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政治和書法自古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古代缺乏通訊媒介的條件下，一個人的聲名主要依靠當時的政治地位以及後人為其著書立說得以傳播，政治對書家地位的影響在唐代體現得較為突出。

啟功先生曾說：“文與藝俱不能逃乎風氣，書家之名，尤以官爵世譽為憑借。”本文就顔真卿形象由唐到宋的轉變進行論述，探讨其原因。

一、顔真卿在唐代的忠臣形象

史書記載：“秘書監顔師古五世從孫。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在公元755年爆發“安史之亂”時因其反擊叛變時的突出表現受到唐玄宗的高度贊賞，從此揚名始被朝臣共知。

但由于個性正直的原因屢次受到權臣及同僚排擠而遭貶出朝，政治道路比較坎坷。“真卿以褊性為小人所憎，竄逐非一。”顔真卿曆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他的正直往往與當權者相沖突。朱關田說：“顔真卿自肅宗朝始，仕途偃蹇，不能盡信于君。”

《祭侄稿》局部

“安史之亂”的爆發，可以說是顔真卿政治生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使他從一個不知名的官員一舉上升到被唐玄宗贊賞的地位。

據《舊唐書•顔真卿傳》記載，唐玄宗剛開始聽到安祿山發生叛變的時候，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随後得知平原郡已做好防禦的準備，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顔真卿在抗擊反叛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忠義之舉，不但鋪平了他的政治之路，也使他成了家喻戶曉的忠臣。代宗嗣位以後，宰相元載引用私黨，害怕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

顔真卿不顧權臣威脅，直言上疏，以史實和古詩為例向皇帝悉陳弊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後又加以勸誡“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淋漓盡緻地表現出一個為國鞠躬盡瘁的忠臣形象。

《祭侄稿》局部

另外，“貞元元年，顔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谥曰文忠。複下诏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殁後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于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顔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四入四朝，堅貞一志。”德宗對顔真卿的忠貞品質給予極高的評價。并且顔氏家族也為朝廷作了巨大犧牲，被玄宗稱贊為“卿之一門，義冠千古”。

新舊唐書隻對其忠臣形象進行了細緻的描述，對其他則沒有提及。不可否認，顔真卿生前已有書名，但在當時世人對其關注程度卻算不上很高，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與顔氏同時期的書論家很少提及他的書法成就。

窦臮是顔氏同時代的人，然而“其《述書賦》所評有唐書家，自唐高祖李淵以下，凡52人，每每加以贊述，尤于張旭、賀知章為烈”。他對同時代的徐浩、韓擇木、李陽冰等人稱贊有加，但對于顔真卿卻并未提及，直到晚唐的書論中才逐漸出現顔真卿的名字。

《祭侄稿》局部

呂總的《續書評》把顔真卿列入唐代22位擅真行書的書家之中，其評語為“鋒絕劍摧，驚飛逸勢”，但也沒有把他放到很突出的地位。甚至在宋初的《淳化閣帖》裡也沒有收錄顔書，這樣的記載與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顔真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某種程度上看，顔真卿真正開創了代表大唐氣象的“正統”。正如範文瀾所說：“初唐的歐、虞、褚、薛，隻是二王書體的繼承人，盛唐的顔真卿才是唐朝新書體的創造者。”

蘇轼《東坡題跋》雲：“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顔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自此，書法史上對顔真卿的評價成了有唐一代盛大宏偉氣象的書家代表。

二、顔真卿在宋人著述中的書家形象

北宋是顔書地位确立的關鍵時期，顔書在唐代影響極其微弱，朱關田認為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時顔真卿在史學家的心目中隻是一個忠臣的形象。他的書法藝術成就并未為他們所承認。所承認的書家隻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張旭、李邕、懷素、柳公權。”

洪邁的《容齋随筆》是南宋時期一部有關文化、曆史、藝術等各方面的宏偉巨著。書中記載的顔真卿，除在書法上有極高建樹外，在為官方面清正廉潔廣受百姓愛戴，在人物性格方面也是忠烈禀直之士。《容齋随筆》評價其“忠義氣節，史策略盡”。

在《容齋随筆•顔魯公祠堂詩》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顔魯公畫像，并附有徐師川題詩。是對顔魯公生平事迹的一段記述與評價，詩中提到顔魯公在天寶年間所經曆的不幸，并把顔魯公的賢德比作魏征，對顔真卿為忠義而死的行為進行了極高的贊譽。

