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然書籍制圖：16世紀人體解剖和醫用植物書籍中的圖像、文本和論證》，[日]楠川幸子 著，王彥之 譯，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圖畫可以被當作一種對古代或現代分歧皆适用的裁決權威

16世紀中葉，約于印刷術出現的一百年後，印刷書籍在歐洲已無處不在。那時的印刷書籍已然成為醫學學術研究的基礎，以及有學問的醫師們發表他們的發現與論證的主要媒介。印刷書籍作為一件物質産品，不是憑空出現來表達思想的。作者們需要克服并且駕馭那些支配書籍生産的技術、資金和其他條件，才能使他們的見解得以出版。雖不充分，但這些是把圖畫包含在與自然相關的學術書籍内所需的必要條件。

或許正是因為把圖畫安插在印刷書中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與金錢，想要在書中使用它們，背後須有堅定的認識論、本體論或學術上的理由。對偶性、外在形式與規範人體的信仰是富克斯、格斯納和維薩裡的文藝複興項目下的有力支柱。相反的，為何像科爾納瑞斯或迪布瓦這樣同樣擁有古典傾向的醫師，卻不認可圖畫在恢複古代知識中的作用，其背後也有着合理的理由。不過，擁有大學背景并且在他們的書中使用了圖畫的醫師們也有着其他原因驅使着他們的決定：就馬蒂奧利來說，這是用來提升權威的方式，抑或像歐斯塔基和普拉特那樣，分别用圖畫來批判和經典化維薩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圖畫使用的背後有着堅定的智性理由，富克斯這樣的作者也未必會始終用單一的方式來使用它們，就像他對植物通志的拉丁語評注雖對他而言可能是知識最重要的呈現形式，但他不認為這就是唯一的形式。通過縮減、翻譯及重新排列，富克斯的通用知識得以根據更為本地化的需求與市場進行了調整，而該過程也轉變了他的圖像的功能。印刷商的複制實踐也意味着富克斯在《植物史論》中運用圖畫的方式無法保持一成不變，因為他的圖畫被複制到了不同的書籍與研究之中。而維薩裡的圖像則面臨着更多不同的命運。

在受古典啟發的拉丁語學術研究書籍中，富克斯、格斯納與維薩裡使用的圖畫卻反映了作者從當時的争議中打磨而成且個人相信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這些方法皆享有同一個特征，即期望通過對植物或人體外在特征的研究，設法觸及其本質上的某些東西。簡單地将這些手段稱為“觀察法”無法公平合理地展現出它們被架構的方式——偶性的匹配、自然之象形文字的追蹤，或規範目的論的建立。不僅如此，圖畫還可被當作一種對古代或現代分歧皆适用的裁決權威，意在說服讀者信任每位作者所貢獻的知識的正确性。因此，除了展現出作者在觀察上的态度以外，圖畫所起到的作用要根本、廣泛得多。

确實，在富克斯、格斯納和維薩裡使用圖畫的時候，盡管他們一貫堅持親身經曆的重要性，但圖畫從不曾是他們所觀察的實際樣本個例的精準描繪；這些作者極少使用那套将展現個别事物的同代“仿造品”圖像稱為真相的策略。相反，個體的瑕疵被忽略，變種被合并到一株植物之中；被視為無用的結構被默默放棄；罕見的小骨和肉眼不可能看到的靜脈變得可見。這些圖畫所體現的是某種一般的或理想化的物體——超越了自然界中的個别實例并且可以用完整（absolutus）這個形容詞描述的東西。即使當歐斯塔基——另一位擁有大學背景并且尊崇蓋倫的醫師——選擇回避這種對于圖繪的一般化，堅持描繪個别、獨特的器官的時候，他将這每一個器官視為一種更普遍的自然法則的具象化，而格子系統則為他指出個别器官之間的共同特征與變異之間的共同特征提供了可能。

