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婚戀心理的時代探微

——讀高鴻短篇小說《春風十裡》

楊煥亭

美國文藝評論家伊恩·瓦特說：“小說背後所反映的，是對時代、曆史以及人的精神狀态的表達訴求，這才是小說的現實走向 。”高鴻的短篇小說《春風十裡》正是這樣一部表達社會轉型期國民心理困惑、家庭關系嬗變、靈魂救贖和精神回歸訴求的作品。作者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以主人公杭雲、倪劍的婚戀夤演，家庭重組的心路曆程為基線，立體地呈現了在當代中國日益走向富裕和繁華、生存方式多樣、文化理念多元、倫理格局複雜的背景下，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單元所經曆的沉浮聚散，及其對作為“此在”綻出的人的性格、命運以及心理世界的撞擊和重塑，從而在對婚戀生态的文學探微中表現心理現實主義的價值取向。 一

關注社會轉型期的心理生态，是《春風十裡》的立足點。

在作品中，“春風十裡”是一個帶有十分豐富内涵的文學意象，在客體上，它象征着作品主人公所處的是一個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的歲月，一個可以容納多樣價值取向的歲月，一個可以自由放飛個性的歲月。因而，才有了主人公時而日麗風和，時而風雨滂沱，時而執手相看，時而彩虹重現的情感風光。從某種意義上說，“春風”是一個“符号”，它塗下溫靜而又充滿生機的時代色彩；在主體層面，它承載了作品中幾位主人公對人生際遇，幸福願景和生命價值的憧憬和向往；在外延上，它涵蓋了從杭雲到呼延剛、從米娟到倪劍、從倪曉曉到呼延宇澤多層面的關系生态和心理交織。這樣的選擇，就使得作家将杭雲和倪劍的婚戀曆程作為一個切片，由此出發，去深層地探索繁華年代國民心理世界的再塑必然，表現了作家作為“社會風氣先覺者”的敏銳和前沿。

這是一種身份落差的痛感。故事沖突雖然是從倪劍前任妻子米娟留下的女兒曉曉把男朋友帶回家爆發的，然而，它的深層原因卻在杭雲對于人生況味的咀嚼和回思中。杭雲之所以與呼延剛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身份認同”的婚戀心理。他們都來自鄉村，都為改變命運站在一個起跑線上，在杭雲看來，彼此間不會存在身份歧視。然而，作家的深刻就在于，通過情節的鋪排告訴讀者，當這種心理缺乏道德支撐和愛作為潤滑劑的時候，對于對方的傷害會更重。她因為生孩子而被學校辭退，馬上就招來身份歧視。在呼延剛眼裡，就成了“大油瓶”；同樣，當杭雲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到外面應聘公司，做代理銷售，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狀況後，“呼延剛變得不那麼暴躁了”。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因為“經濟條件的巨大改觀緩解了夫妻矛盾”，實際上折射出在物質富裕面前，呼延剛被早年家庭貧窮種下的“身份”自卑的複活。這種心理，一旦失去道德約束，就會迅速膨脹為“拿着妻子的錢在外呼朋喚友，風光無限”的虛榮心理和人性的扭曲。杭雲與呼延剛的分手，固然有着“呼延剛出軌”等因素，然而，歸根結底仍然在于杭雲通過自塑改變了自己，從而以新的文化認知對兩人的關系發生了定位上的心理逆轉。

然而，在作家看來，這并不是一種個别現象，而是一種不自覺的國民惰性。這種身份落差而帶來的情感傾斜同樣發生在杭雲的第二任丈夫倪劍身上。當倪劍因為杭雲的經營而大方起來後，他發現校長“看起來好像高看他一眼，實則卻是認為他找了個富婆，眼神怪怪的，内涵豐富。”它蘊含着我們這個民族在走向複興進程中應該平抛棄的精神重負。這樣，作家就藝術地揭示出，一個時代的愛情理性，隻有在作為“此在”的人真正實現現代化的前提下，才能獲得恒定的價值實在。這當然不是單指之物質上的充裕，而是一個完整的人格和心理的構建工程。

