者予以重處。

“按茶抽收茶銀”碑規範的則是稅銀。碑中提及，道光二十五年和道光二十六年間，倚邦茶山遭遇瘟疫，“采丁三殁其二”，應征收的貢茶錢糧無法按時完成。此時倚邦土司由曹當齋的兒子曹瞻雲接任，在向思茅撫彜府申請緩減之後，茶葉買賣“每擔抽銀一兩以資辦茶公用”，這樣的形式，“如果商民兩便，準即永遠遵行”，并強調土弁在征收銀兩時，“毋得外加苛索”，而茶商不得“籍詞估抗”。

“工價截止”碑則就茶山“打工者”的撫恤做出規定，由于茶葉經營盈利頗豐，茶商大量使用雇工，這些“打工者”或“趕牛趕馬挽運貨物”或“背負肩挑，腳運茶貨”，或“上山下鄉進出夷地”。由于茶山瘴疠橫行，加之猛獸、盜賊出沒，不少雇工遭遇不測，家屬親眷與雇主時有争端。曹瞻雲在向思茅廳報告之後，思茅廳做出規定，遇到雇工身亡，“照舊于兇信報到該工家屬之日截止工價，其親眷人等不準借端磕索。”同時也提出“如果另有别情，任準控究，但須證據确鑿。”

真是“吳宮荒草埋幽徑”。“禁壓買官茶告谕”碑、“按茶抽收茶銀”碑和“工價截止”碑确是研究普洱茶這段曆史重要的實物資料。後來聽說，徐輝棋先生已将原存于家中的三塊石碑主動送到倚邦村史館，供遊客和研究者鑒賞了。

如何讓大自然的饋贈真正能利國利民，這三碑所示值得普洱茶界有識之士認真探究、借鑒。自古以來，在普洱茶的栽培、生産上，茶農付出最大，卻往往獲益最少，對茶農利益産生直接威脅來自于權力和資本，投機商人編造各種噱頭，炒作“天價”茶，擾亂了茶葉市場秩序，最終坑害的是廣大茶農利益。要維持普洱茶産業的繁榮，管理者需要保護生産、流通、消費等各方面的積極性，要創造良好營商環境，要放水養魚，讓利于民。努力維護公平、高效的市場秩序，從而讓古老的普洱茶産業能持續、健康發展，真正造福于雲南各族群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