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撥浪鼓咚咚響》正在全國路演，7日晚來到南京幸福藍海影城荔枝廣場店。概括來說，這是一部跟土地、相遇和治愈有關的故事，主角指甲縫裡的黑泥、孩子亮晶晶的鼻涕，以及被寒風吹得皲裂的高原紅臉蛋等，都呈現出難得一見的“真實”。

近年來，不少方言電影以當地為背景，講述小人物故事，再啟用素人演員，佳作頻現，不少還是電影節大赢家。比如，以河北農村為背景的《平原上的夏洛克》，講述兩個農民有勇有謀的“土法破案”，豆瓣7.8分；再比如，以杭州富春江畔四個家庭為背景的《春江水暖》，豆瓣7.3分。它們為啥能“出圈”？從《撥浪鼓咚咚響》的觀衆感受和主創采訪中，也許能找到一些“密碼”。

“高端的食材，往往隻需要最簡單的烹饪”

《撥浪鼓咚咚響》在2020年入圍第二十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在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上獲得獎項，還被列入第14屆FIRST青年電影展展映名單。

該片由著名編劇蘆葦監制，青年導演白志強執導，講述貨車司機苟仁和留守兒童毛豆“不是冤家不聚頭”，踏上為毛豆尋父之旅，并漸漸情同父子。

這對“半路父子”，一個是找希望的人，一個是絕望的人，在途中上演一幕幕幽默、苦澀而感人的公路輕喜劇，同時，像電影的英文名那樣，兩人的情感也走向“如父如子”，真摯又純粹。

不少觀衆從中看到了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等溫情治愈類電影的影子，淡淡的感覺，但又直擊人心。

電影被稱為“素顔電影”，毫無修飾的粗粝感，從大銀幕上真實地砸向觀衆：胡子拉碴的陝北糙漢，說着陌生的方言，孩子們玩摔炮，熱鬧的廟會，報數的計算器，黃土高坡上空蕩蕩的盤山公路，工人們依靠小貨車買生活用品，縫在棉服裡的百元大鈔……

路演途中，有觀衆感慨表示，電影展示了毫無濾鏡的陝北鄉村風貌，“高端的食材，往往隻需要最簡單的烹饪”，用這句話來形容《撥浪鼓咚咚響》也很貼切。

還有網友評論：“故事裡，沒有獵奇的視角，兩個小人物在現實的放大鏡下把喜憂苦樂真實地表露出來。這些小人物構成了這個世界的大多數，我們是‘主旋律’。也許這趟旅途中會有苦澀和刺痛，但綻放在夜空中的煙花會點亮我們内心深處的角落。”

素人演員能帶來什麼奇妙的大銀幕反應

該片采用“全素人”演員陣容，留守兒童毛豆的扮演者白澤澤，是從故事發生地陝西清澗縣解家溝鎮的孩子中“海選”出來的，貨車司機苟仁的扮演者惠王軍則是一名出租車司機。

兩位素人演員身上自有的生活氣息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

接受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專訪時，11歲的白澤澤告訴記者，2018年底的臘月拍的這部電影，那會自己8歲上三年級，整個寒假都在劇組，前後差不多兩個月，全是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天氣，所以才會有大銀幕上的凍鼻涕和臉上高原紅這些畫面。

有趣的是，這段經曆他後來還寫到了一次語文考試的作文裡，拿到了43分（滿分50分），老師點評“情真意切”。

惠王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數度哽咽，他坦言，導演白志強是自己的發小，電影拍攝前自己正在人生低谷，狀态跟苟仁很像。

“導演是那種陽光文藝青年，常常照亮我，他約我去聊故事，聊完希望我演男主角。”惠王軍直言，當時很蒙圈，但導演一直鼓勵自己，“他跟我說，要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于是惠王軍繼續一邊跑出租，一邊留起了頭發和胡子，每個月向導演報告長度，“這樣做，是為了達到人物的粗糙質感”，到第三個月，就進組拍攝了。

電影路演以來，很多觀衆在互動中表示，不相信惠王軍是素人，因為演活了糙漢子的各種維度，包括喪子之痛，維系艱難生活之艱辛，一路尋仇的堅定，與“半路兒子”毛豆，從讨厭，到接納，并産生親情，情感遞進處理得很到位。

“我本來就很喜歡看電影，中外的都看，而且日常跑出租車，見識人生百态，也熟悉各種情緒。這次演電影我不僅特别享受，也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惠王軍為了保持入戲，進組後就上交了手機。

