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認識其本質？

莊子從忠誠、敬慎、能力、智識、信譽、廉潔、節操、儀态、人際等九個标準，提出一種遴選人才的辦法——“九征”。

“九征”即九種征驗。

1、“遠使之而觀其忠。”

忠誠，從古至今都是為官之人必備的品質之一。

在中國古代社會，“忠”指盡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

而莊子的“遠使之而觀其忠”，是指權力中心有意疏遠、冷落考察對象，看他是否依舊忠心耿耿，會不會立馬牢騷滿腹，由此觀察他的忠誠度。

3、“煩使之而觀其能。”

人是複雜的，又是獨特的，能力總會有所偏長。

如果要達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對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莊子的“煩使之而觀其能”，即給考察對象安排很多有挑戰性的工作，看他能否遊刃有餘，借以觀察其工作能力。

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費祎，就是一位能人。

當時蜀國正值征戰多事之秋，公務繁雜瑣碎。費祎擔任尚書令，見識過人，且有過目不忘之能。

他常在早晨和傍晚處理公事，聽取大家意見，中間接待賓客，宴飲娛樂，使人人盡興而公事井井有條。

除了天生異禀，這也是個人修養的結果。

佛教上說“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處理好繁雜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質量的決策。而能不能“定”，主要還是靠個人的後天修養。

4、“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智識，是為官者又一必備條件。

突然向考察對象提出其職責範圍内的問題，看他是否胸懷全局、應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對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應的分析歸納概括能力。

曆史上“卒然問焉”對官員加以突擊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

公元前179年，漢文帝突然問右丞相周勃：“全國一年内判決案件有多少?”

周勃謝罪說不知道。文帝又問：“一年内全國錢谷收入有多少?”

周勃又謝罪說不知道。緊張和慚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作為領導幹部，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内，每出現一個新情況可以說都是一種“卒問”。

隻有對所負責的工作有詳盡細緻的關注了解，才能應對來自各方的“卒問”。

明朝大哲學家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來指導“行”，以“行”來驗證和修正“知”，這是莊子對人才綜合素質加以判斷的重要依據。

5、“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信”，從“人”從“言”，詞意“誠”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

誠信從來為立政之本。不僅儒家提出“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對誠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視，所謂“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戰國商鞅就強調以誠信強國利民。

唐代《貞觀政要》也有類似記載，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谏言，“德禮誠信，國之大綱”，這對唐前期的治國方略起到了積極影響。

對莊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意即倉促與考察對象約定時間，來觀察他的守信程度。

古代交通不發達，因此“急與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時赴約，是檢測個人信用的一種方法。

現代社會是契約社會，“誠信”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的基石，而領導者想要“取信于民”則更應做好表率。

6、“委之以财而觀其仁。”

“仁”在此處是廉潔的意思。古語雲：公生明，廉生威。

廉潔與否還會影響幹部的公信力和威望。

對此，莊子的考察是“委之以财而觀其仁”，即安排其管理财物。

7、“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莊子的“告之以危”，即是将考察對象置于某種危難處境中，以觀察其是否能臨危不懼、處變不驚、持守節操。

戊戌變法失敗後，慷慨赴刑的譚嗣同是這麼說的：“各國變法，無不因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裡，“節”完全是一種置生死于度外、甘願為理想而獻出生命的高貴情操了。

8、“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讓考察對象喝醉酒，然後觀察他的行為儀态。

《鬼谷子》上說“夫情變于内者，形見于外。”

一個人内在感情有所變化的時候，會在情貌上有所表現，如歌哭、舞蹈、或怒或笑等等。

而莊子以酒醉将人對自身有意無意地僞飾盡量解除，還原其本真狀态，借以觀察他平時不能顯現的真實情志，從而對他的為人、儀表等做出接近本質的判斷。

這種考察方式可見莊子對人性體察之微。

9、“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色”，本義是臉色。察言觀色，可以考察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這一方法是讓考察對象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通過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

綜上言之，“九征”之法即将人放在九種情境中觀其表現，察其人品，識其能力，從而完成對人才的綜合考察。

而這九種考察策略都是基于對人性的深刻認知之上的，全面且有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