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自己的心态，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着極為明确地表示，他在此文中說過這樣被後世廣泛引用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而後他提及自己受腐刑乃是天下的極刑，但即使這樣為什麼還要活下來呢？他接着說道：“所以隐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

司馬遷明确地表示他想活下去的原因就是因為史書沒有寫完，同時他引用了很多曆史名人因為受難而努力撰述的掌故：“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路過古橋

接下來，司馬遷在此文中講述了自己撰述史書的整體狀況，以及他希望自己的撰述能夠流傳于後世，讓人們知道真實曆史的心态：“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由以上這段話可知，他所撰的史書總計由五部分構成：《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總計一百三十篇。這部書的内容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到漢武帝太初年間。按照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中的統計，《史記》一書共寫了“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曆史。而本書的撰書體例，張大可認為“《史記》的五體均為司馬遷所創造”。劉知幾在《史通》卷二《列傳》中亦提到了《史記》在撰寫體例上的創造性：“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補《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草創，始自子長。”

景區内的第二個入口

劉知幾在這裡将《史記》與《漢書》并稱，而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中的評論方式也是如此：“吾國史學，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馬遷、班固。”後世亦将《史》《漢》并提，有人認為《史》高于《漢》，也有人認為這兩者順序應該倒過來。而早在東漢就有人對《史記》一書提出了批評，《後漢書·班彪傳》載有班彪所撰的《略論》一文中說過的這樣一番話：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至于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以多閱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笃，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山門

班彪說一百三十篇的《史記》其實不缺，其中缺了十篇，此事暫且不論，但班彪認為《史記》一書記載的史事有的太過“疏略”，同時他不贊同司馬遷的學術觀，他認為司馬遷崇尚道教而輕儒教，尤其《史記》中的《貨殖列傳》輕仁義而以貧賤為羞，同時該書還強調俠客精神。這都不是儒家觀念所提倡者，但是從文筆而言，班彪還是認為司馬遷有良史之才。

班彪的觀點為其子班固所繼承，其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過同樣一番話：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缪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敝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故謂之實錄。

古老的路

若從内容來論，司馬遷确實重視農商，因為《貨殖列傳》以專篇來論述經濟問題，因為司馬遷認為：“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司馬遷說人們對物質的需求是發自本能，而社會的分工推動了經濟發展，這一切并非政治力量所能決定的。他強調隻有吃飽飯了，人們都有榮辱觀，而後才會變得有教養：“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歸焉。”

繼續向上攀登

所以司馬遷認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明确地認為過富裕的生活是人的本性，這是不用學而天生具備的本能。而後他說出了這樣的名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正是司馬遷的直率，而受到了班彪、班固以及後世的指責。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認定司馬遷崇道貶儒，顯然是以偏蓋全，因為儒學的創始人孔子的第一篇完整的傳記就是司馬遷所寫。這篇傳記就是《史記》中的的《孔子世家》，錢穆在《孔子傳》的序言中稱：“西漢司馬遷《史記》采集以前各書材料成《孔子世家》，是為記載孔子生平首尾條貫之第一篇傳記。”

牌坊

然而有人會說，《論語》一書中更多的記錄了孔子的言行，對此，董敏娜在《論<史記>對孔子形象的重塑》一文中說：“《孔子世家》是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孔子傳記。在《史記》之前，有關孔子生平言行的資料基本上都保存于《論語》之中，其材料雖豐富翔實，卻沒有完整的體系。”

對于司馬遷所撰《孔子世家》，錢穆在《孔子傳》中說過這樣一段話：“然司馬遷之《孔子世家》，一則選擇材料不嚴謹，真僞雜糅；一則編排材料多重複，次序颠倒。後人不斷加以考訂，又不斷有人續為孔子作新傳，或則失之貪多無厭，或則失之審核不精，終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别成一惬當人心之新傳。”

兼做導水渠的路

雖然錢穆指出《孔子世家》中存在一些材料不真實的問題，但他同時也說在《史記》之後有不斷的人為孔子作傳，但沒有一篇能夠超過司馬遷所撰《孔子世家》。而司馬遷也是第一位把孔子譽之為“至聖”的人，他在該文中對孔子的偉大有如下的贊譽：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容，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終于到了最後一進

