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廠嗜金石并庋藏大量金石碑版拓片等，在易大廠仙逝之時所存遺物中有“精藏書畫數十箱”，可見數量之大，其中也必然包括其所收藏的金石藏品，可惜後來此數十箱藏品流向何處未知。未發現易大廠藏品“著錄”等記載文獻，現就現有的文獻資料進行有限的考察。

易大廠與鄒安讨論金石信劄

易大廠收藏金石的時間至晚始于中年，搜求各種金石器物拓片等，李尹桑在1918年謂：“鄦齋藏《十六金符印存》古玺千餘鈕，昕夕觀玩，得此意趣，為萬起仁兄刻之，戊午十一月，秦齋。”是年易大廠四十六歲，這是所能見到最早的關于易大廠搜藏古物的記錄。李尹桑此處所說之“鈕”顯然不是印蛻，而是原印，可見易大廠收藏之豐，奇怪的是在易大廠的其他文獻中皆未有關于其自藏古玺千鈕之說。《十六金符齋印存》為吳大澂（1835—1902）輯其所收藏的二千三百餘方古印集，是晚清時期僅次于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的一本重要印譜，對印學界影響很大。“于同治十三年（1874）編成《十二金符齋印存》二冊。于光緒十一年（1885）增補成《十六金符齋印存》十冊。光緒十四年（1888）吳氏任廣東巡撫，在黃士陵、尹伯圜的幫助下，又增補成《十六金符齋印存》二十六冊。”在吳大澂晚年，大部分藏印散佚，其中安徽徐士恺（1844—？）獲得最多。餘下印盡傳其孫吳湖帆（1894—1968），吳湖帆亦嗜金石書畫，極力搜尋之前散佚的《十六金符齋印存》原印，最終得一千餘方并輯《十六金符齋遺印》。吳大澂在1902年逝世，其玺印在其晚年散出，此時易大廠二十歲左右，如此年輕就獲得《十六金符齋印存》千餘鈕，從其經濟實力和學術資曆來看都不太可能，唯有借助家族實力完成或在易大廠留學回國之後于戊午年之前不久完成。考察易大廠藏品，其《魏齋印集》一、二冊共收集古印80方，與《十六金符齋印存》和《十鐘山房印舉》勘校，幾無重疊者，故此集印非出于《十六金符齋印存》。易大廠晚年經濟拮據、疾病纏身，其所收藏的這些古玺被出售而維持生計也并非不可能。另一種可能是，李伊桑誤言為原石，實為據印蛻所編輯而成的印譜。

易大廠跋《厘□饧車之玺》

同為1918年，易大廠在廣州期間，“恣意搜求北朝石刻精拓”，這也幫助其對金石拓片搜藏不斷。易大廠在《玦亭玺印集》序中透露出其一生為金石書契而耗費大量金錢，以緻節衣縮食。當時印刷技術還不夠發達，古人研究、鑒賞先賢作品并不像當下可輕而易舉地通過印刷物、電子影像、博物館等獲得，故而，其對金石器物的收藏通過更為直觀的資源獲取并進行研究，在易大廠治印邊款中屢屢記述其仿“泉”“磚瓦”“三代青銅銘文”“封泥”等等，從反面證明其所庋藏器物的豐富，如其曾自述：“餘于裡門獲古泉。”也即易大廠購藏古錢币并對其文字進行研究應用。

從《華南新業特刊》獲知，易大廠還藏有北魏正光四年的《馬鳴寺根法師碑》，此拓帶額，呈凸形，上方一行陰文“馬鳴寺”三字，下方則為陽文“魏故根法師之墓碑”八字，碑文正書共廿二行，每行三十字，碑文記載根法師一生事迹。碑出土于山東省廣饒縣大王橋，現藏于山東省石刻藝術館。碑于清中期後開始有斷紋，鹹豐、同治年間斷裂為三。易大廠所藏拓本為線斷本，左右兩邊殘缺不全，但字口清晰，為精拓本。從文獻上可知易大廠還藏有《石門頌》《厘□饧車之玺》《爨龍顔》《北魏樂陵郡守諸葛地得造像》《北齊郭市和造像》《北周要經洞摩崖》等等，這些對于“數十箱”來說僅僅是九牛一毛而已，隻是由于戰亂之時局不穩定，易大廠部分藏品散佚，其仙逝之後留給其子小廠的也僅僅是其自用印和部分未出版手稿而已。

易大廠跋自藏《□尊銘》拓本

另外，易大廠與鄒适廬（1864—1940）有一段緊密的金石捶拓、考釋交往，在二十來日中，易大廠與鄒安頻繁通信達七封。信件内容是關于青銅器捶拓與考釋問題，這些内容發表在《美術生活》雜志。《美術生活》于1934年4月1日創刊，1937年8月停刊，創辦人兼發行人為金有成、俞象賢，在30年代的上海風靡一時，甚至名蓋《良友》，此時易大廠為雜志特邀編輯，主要負責“金石研究”專欄，易大廠在此雜志上也經常發表書畫篆刻及金石考釋的文章。易大廠邀請鄒安之子到上海捶拓青銅器并盛贊其“精湛已極，較之愙齋着錄有過之之觀”，再将拓片寄給時在杭州的鄒安考釋，信（信件未注年，應在1934—1937年之間）中涉及青銅器共三十二鼎，這麽短時間内涉及這麼多器物，可見易大廠在金石研究方面的視野。易大廠對鄒适廬金石考釋學術十分贊賞，稱道“尊論何止引為同調，直金石之言耳”，并派專車接送其到刊社做金石考釋等。

洪權：廣州美術學院

本文刊發于《書法研究》2019年第4期，原題為《易大廠金石活動考察研究》，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