如今白澤澤和惠王軍都簽約了影業公司，接演了不少影視劇，包括《我和我的家鄉》《外太空的莫紮特》《凡人英雄》《龍嶺迷窟》等大制作。惠王軍表示，他會堅持開出租車，繼續更多生活體驗，要更有底氣地進入下一部戲。

【對話導演白志強】

記者：您之前是紀錄片導演，這是你的首部劇情長片，拿獎無數，“飄”過嗎？

導演：其實，獲獎時剛好是我的人生最低谷，那會電影還沒找到贊助，負債幾百萬。整個人都有些抑郁。

記者：對，電影裡不少場景能感受到你的怨念。有一輛卡車身上印着“電影廣告招商”字樣，有個欠錢工頭的名字叫白志強。青年導演的處女作大多很辛苦，你具體是怎樣的？

導演：四處碰壁，我們團隊跑了兩百多個廣告商，都沒拉來贊助。

他們都很直接，說我們電影沒有大銀幕的感覺，也沒有網感，還沒有明星演員，土得掉渣。

其實，你剛才也看到我們電影結尾的花絮了，像裡面那場煙花戲非常重要。在農村，小孩特别渴望坐在父親的肩膀上，一個強大的男性是他們安全的後盾，所以從視覺上，這一個特别美好的場景，也代表着他們倆已經成為父子了。

但是我們的道具煙花放完後，劇組老師說，賬上隻有七塊錢了，連加油都不夠。怎麼辦？我們就蹭當地廟會的煙花，他們是一口氣放完的，稍顯多了一些，但我們沒錢重拍，隻好這樣了。

這種苦兮兮的例子還有很多，貨車被困山溝的那場夜戲，拍到淩晨三點，零下20攝氏度，惠王軍的胡子上都結了冰。劇組條件艱苦，沒有“小太陽”，隻能用打光的燈融化胡子上的冰。

記者：這段煙火确實是點睛之筆，觸摸到了人物的内心溫度。那劇組從隻剩7塊錢，到獲得很多獎，這個期間，你是咋走過來的？

導演：我那會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下面5年幹其他活，來補這個窟窿。

後來，我們不抱啥希望地往一些電影節投片子，沒想到火了，在first影展還被加場了。

這種從底端反彈到高空的感覺，真的像坐過山車，天天感覺自己在做夢，反反複複不相信白日夢就這樣實現了。後來還有大單位投資了我們工作室，各方面都有了保障，整個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當時的腦海裡有兩個聲音，一個聲音很理智，從人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平凡的時刻，不要太在意它，要繼續拍作品，用作品說話；另一個聲音是那種強烈地驕傲和開心。因為被投了很多錢，又有一種虛空的感覺，要抓住又怕抓不住那種。

大概用了半年時間，我才回到拍《撥浪鼓咚咚響》的狀态，理解了鄭大聖導演那句話“拍電影就是找朋友，找到理解自己的朋友”。我很幸運，找到了朋友。就是這樣。

記者：你是西安美術學院畢業的，對做電影導演有啥幫助？

導演：我的專業是畫畫，美術學院的學習氛圍很開放很包容，大家整天思考、探讨藝術話題，後來我又學了攝影，還做過話劇，學表演和劇作寫作，還玩過樂器，就是很喜歡折騰。沒想到這些融彙到一起，給我帶來了很不同的創作感受。

記者：《撥浪鼓咚咚響》關注留守兒童，故事靈感來自哪裡？

導演：拍攝紀錄片《邊走邊唱》時，在一所學校留宿，發現這裡的孩子都是留守兒童。其中有一個孩子跑出去找爸爸被村長拽了回來，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煙花。那時就埋下了種子。

記者：這些年，不少青年導演的處女作，都以他們的家鄉為背景，用素人演員講小人物的故事，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比如，以河北農村為背景的《平原上的夏洛克》，杭州的《春江水暖》。你認為你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呢？

導演：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長的陝北人，拿我們陝北來說，常常有一些外面的導演，來拍我們大山的故事，最後拍出一個“看上去是我們”的電影，而我就是從陝北大山出來的，離開過大山，現在又回頭看大山，也許還帶着鄉愁，但我離他們更近，我也更了解他們。我想，其他地方的青年導演大概也是這樣的思路。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孔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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