雖然說在司馬遷之前也有人稱孔子為聖人，比如《孟子·萬章下》載有孟子所言：“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說孔子是集大成者，但他并沒有說出“至聖”這個詞。後世稱孔子為至聖，乃是自司馬遷始。所以李景星在《史記評議》中說：“天地明，難以形容；聖如孔子，亦難以形容。孟子稱為聖之時，已是創論。而史公世家，更稱之為聖，尤為定評。自是之後，遂永遠不能易矣。”

司馬遷對孔子的重視還不僅于此，因為《孔子世家》一篇中還載有孔子去世後的事迹：“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複盡哀；或複留。唯子贛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裡。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後從政。”對此，董敏娜在文中總結說：“通覽《史記》全書，司馬遷所錄君王賢人如此之多，卻沒有對任何人死後的哀榮做記載，唯獨記載司馬遷心目中的‘至聖’——孔子。孔子死後所獲得的哀榮，正是對其一生作為道德上的偉人，學術上的典範的總結與肯定。”而内藤湖南認為《史記》一書所用的撰寫理念也同樣是效法孔子的《春秋》：“就全體而言，《史記》是采用了孔子《春秋》之義法的。”這些都說明了司馬遷對儒家創始人孔子的高度看重。

司馬遷墓處在山頂

對于《史記》與《漢書》孰優孰劣的問題，後世有不同看法，比如劉知幾就認為《漢書》高于《史記》，因為《漢書》的文字更謹嚴詳細，然持這種觀點的人卻忽略了司馬遷寫的是通史，而《漢書》乃是斷代史。更何況，作為正規史書這種題材，司馬遷才是發明者，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稱：“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于文，班固則密于體’，以是為《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為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

趙翼強調司馬遷的首創之功不容忽略，因為最難者就是創造，而汪高鑫在其專著中又提到了《史記》一書在體例中也包含了撰寫者的思想：“司馬遷撰成《史記》一書，标志着我國紀傳體通史體裁的創立。而這一紀傳體通史體裁的創立，不僅是曆史編撰學的一大突破，更蘊含了司馬遷的大一統思想。”範文瀾在《正史考略》中指出：“《本紀》十二之數，是效法《春秋》十二公而作。”

山頂景色

其實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于人物的編排上面也有着仔細的考量，比如有人批評史記中的《本紀》，因為《本紀》寫的都是皇帝，然而項羽沒有當過皇帝，《史記》中卻有《項羽本紀》，司馬遷為什麼要自亂體例呢？錢穆認為司馬遷這麼做有着仔細的考量：

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中間所謂“秦楚之際”的一段計有五年，太史公把來放在項王身上。《本紀》本隻是把來編年的，那麼項王這幾年也自該稱《本紀》了。但太史公《史記》又并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在這一顯然不妥的題目下，卻自見太史公有一番深遠的意義。秦亡了，漢沒有起，中間有項羽，然而他又不為一個朝代，隻是一個人物，因此他雖是位為西楚霸王，而《史記》不稱《西楚霸王本紀》。雖則大家都稱他項王，太史公文章裡也有稱項王的，但題目上則稱《項羽本紀》。這實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處。

司馬遷祠

可見，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書無論在搜集資料、人物撰寫以及内容安排方面，都有着仔細的考量。而《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寫法，正是其重要的發明。對于這個發明，白壽彜在《中國史學史》中稱：“從史學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還在于《史記》善于透過人物的言語、活動和遭遇，去揭示當時的政治情況，去說明、判斷曆史問題。”而《史記》同樣是著名的文學作品，白壽彜又稱：“《史記》擅長寫人物的對話，并注重刻畫人物說話的口吻，表現其神情風貌。司馬遷還善于寫場面、寫戰争，如《項羽本紀》寫钜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戰，《淮陰侯列傳》寫韓信破趙之戰，《李将軍列傳》寫李廣對匈奴作戰，都是脍炙人口、千古傳頌的名篇。”