《與蔡明遠帖》局部

如果說在唐直至五代，顔真卿的書法算不上顯赫或者說是顔真卿的書法藝術尚未得到世人的認同，那麼北宋以降，便是顔真卿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真正确立的關鍵時期，而此時“宋四家”對顔真卿的推崇真正把顔真卿的書法地位推到了極緻。

宋季以來，許多文人以顔真卿自況，尤其是“宋四家”的推崇，顔書也在這種追捧下成了萬人矚目的對象。清人馮班說：“宋人行書，多出顔魯公。”可見顔書在宋代之風靡。歐陽修、蘇東坡和黃庭堅都是學顔的代表人物，并給予顔體極高的評價。

歐陽修評道：“顔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有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

《與蔡明遠帖》局部

蘇轼對顔書的推崇是無以複加，他将顔書與杜詩相媲美：“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唐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複措乎!”蘇轼所說的“一變古法”指的正是顔真卿改變了初唐以來書壇被王羲之書風籠罩的局面，開創了雄渾壯美的新書風。

顔書自宋季以降一直備受習書者青睐，經久不衰，一直到今天，顔書仍是大家取法的對象。黃庭堅對顔書有更明确的論述：“二王以來，書藝超逸絕塵惟顔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

《與蔡明遠帖》局部

在蘇轼和黃庭堅等人的眼裡，顔真卿可以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相比，顔真卿引“篆籀法”入楷、行書，豐富了書法發展的脈絡，可以說扭轉了之前以“二王”為宗的單一發展格局。和前三家不同，米芾對顔真卿的評價主要着眼于顔真卿書體本身，并不摻雜對其人品的加分。

他對顔楷字有微詞，對其行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顔魯公行書字可教，真便入俗品。”雖然人品效應和技法在顔真卿書名傳播過程中有積極的意義，但這些很大程度上均依賴于他在政治上的影響。

三、顔真卿形象演變原因探析

顔真卿的形象由唐至宋的轉變，不僅在于唐史中通過“安史之亂”對其忠義形象進行的描述，更是統治者為維護國家統一對其形象所賦予的教化功能，以及“宋四家”對其書法成就的推崇，使得其形象慢慢由忠臣向書法家轉變。

1.“安史之亂”對顔真卿的重要意義

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曆史的一部史籍。據新舊唐書記載，“安史之亂”的爆發是顔真卿政治生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顔真卿“大飨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

《多寶塔碑》局部

顔真卿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士兵做了榜樣，并慰勞士兵，有利于振奮軍心，赢得鬥争。在面對李希烈和其爪牙的威逼利誘時，他高呼：“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觐禮耳!”他在危難關頭也不忘自身的職責，堅決不妥協，展現了他作為忠臣敢為名節無畏犧牲的民族大義。“安史之亂”使得顔真卿成為家喻戶曉的忠臣的同時也有利于其書名的廣泛傳播。

2.史書中的忠義形象在社會上的教化作用

宋季民族矛盾突出，政局混亂，顔真卿的忠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種政治教化意味，顔書也有了“成教化、助人倫”的色彩，從而得以廣泛流傳，影響深遠。顔真卿的忠烈品格符合統治階級意志，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對于顔真卿的評價，書品與人品的關系是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一直以來就有過不少争論。

《多寶塔碑》局部

洪邁在《容齋随筆》中對顔真卿忠義形象的書寫，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既對其品德和功績的肯定而帶有一定的道德激勵色彩，但也對其不能親自力挽乾坤而感到惋惜。

3.“宋四家”的推崇對其形象的改變

顔真卿的書法藝術在唐及五代乃至宋初并沒有得到世人的充分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以“宋四家”為代表的宋人用他們特有的書法品評觀将顔真卿的書法價值真正揭示出來，并在後人的不斷接受和闡發中逐步确立了其一代大家的曆史地位。

一方面，從顔真卿的書法本身來看，顔真卿之所以能在“宋四家”眼裡從唐代衆多的書家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書法上所表現出來的創造精神暗合了“宋四家”的“尚意”思想，即“創新”“己意”“變法”“自然”之類。

另一方面，也與宋人“以人論書”的品評有很大關系，書如其人，所謂：“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多寶塔碑》局部

宋代中期，這種以人論書的觀點似乎發展得異常迅猛。當時由于歐陽修等人“以直言傥論倡于朝”，朝野上下出現了“中外缙紳以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的局面。這種以忠義、氣節相尚的盛況也涉及到了書法領域。

對此，歐陽修更是從書法的角度明确地提醒世人要注重字裡行間所體現的道德修養，他曾說：“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于書，不知前日工書随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顔魯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顔真卿的書法家形象就很自然地為世人所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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