這些圖畫并非可有可無、放縱肆意的文本添加物，文本也無法自給自足，充當論證的唯一載體。文本與圖畫合作産生了一種有力的論證形式——将展示與說服一并包括在内的視覺論證。憑借這種視覺論證法，富克斯、格斯納與維薩裡立志要讓他們的知識具備一般性與全面性。希望我已成功證明，他們是在依據各自的學術标準“科學化”自己的知識，而且圖畫是該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這些醫師對人們在印刷本中閱讀他們的知識的想象，影響了他們排列文本、圖像以及建立論證的方式。維薩裡使用頁内行與行之間的空白，指導讀者在他的文本與版畫之間來回查閱，以此方式來引導他們理解人體。換言之，他為在讀者的腦海中塑造出一種對人體合理正确（就他而言）的認識時，把這本書當作了一個整體。普拉特複制了維薩裡的圖畫，卻未效仿其結合了文本與圖像的整體結構。反而，他将文本和圖像分置在不同卷中，建立表格式劃分來引導讀者通讀文本，然後再将他們引向蝕刻版畫中的個别人體部位。通過反複閱讀這些劃分項，讀者逐漸在腦海中形成對人體的理解。

由常見器具制成的活體解剖與解剖工具陳列：鋒利與粗鈍的理發師剃刀（F，左前角）；用于刨筆的小刀（G，左後角）；把餐叉的叉尖锉小并拗成半圓形所制成的鈎子（L，在 G 和 H 的前方）；用蘆葦制成的管子，用于給人體部位充氣（R）；普通的彎針（N）被插在一團粗線球裡，若是出于綁紮血管的目的，用于縫合紙張成冊的德國線繩最為理想。來自安德烈·維薩裡，《人體的構造》（1543），235，局部。倫敦惠康圖書館。

像維薩裡和普拉特這樣的作者不單單是在書頁上草草地記下他們的想法；他們還試圖去塑造讀者的體驗與理解。書籍還影響了格斯納的研究方法：一頁頁的圖稿構成了一本未來的圖書的“劄記”，且上面布滿了他所寫的那些跨時間與空間的植物文字描述，以及他通過其他書籍得到的研究問題的答案。這種文字表達使得他的圖畫能夠像書頁一樣被“閱讀”。以上論點強調了一個事實：這些作品是作者企圖在讀者心中建立一個對植物學或解剖學的全面準确的認識，并且對書籍形式進行挖掘以實現他們的目标的學術項目。為數不多的闡述了如何能從圖畫中獲得這種認識的人是格斯納，他認為人們如若想要通過栩栩如生的圖像領會某個“東西本身”或它的形式，則必須把視覺置于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本研究中探讨了其作品的16世紀擁有大學背景的醫師——包括那些反對使用圖像的人——持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價值觀，例如拉丁語與希臘語的重要性、古典著者的權威以及知識的等級體系。當對圖畫的使用引發争議時，受牽連的顯然還有更多。

确切地說，有關什麼才是知識的正确形式的方法與假設立刻會遭到懷疑，且難以在圖畫層面上得到解決。正如我們在富克斯、埃格諾爾夫和科爾納瑞斯之間，格斯納與馬蒂奧利之間，還有維薩裡和歐斯塔基之間的争議中所看到的那樣，有關知識問題的争論還導緻了對個人的性格與道德品質的質問。這或許是在用一種迂回的方式向我們承認，人文主義的學問并非天生就是視覺的，也不必然需要某種常見的視覺體系。還有另一個要素也是如此：學者的閱讀習慣。

閱讀16世紀附圖書籍，可以發現什麼？

16世紀時，像托馬斯·洛金（Thomas Lorkyn，1528—1591年）這樣有學問的醫師可以接觸到包括富克斯和維薩裡精心打造的巨著在内的許多書籍。洛金于1552年在劍橋大學獲取學士學位，1555年得到碩士學位，1560年被授予醫學學位，1564年成為劍橋大學的醫學教授，他的嶽父約翰·哈徹（John Hatcher）也曾任此職位。我們從洛金的遺産清冊中得知，他逝世時共持有588冊出版物，其中大部分仍藏于劍橋大學圖書館，且内含不同數量的由洛金本人留下的注釋。

洛金去世時的藏書中并沒有富克斯的《植物史論》（1542年），但他很可能保留了一本從哈徹那裡繼承來的小開本的版本（在遺囑查驗時被估價為12便士）。洛金有一本1558年版馬蒂奧利對迪奧科裡斯《藥物論》的評注，在遺囑中被估價為13先令4芬尼（或1馬克），與他那本維薩裡的《人體的構造》的1555年修訂版價值相同。洛金對這些醫學文本的研究透露着一定程度的學究氣。他把馬蒂奧利于1560年代所作的評注版本和自己1558年版的印本相比較後，将前者的内容吸納進了自己的版本。他還在印本中關于petasites的那一頁上評論道，馬蒂奧利認為富克斯所說的petasites即為tussilago major，并且在有關tussilago的那一頁上注明了它的效用。