司馬遷所撰史書最初并未定名，故當時人們将其稱為《太史公書》，有人說到東漢，也有人說到三國時這部書才定名為《史記》，但是司馬遷寫出該書後并沒有傳布天下，他去世後他的外孫楊恽将這部書傳播開來。《漢書·司馬遷傳》中稱：“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恽，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祠堂内的碑刻

然而後世所看到的《史記》有一部分已經不是司馬遷著作的原貌，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就談到了《史記》有後人竄入處：“《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餘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雲雲。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

《史記》中記載了司馬遷去世後的事情，顯然這不是作者本人所為。但即便如此，這絲毫不影響《史記》的偉大。

懸崖下的枯樹

司馬遷去世于何時，史無記載，關于其死因，東漢衛宏在《漢書舊儀注》中稱：“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關于何為怨言，有人認為就是他寫的那篇《報任安書》，然這種猜測畢竟難以找到史料佐證。其去世後則葬回了他的家鄉芝川鎮，芝川鎮處在韓城，康熙版《韓城縣志》中載有司馬遷墓的狀況：“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鎮南嶺上，西枕梁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于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家，巍然其巅，祠壁石墨林立，代有名作。家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

山頂上的古松柏

對于司馬遷墓最早的記載，應是出自郦道元《水經注》在陶渠水注中的所言：“又東南迳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柏。《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

看來早在一千七百餘年前，司馬遷墓就處在此處，而其墓留存至今，這當然是後世不斷修葺的結果。李大可的專著中載有北宋治平元年，太常博士知同州韓城縣事李奎所題之詩，該詩中有：“荒祠臨後土，孤冢壓黃河。”之句，可見在北宋時司馬遷墓已經殘破。宋宣和七年，韓城縣知事尹陽對司馬遷墓做了修整。金大定年間，韓城知事趙振在其所撰《大定己亥修太史公墓小碣》中又談到了對司馬遷墓的整修過程：“（司馬遷）及其卒也，葬于梁山之崗，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曆久，舊冢傾頹。今春姚定乃率裡人命工修複，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這樣的修整一直到清代，仍然有多次。

司馬遷墓外觀

2012年4月11日，我在山西運城一帶尋訪，從地圖上查得這裡距陝西韓城不遠，于是特意請朋友安排車帶我前往該處去瞻仰司馬遷墓。司馬遷祠與墓位于陝西省渭南市韓城。出通化再上209國道，二十餘公裡到河津市西轉上108國道，5公裡後駛上G5京昆高速，5公裡後跨過黃河進入陝西境内。眼前之景十分開闊，司機說這是黃河最寬的一段，再行40餘公裡到達韓城。

繼續南行幾公裡，駛上架空極高的大橋，從橋上望下去，一眼就看到了山體上“司馬遷祠”幾個大字。字的下面是一陡峭的山體，上面蓋着一些古建，那定是司馬遷祠所在。然而高速卻無出口，隻能繼續前行，之後所行駛的5公裡路途，其路邊大約每隔1公裡都有司馬遷祠的指示牌。從芝川站下道拐上一條不窄的柏油路，約行5公裡到達司馬遷祠前面的停車場，整個停車場還未完工，汽車胡亂地停在土堆的空地間，而停車場前面的廣場卻已完工，售票處就在廣場的入口，門票50元。這麼大的建設規模50元不能說貴，隻是這一段路太長，路面全部用青石鋪就，每隔10米兩側都是花壇，每個花壇中有一個腰鼓狀的裝飾物，我猜想可能是路燈，但高度不足二米，不知如何照明，廣場很寬，約有50米，長度也在300米以上，因為剛建成沒有一棵樹，若是到了夏天，走過這一段長長的路估計能把人曬暈。

畢沅所書墓碑

路的頂頭是高大的司馬遷塑像，走近觀之，似乎是做工不夠細膩，然塑像後并不能直接穿行，因為後面是一條河，路到此左轉，穿過幾十米長的一個古橋，這個橋的确是舊物，因為橋面的石闆已磨損得很嚴重，開裂處用鐵铤鉚在一起，這種工藝應該是幾百年前的手藝，張大可在文中寫清康熙十七年，韓城縣知事惟世琪大規模地整修了墓祠，不知道這些鐵铤是不是當時所做者。