這是一種非自緻角色的位置沖突。早在新世紀前十年末，就有社會心理學專家提示，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相對富裕時代的到來，會帶來職場競争的加劇，社會非自緻角色轉換的頻繁，人與自身、與客觀環境适應與不适應的沖突會越來越普遍，它必然要影響到婚姻愛情的生态。在《春風十裡》中，作家賦予杭雲以多重的自緻角色和非自緻角色。作為呼延剛的前妻，她是一位有着兒子的母親；作為倪劍的現任妻子，它是曉曉的後母；作為在職場拼打的奮鬥者，她做過教師、當過銷售代理，擔任過民辦學校的校長，成為故事中所有矛盾的焦點。“為了離婚，杭雲傾家蕩産，還背了幾十萬外債”；“婚後，杭雲開了一家禮品公司”，“還開了一家廣告公司”，“起早貪黑，每天都忙到深夜”。這種多元角色，毫無疑問地加劇了她的精神疲累和情緒焦慮。不僅要面對自身角色的協調，更要與同時空裡不同角色相仞相靡。這種境遇，常常使得她的心理世界或壓抑傾斜，或紛亂雜駁。因而，無論是因曉曉帶男朋友回家的風波，還是基于宣洩而與倪劍之間矛盾的爆發，都是一種角色的因果。如果把高鴻筆下的杭雲和倪劍與魯迅《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比較，就不難得出結論，沒有物質基礎的愛情固然如同沙灘上的樓閣，而被被物欲重重包圍的愛情，恰似夜海中的小舟，脆弱而沒有未來。對這種“角色焦慮”從心理層面開掘，恰恰是近年來文學作品中少見的。同樣，倪劍與米娟的無奈、在與杭雲的争論中的逐漸麻木和沉默，隻不過是“角色焦慮”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已。由此不難看出高鴻處理人物關系的遊刃有餘。誠如盧卡奇所說：文學作品中，“它的人物彼此之間，與他們的社會存在之間，與這種存在的重大問題之間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賴上被描寫出來”，“這些關系理解得越深刻”，“這些相處關聯發展得越是多方面”，它就越是成功。

二

揭示社會轉型期普通人的性格特征，是《春風十裡》的美學取向。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人物不像生物那樣誕生自母體，而是産生于一種情景，一個語句，一個隐喻”，“小說要探尋的奧秘，僅在另外一邊開始，小說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對陷于塵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 人的個性心理是一個完整而又開放的系統，而性格則是個性心理中的核心特征，它鮮明的情感機制和意志機制往往對心理有着重要的影響。讀《春風十裡》，會發現高鴻筆下的人物，是作家為文學畫廊創造的毫無重複之弊的“這個”。

這種不重複，表現在多元利益主體格局中的人格自覺。《春風十裡》中的杭雲、倪劍，米娟、呼延剛等，既不是宏大叙事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也不是某些作品中被極度矮化的人物，而是跟随着時代潮漲潮落而尋找自己未來的普通人。惟其如此，對于他們心理世界的探索才具有“剖解”的意義，才更容易透過這個群體把握當代中國走向複興曆史進程中深層的社會矛盾。

在作家審美天平上，杭雲屬于那種不屈服于命運的生命個體。“她看起來很柔弱，骨子裡卻透着一股男人的陽剛之氣，不讓須眉。”她喜歡拼搏，也敢于享受，“她兼職給一家醫藥公司做銷售，賺了一些錢，後來買了輛普桑，讓侄子給自己開。”“自己沒考上大學，卻趟出另一條路，比考上大學的同學都混得有模樣兒，成為最早有車有房的一族。”倪劍覺得“杭雲野心太大”。其實，她的所有行為隻是要走出“身份”的陰影，緊緊扼住命運咽喉，在芸芸衆生中取得屬于自己的位置，獲得自己應該得到的幸福。問題在于，這種人格自覺是需要文化自覺作為鋪墊的，否則，這種人格自覺就會被就扭曲為功利和虛榮。她雖然因為文學夢與倪劍再度組成一個新的家庭，然而，這一成為他們情感牽系的“夢”紐帶很快就被她強烈的功利欲望所淹沒，從而為他們的愛情埋下了一個陷阱。開始，“她不想讓他生氣，也不願向他妥協”，“漸漸地，倪劍都有些麻木了”。所以，杭雲與倪劍的分歧，屬于精神層面的沖突，心理上的碰撞，完全不同于與呼延剛的分手。

有沒有人格自覺，決定命運發展的趨向。作為與杭雲相比較而出現在作品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米娟，屬于那種一任時代潮流漂浮的人物，甚至連精神漂泊都夠不上。她與倪劍的結合，不僅僅是因為“貌美如花”，本質在在于她是城市姑娘，能夠彌補倪劍“身份”上的“缺憾”。而米娟，卻是一位“三觀”都很幼稚的女人，“随着圈子的不斷擴大，妻子對美的追求越來越高，她又辦了美容卡、SPA卡、消費卡等等，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隻蝴蝶。”這就注定了她從喪失人格到被時代潮流淹沒的悲劇人生。