洛金注釋的範圍并不局限于文本。比如他曾為lens palustris的圖畫添了四片花瓣——一個馬蒂奧利沒有展示的細節。這種圖繪注釋并非沒有先例，馬特斯·西爾瓦蒂克斯（Matthaeus Silvaticus）編纂的《醫學百科全書》（Pandectae medicinae，1499年）的一位細心讀者就不僅對文本進行了評注，還頻繁地在頁邊空白處添畫了草圖。這本印本也曾歸洛金所有，盡管這份證據可能略顯不足，但我們仍應注意，閱讀或标記的習慣或許也能通過書籍本身進行傳播。

在讨論植物“linostosis”（mercurialis）的文本旁的頁邊空白處的一幅植物圖畫。這本西爾瓦蒂克斯的著作印本曾歸托馬斯·洛金所有，但頁邊空白處的注釋（總結了mercurialis在軟化胃部和緩解腸胃脹氣方面的醫用功效）不是他所留下的。馬特斯·西爾瓦蒂克斯，《醫學百科全書》（1499年），112r。劍橋大學圖書館，inc.3.B.3.68［1602］。

洛金應該是通讀過維薩裡的《人體的構造》（1555年）的，因為他的印本無論在文本、圖像還是正誤表上都布滿了注釋和标記。洛金在讀完有關五具頭骨的描述後，在擁有“自然”形狀的那一具上作了标記，并按照書中讨論的順序為其他幾具擁有非自然形狀的編了号。他還把全身的人體畫像當作其他較小結構的圖像的參考對象。他所作的關于頭骨的筆記以及其他圖像的注釋包含了其文本描述的要點，且起到了文本摘要或提示的作用。洛金在圖像上标注的參考頁碼是維薩裡沒有提供的連結，可見他創建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前後穿插于整本書的交叉參考系統。

在另一處，我們幾乎能看到洛金正順着維薩裡對延髓背側凹陷處的下半部分（我們所說的菱形窩）的描述（呈三角形且頂部形似蘆葦筆筆尖）在思考，這是一個希羅菲盧斯和蓋倫（《論解剖程序》，9.5）也曾提及的特征。在這一頁上，洛金自己畫了一幅筆尖圖。

托馬斯·洛金畫的長有四片花瓣的lens palustris圖。來自彼得羅·安德烈亞·馬蒂奧利《評注》（1558年），549，局部。劍橋大學圖書館，N*.7.5（B）。

洛金作了最多注釋的印本是瓦賽的《人體構造四表》（1541年）。他好像是以兩先令的價格購得此書的，但它到遺囑查驗時已貶值為16便士。在該印本的空白頁中，洛金用制表的方式對維薩裡和迪布瓦的解剖學觀念進行了延伸比較。他還記錄了自己于1564/1565年與1566/1567年在劍橋大學實施的兩場解剖的細節。有趣的是，洛金在他的科隆博（Colombo）《論解剖》（De re anatomica）的印本中作了大量注釋，不僅列出了科隆博對維薩裡的種種批判，還舉出了維薩裡和迪布瓦之間的更多分歧。然而，洛金似乎沒有花多少精力把這些注釋整合到他的《人體的構造》印本中，不過寥寥幾條評論而已。

洛金在他的《人體的構造》印本中寫下了他自己創建的關于展現其他人體結構的圖像的交叉參考信息。例如在此人像的肩膀上方所寫的“fol.184and304”指的是喉軟骨和喉部肌肉的木版畫，而“fol.141”和“fol.173”分别指的是手和腳的骨骼的圖像。來自安德烈·維薩裡，《人體的構造》（1555），203。劍橋大學圖書館，N*.1.1（A）。

洛金過世時，他的馬蒂奧利和維薩裡的書卷均被估價為每本1馬克，并非他藏書中最昂貴的。三卷本的《植物通志》（Historia generalis plantarum）的估價為4馬克（53先令4芬尼），而蓋倫的《作品》是3英鎊。在洛金的遺囑清冊中，6便士足以購買任意一本以下書目的印本（大概率為二手書）：希波克拉底的《箴言》、迪布瓦的《如何制藥》或《論發燒》（De febribus）、居伊·德肖利亞克的《手術》（Chirurgia）、科爾蘇斯（Celsus）的《醫學論題》（Deremedica）、阿克圖阿裡烏斯（Actuarius）的《尿論》（De urinis）、茹貝爾（Joubert）的《論實用醫學》（Practica）及布拉薩沃拉的《論藥用物質》（De medicamentis）。