過河之後沿坡上行即到了收門票處，其售票處與檢票處如此之遠，我所遇到的隻有洛陽龍門的白園跟此有一比，來時朋友除了讓用他的車，還讓他的辦公室人員小秦陪同，她覺得景區太大，我們找起來太費力，堅持請了一位導遊，付費50元，導遊的确講得很詳細，稱腳下的這條石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向前追溯二千多年，都是沿這條路前往西安的，路面的石闆均為大小不同的長方體，每塊石頭的四腳已全部磨成圓弧狀，現在古董造僞最發愁的就是難以仿造出器物的歲月磨痕，而這條石道上的每一個石塊卻是渾然天成的感覺，肯定令今天的造僞者自歎弗如。

墓頂上有柏樹

在石路的半途有一個幾平方米大小的小廟，導遊說是姜太公廟，是清代康熙年間建的，為了讓這條路上的小鬼不傷行人。上到一半沿右路上行，此路面為磚砌就，兩邊以碎石相嵌，奇特之處是路呈倒梯型，中間凹，兩邊高，腳邁在這個路上很不容易保持平衡。導遊解釋說這是因為此山為黃土結構，下雨則很易水土流失，古人奇思妙想，用這種辦法修路，平時當路，雨時當水渠。之上則是一小型山門，山門向上為99級石階，導遊又解釋一翻99之說，這一段似乎就是附會了。但我也感謝導遊小姐一絲不苟認真地講解。

台階之上則是幾畝大的平地，建有司馬遷祠，祠的正中司馬遷彩塑端坐其上，導遊稱是宋代的原物，然而塑像前有玻璃遮擋，無法拍照。導遊又讓我等注意司馬遷的臉是略偏北方，而非端坐直視，她解釋說因為司馬遷為李陵之事受了宮刑，而李陵卻投了匈奴在北方，因此司馬遷一直遙望着北方，希望他自己的冤情能夠得到昭雪，我請問她為何司馬遷選在這官居道險要處做為自己的長眠地，導遊說司馬家族有墓地離這兒有十幾裡地遠，但古人認為發膚受之父母，殘缺了則無顔見先人，所以司馬遷生前在48歲受過宮刑之後再未去祭拜過祖墳，死前選此地也是因為無顔将自己埋在祖墳之側。

遠眺

祠堂的左邊有條小路，穿過到後邊又是另一個平台，此即是司馬遷墓所在地，此墓的制式很是奇特，整個墓穴呈蒙古包型，頂上植着數棵古柏，從枝的粗細程度看必當是幾百年前之故物，墓壁四周全部用磚與石砌就，磚雕為一圈八卦圖案，導遊說司馬遷主張民族融合，不排斥少數民族，給匈奴寫過曆史，匈奴很尊重他，所以給他修了這個形式的一個墓葬，但其所說之出處我不知道，等得暇詳查之。因為墓頂的柏樹長得很是茂盛，其根部已經将墓的四圍撐裂，看上去像是現代人做了加固，墓的左右兩側都是懸崖，右側懸崖的下角有一棵古樹完全枯死，從樹齡看至少是千年之物。早在郦道元時代，他已記載司馬遷墓前種有柏樹，不知眼前所見是否為郦道元所記載的那些樹中的一棵。

司馬遷的墓碑在墓與祠之間的小夾縫中，兩邊各僅有不到一米的距離，拍照十分困難，但我還是盡能力将它拍下來，碑文隸書中間一行“漢太史司馬公墓”，落款為畢沅所書，墓的右側是百丈高的懸崖峭壁，上面搭着兩溜百米長的通天梯，我很奇怪有人會冒險從此攀登，導遊說3月31日在此舉行了盛大的公祭，因為此時是司馬遷誕辰2157周年，當時為了在此能夠懸挂上熊招政所書的一幅對聯，這梯子就是懸挂對聯的架子，如此大的對聯可謂貫絕古今，可惜我未能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