這種不重複，還表現在多樣心理生态下的道德力量。一部《春風十裡》，倪劍是高鴻叙事架構中的樞紐人物。作為一位愛情的旅者，他先後與性格完全不同的兩個女人組成婚姻家庭。而且每一次婚姻危機的主動方始終在女人。這使得這個人物成為文學長廊中頗耐人尋味的形象。作家對這個人物懷着悠長的“悲憫”，賦予他以“忍”和“善”的性格特征。無論是面對米娟的渾噩還是面對杭雲的主觀倔強，他采取的唯一态度就是“忍”，“米娟态度很堅決。倪劍思考再三，同意跟她離婚”，“分手的那一刻，倪劍遞給米娟一個信封，裡面有一萬元。米娟不要，倪劍說拿着吧，不管咋說夫妻一場，你還給我生了個孩子嘛。”他和杭雲的矛盾升級，也是因為在米娟窮困潦倒之際，他接納了她，并且把學校的一間房給他暫住，從而引發杭雲寫了離婚協議書。不僅如此，他在處理自己仕途的問題上，依舊堅守了“忍”為上的價值取向，以緻被魏校長欺騙，他曾經的下級成為辦公室主任。他竟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該做的一切。對于倪劍這樣的人物，讀者也許會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作出紛纭多彩的評論，然而，在我看來，作家這裡禮贊的，是一種深深潛入中國人血脈中的人性“善美”。正是這種道德力量，喚回了杭雲的愛情，也促使倪劍在躺上病床的那一刻，生出依稀的自省。由此我想到福樓拜的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感言：“一個作家，充塞他的創作空間的，應當是人類心靈深處的遠古以來就存有的……愛、榮譽、同情、尊嚴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如若沒有了這些永恒的真實和真理，任何故事都無非朝露，瞬間即逝。”

三

有論家認為：“小說的結構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作為一部短篇小說，《春風十裡》在結構上也是很有特色的。作品沒有依照事物自身的發展邏輯鋪排故事，營設情結。而是從當前入筆，從倪劍的女兒引女朋友回家引發的矛盾為篇首，這種“倒金字塔”式的叙事，使得故事從一開始就直擊人物心理世界，有一種“開窗放入大江來”的審美沖擊力。從中不難看出高鴻對傳統叙事和現代叙事融合的藝術自覺。

以人物為經，以環境和關系為緯，雙線并行，交叉推進心理進程，構成《春風十裡》叙事結構的主要特征。

一條是杭雲的心路曆程。雖然作者在這裡充當了“隐身”的叙事人，然而，我們不妨将之視為女主人公的心靈自訴。在整整5節的叙事中，蜿蜒着女主人公對與米娟的初識，與呼延剛的結合，對曉曉的接納的故事縱橫，其間貫注着女其對情愛的追憶，對命運的反思，對圍繞她和倪劍周圍人際關系的梳理。從而構建起主人公悲與歡、愛與恨、成與敗的命運圖譜和心理基線。

另一條線以倪劍為軸心，鋪開與米娟、杭雲、曉曉之間的情感糾葛。作者用深沉的筆觸站在倪劍的情感立場，鋪叙了他與米娟從相識到分手的人生經曆，工筆重彩地描述了與杭雲彼此之間以療治婚姻愛情傷痕為紐帶，以相互都有文學夢為由頭，重新組建家庭的朝朝暮暮。尤其是倪劍作為一個男人，面臨社會大轉型帶了的心理震蕩，在職場上搏擊打拼，苦苦尋求自己的時代位置的周旋與寰轉、惆怅與無奈；在愛情漩渦中的痛苦與掙紮、疲憊和隐忍，都彰顯出作者善于深入人物心理的藝術功力。

這兩條線，每一節的暫斷，都很自然地轉移到倪劍這條線上，既有情節上的接續，又有細節上的互補，從而彰顯出作品的完整性和文本體系上的開放性。作品在結尾，并沒有為讀者提供一個現成的答案，二是以杭雲的淚水和倪劍的心語作結，這就為讀者留下了廣闊的審美空間，而這正是小說魅力的所在。誠如村上春樹所說：“小說家的任務，并非找到封閉性答案，而是做好講故事的人，在故事中搭建更多的可能性，為讀者提供一個開放性、延續性的思維。”

楊煥亭 著名作家，鹹陽市作家協會主席、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陝西省作家協會理事、陝西青年職業學院客座教授。代表作《漢武大帝》《秦始皇與秦都鹹陽》《往事如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