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秋》經的文字數量非常少，對于書寫《春秋》的史而言，其挑戰性的任務就是如何用及其少的文字去表達大義，尤其是在國君們所為是違背大義時。這就是所謂的“微言大義”。“微言”就是用很少的語言，很少的字。而且，“微言”并非篇幅限制問題，而是文字的屬性問題，當時文字的絕對數量就很少，無法與語言建立同步性對應，去完整地表達語言。甲骨文金文從文字性質上來說，都是“微言文”。

自春秋開始，中國就開始進入禮崩樂壞的曆史階段，天子國君們違背道大義逐漸開始成為常态。這樣一來，《春秋》事實就成為通過批判天子國君大夫去維護大義的著作。唯有通過批判無道的行為，才能彰顯道，彰顯大義。因此，“微言大義”事實上就表現為“微言批判”。即隻能使用數量極為有限的文字去批判。

當隻能使用數量極為有限的“微言文”時，表達和批判就無法直接進行，這是就需要一些間接的表達手段，即所謂的“春秋筆法”、“春秋書法”。譬如，對該記錄的事件不記錄，對不該記錄的事件記錄，或者有意做一個虛假記錄，等等。

更重要的是，由于《春秋》經文本身無法記錄完整的信息，因此，在經文的背後，就存在着口耳相傳的語言信息，與經文配套，兩者共同構成完整意義上的《春秋》。到戰國晚期，尤其是西漢，這些配套性的語言信息開始文字化，其結果就是《傳》的出現。因此，完整的《春秋》是由《經》和《傳》兩部分構成。

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文字本身也曆史了革命性變化，由甲骨文金文式的“微言文”，演變為“文言文”。“微言文”和“文言文”的性質和形态存在根本不同，前者與語言的同步性較低，“文”的特征重于“字”的特征，後者與語言的同步性得到躍升，“字”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字”的特征大于“文”的特征。

中國“文-字”的整體演化路徑是：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文”完全沒有發音，完全與語言獨立，“白話文”則完全與語言一緻，是語言的符号化。“微言文”和“文言文”則居于“文”和“白話文”之間。

《春秋》的經文是由“微言文”寫成，而傳則由“文言文”寫成。《春秋》的經和傳不僅分别對應于兩種不同的文字形态，而且也對對應于不同的曆史階段。這就導緻了《春秋》經的複雜性和混亂性。

盡管微言文本身出現在商朝，并在周朝被沿用，但是《春秋》的經文的直接成文則在春秋時代，這個時候禮崩樂壞已經開始，天子、諸侯大夫們背離禮、背離大義已經逐漸成為常态。用“微言文”寫作《春秋》經的史家不得不通過各種間接的“書法”、“筆法”去批評，然後才能曲線地、含混地彰明大義。

因此“微言大義”以及“春秋筆法”事實上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微言文”的記載信息的能力太有限了。由于後人遺忘了中國文字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史，不明白“微言”以及“微言大義”、“春秋筆法”背後的曆史背景，因為給其賦予了某種神秘化的東西。

《漢書 藝文志》說：“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這句話記錄了兩個層面的曆史信息，一個“微言”層面，一個是“大義”層面。“微言絕”就是“微言文”這種文字形态消失了，不再使用了。“大義乖”是指背離、偏離大義。顯然，劉歆和班固并沒有在“微言”和“大義”間做出區分，而将兩者綁定在一起。

從技術上說，微言文的消失并非壞事，而是好事，因為一種新的文字形态出現了，其信息表達能力比微言文大很多，這就是“文言文”。而且，“文”是載道的工具，理論上來說，“道”、“大義”本身并不會随着“文”的形态消失和變化而消失變化。但是，“文”形态的變化都是伴随着更深層更巨大的曆史變化、時代變化。也可以說，文的形态的變化是更劇烈更深層的曆史變化、時代變化的産物。而文形态變化背後的曆史變化和時代變化則會對“道”和“大義”産生影響，導緻“無道”、“大義乖”的出現。

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也是文形态的變化，想想看，當時的中國發生了什麼？是什麼導緻這一變化的出現。因文這個距離我們很近，這段曆史被清晰地記錄下來。這變化可稱為“文言絕”，之後依然是“大義乖”。可以用近代的“文言絕”的情況去想象2500年前的“微言絕”的情況。

春秋本來就是一個無道混亂的年代，而《春秋》經卻隻能使用極為有限而且非常混亂的記錄工具和記錄方法去記錄。因此，經文的含混也就可想而知。那麼經文的具體含義，就基本完全依賴于傳。而傳的成文則在戰國西漢時期，勢必又混入當時的時代因素，進一步加深了混亂。以緻《春秋》出現了很多版本的傳，各個版本之間差異很大。

最終有三個版本的傳被完好地保存下來：《公羊傳》、《谷梁傳》和《左傳》。在春秋三傳中，《公羊》和《左傳》特點非常突出，在中國後來的曆史中的影響也非常大，尤其是《公羊春秋》。

《春秋》是一部以宣揚“大義”為目的的曆史記錄，具備雙重特征：曆史和大義。“大義”就是“道”、“道統”。如果用現在的學科劃分，《春秋》即是曆史學，又是哲學，實際上還是政治學。其實，它既非現代意義上的曆史學，也非哲學和政治學，現代的學術體系無法去準确地認識《春秋》，《春秋》所屬的學術體系與現代學術體系是兩套根本不同的參照系。

《公羊傳》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公羊學”，就是專門緻力于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義”。而《左傳》恰恰相反，則偏重于補充曆史事實。後人幹脆說，《公羊傳》，包括《谷梁傳》屬于經學，講的是義理，而《左傳》則是史學，将的是曆史。當然，這并非說，《公羊》、《谷梁》沒有補充曆史事實，《左傳》就不講義理，隻是前者所補充的曆史相對較少，和講理多，而後者則補充的曆史事實多，而講理少。

而事實上，自西漢以來，在《春秋》三傳中，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就是最長于說理的《公羊傳》。事實上，從漢至清這2000年的曆史，就是以《公羊傳》開始，也是以《公羊傳》結束的。董仲舒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開始，而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則是結束。

董仲舒和康有為都是公羊家，董仲舒是官方化儒學系統的開創者，而康有為則是這個系統的破壞者。但是，比較戲劇和諷刺的是，康有為并非有意地在破壞，事實上他的真正目的是維護，但是曆史的走向與他的初衷卻是南轅北轍，曆史給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扇了他一個大大的耳光。

同時公羊家，漢初的董仲舒開創了官方化的新儒學系統，而清末的康有為則打碎了這個官方化的儒學系統。事實上，康有為所引發的最終是中國對自身傳統信心的徹底崩潰。不久中國就開始了“打倒孔家店”和擁抱“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進而出現了對中國曆史懷疑一切的所謂的“疑古運動”，一夜之間，中國的所有曆史經典都成了騙人的假話。

在《五經》中，對中國曆史直接影響最大者，當屬《春秋》，又以三傳中的《公羊傳》為最。同時，《公羊傳》在西漢的出現也比較早，漢景帝時胡毋生、董仲舒均為公羊博士。正是董仲舒的基于公羊學的“天人三策”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奠定了禮崩樂壞以後，中國新的政治範式和學術範式，這兩個範式以後存續了2000多年，随着清朝的結束才宣告崩潰。（本文為《清朝學術與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字和學術簡史》第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