因此，《人體的構造》（1555年）的估價在1590年左右的劍橋是一本二手教科書均價的二十七倍，而瓦賽那本頁邊留有大幅空白的手冊價格僅是均價的2.5倍。富克斯曾評論維薩裡的《人體的構造》對學生而言過于冗長複雜，而《人體的構造之摘要》與其他教科書相比又太過簡練（于是他不出所料地給出了自己用于解剖學和解剖操作的教科書）。盡管維薩裡頻頻在書中與新手讀者對話，期望能啟發盡可能多的人，但《人體的構造》顯然不是一本受衆為學生的教科書。洛金顯然仔細通讀了《人體的構造》。洛金的藏書中尺寸較小的書籍，一部分為他繼承得來而非自己買來的，沒有或極少有标記，而較大、較昂貴的書籍明顯博得了他更多的注意力。

在這一圖像中，洛金畫了一幅筆尖的圖畫，與維薩裡針對背側延髓凹陷處的形狀做出的類比相呼應——事實上這一類比可追溯至蓋倫。來自安德烈·維薩裡，《人體的構造》（1555），766。劍橋大學圖書館，N*.1.1（A）。

對洛金書中注釋的采樣突出了他閱讀書籍的不同方式：把書中的内容與他在别處讀到的東西進行整合，或标出其間的差異，概括文本的主旨，添加圖像，創建自己的交叉參考體系，在書頁上畫畫，為自己的閱讀、理解與知識制表，記錄自己的解剖過程。他沒有依附于任何單一的閱讀或研究書籍的方式，也沒有追随任何一名權威。他的閱讀習慣表明，無論一本書造成了多大的轟動，都不會改變或使這些博學的醫師讀者們從書中理解或接受論證的方式标準化，不管該論證是否是視覺上的，都是如此。當然，以上都是閱讀所留下的痕迹，并非對圖像本身的情緒或其他反應。16世紀的人們對于圖像和視覺論證的地位或有效性未達成共識或許也不足為奇。

可見，該時期學識淵博的學者們對于在調研、認識自然的過程中使用圖像，有着各種各樣的不同立場。這種多樣性将16世紀與其後的時期區分開來，正如達斯通和加利森于近期所說，後者可以說或多或少有着用“科學圖解集”的方式去訓練、使自然研究者的雙眼标準化的共同需求，超越被觀察的細節、對事物進行概括的傾向也于之後被保留在了關于“自然真相”的範式中。

洛金在瓦賽的表格旁用制表的方式整理了自己的解剖知識。他先将自己對人體的探索分為兩部分：其一為物質與形态的結合，其二為人體部位的功能、活動與作用。來自盧瓦斯·瓦賽，《人體構造四表》（1541年），A［iv］vandBr，頁面尺寸29cm×19cm。劍橋大學圖書館，N*.3.17（B）。

我所探讨的案例皆來源于像望遠鏡和顯微鏡這樣增強視力的儀器被引進之前的時期。如範·黑爾登所指出的，像望遠鏡這樣的新儀器使得為天文學創建一門全新的“視覺語言”十分必要，确實，對讀者日常接觸不到的器具的使用，進一步增加了說服讀者信任那些儀器，以及依靠它們得出的推論的可靠性的需求。但這不意味着在引入這些儀器之前，16世紀的醫師們展開視覺論證就會更簡單或不那麼必要，因為他們知道可供解剖的人體或稱職的解剖學家并非總是存在，某些外來植物也不是他們的讀者們所能獲得并種植的。

當然，伽利略很快便會宣稱自然的書籍是用數學的語言書寫的。自然和宇宙的基本結構的許多其他模型也将擁護追随他的主張。将這一結構變得可見一直是科學界最重大的任務之一，而曆史長河中關于這一任務的一大重要時刻可以在16世紀的書籍中被找到。富克斯、格斯納和維薩裡很可能是試圖在與自然相關的印刷書籍中引入這種視覺科學論證的第一批作者。

本文節選自《為自然書籍制圖：16世紀人體解剖和醫用植物書籍中的圖像、文本和論證》，較原文有删節修改，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楠川幸子

摘編丨何也

編輯丨張進

導語校對丨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