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熊逸

摘自 | 「得到專欄」《熊逸書院》

對于理解中國，理解我們自己，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從《春秋》和《左傳》開始，選擇這樣一個切入點雖然很費力，但這就像打仗要搶占制高點一樣，隻要拿下這個“制高點”，以後你就會有高瞻遠矚的眼力和摧枯拉朽的爽快。當然，你還可以笑看那些掙紮在山腳下的小夥伴們。

今天要談的是一位愛讀《春秋》的武将和一起謀殺國君的大案。

1.關羽夜讀《春秋》，究竟在讀什麼？

荊州春秋閣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文夫子，武夫子，兩個夫子”，下聯是“著《春秋》，讀《春秋》，一部《春秋》”，文聖孔子和武聖關羽就這樣因為一部《春秋》聯系在了一起。但是，孔聖人所作的和關聖人所讀的真的是同一部《春秋》嗎？

夜讀《春秋》，這是《三國演義》為關羽打造的經典形象。關羽為什麼總是夜讀《春秋》，負責任的評書藝人會搬出孟子的話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孔子親手編訂《春秋》，此書一出，無論當時還是後世，一切亂臣賊子都會膽戰心驚。

所以“夜讀《春秋》”是為了凸顯關羽的忠義形象，以大義凜然的姿态和白臉的曹操劃清界限。

讓我們把好奇心推進一步：假如我們自己就是不忠不義的亂臣賊子，不小心把《春秋》通讀了一遍，結果會怎樣呢？

事實上我們會很困惑，因為實在找不到害怕的理由，同時也會敬佩關羽：這麼枯燥無聊的書，你到底是怎麼看得津津有味的，真是太反人性的閱讀趣味啊！

按照傳統的說法，《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的曆史文獻修訂、整理而成的。以今天的概念來看，可以說《春秋》是一部魯國簡史加國際關系簡史。“簡”到什麼程度呢，基本上每年隻記幾件大事，每件事隻有一句話。

我們看一下開篇第一年記事的原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fǔ）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凡此種種。

如果換做白話，全書可以說基本都是以下這種模樣：某年某月，某國領導來我國訪問；某年某月，我國領導到某國訪問；某年某月，某國攻打某國，赢了；某年某月，某國攻打某國，輸了；然後，一年就這麼結束了。無論是例行公事的尋常安排，還是轟轟烈烈的宏大事件，都這樣被一筆帶過，從不交代前因後果，也不去評論是非曲直。一部《春秋》就這樣寡淡淡地編年記事，前後二百四十二年，這段時間就因為這部《春秋》而被稱為“春秋時代”。

這段時間裡，全世界的人都沒有閑着。通天塔在巴比倫營造，梭倫為雅典立法，六道輪回的觀念在印度大地流行，黃道十二宮被亞述人記載，埃及人在尼羅河與紅海之間開鑿運河，伊索講述着他的寓言，羅馬變身為共和國，希臘哲學家探索世界本源，并不關心世界本源的佛陀則探索着如何使人擺脫苦難，而耶路撒冷剛剛建成的聖殿昭示着這一問題的另一種答案……

當我們把視線拉回，剛好看到孔子在編訂《春秋》。

古人相信，孔子既然親手編訂這部《春秋》，一定有着什麼比單純書寫曆史深刻得多的用意；孔子既然哀歎春秋時代禮崩樂壞，一定會對曆史做出符合政治正義性的解讀——簡言之，就是表揚好人好事，批判壞人壞事，讓天下萬世的壞人們心生忌憚。

2.從趙盾弑君的故事看“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是如何可能的

“天下萬世”，這話倒不算很誇張。1943年9月1日，多麼晚近的日子，《新華日報》刊發了一篇影響深遠的社論《記者節談記者作風》，擲地有聲地說道：“《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了輿論的力量。”

但是，董狐究竟是如何直筆的，趙盾究竟是如何膽寒的，如果我們較一下真，查閱《春秋》原文，卻隻能找到簡單的八個字：“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國的趙盾殺掉了他的國君夷臯——涵義似乎僅此而已。董狐哪裡去了，趙盾到底膽寒了沒有，似乎看不出來。也許應該這樣理解吧：弑君是大逆不道的，趙盾因為弑君被《春秋》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被“天地的正氣”和“輿論的力量”連番鞭撻。

但是，弑君一定就不對嗎，弑君的人一定就是大壞蛋嗎，事情顯然不能一概而論。比如齊宣王向孟子請教過武王伐纣的曆史——無論周朝的開國還是孔子最推崇的禮樂制度，都是周武王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結果，所以齊宣王想不通：難道弑君也可以是對的？

孟子的回答有一點詭辯色彩：“纣王把自己擺在仁義的對立面上，我隻聽說過一個叫纣的大壞蛋被周武王殺掉了，沒聽說有弑君的事情發生。”

這話的邏輯是：不仁不義的國君不是國君，殺掉這樣的國君就不算弑君。

在人類文明的各個角落和各個階段上，我們會不斷看到這個邏輯的變體：殺人不可以，但某某不是人！“某某”可以是暴君、賤民、夷狄、異教徒、黑人、敵人……由此引發的正義性問題非常耐人尋味，但我們眼下還需要考慮一個更簡單、更直接的問題：趙盾是不是真的殺了他的國君？

《春秋》除了告訴我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之外，并沒有給我們更多的線索，假如我們可以依靠的史料隻有一部《春秋》的話，我們最多可以做出這樣的推論：夷臯也許不是一個很壞的國君，趙盾一定是個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所以孔子才會把趙盾的弑君罪狀記錄在案，讓他留下千載罵名。

如果真的這樣想，那就錯了。為了正确理解孔子的意思，我們必須求助另一本書：《左傳》。

3.理解《春秋》，必須從《左傳》開始

《左傳》，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傳說作者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專業史官。

儒家經典可以分為經、傳兩類，大約是教材和教輔的關系。《春秋》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一部編年史，但古人将它尊奉為經，當作意識形态的最高綱領；《左傳》是一部記事詳細周密的史書，史料價值遠遠高于《春秋》，甚至可以說沒有《左傳》就讀不懂《春秋》，但它在儒家系統裡地位很低，屬于“傳”的一種，隻是幫助人們理解《春秋》的一部教輔。

《春秋》講一件事，無論多大的事都是一語帶過，而《左傳》講同一件事往往就是千言萬語，不但“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尾”記叙文六要素一應俱全，而且還會交代事件的背景，渲染人物的對話，甚至夾叙夾議，引入第三方的評論，那是怎樣一個活靈活現，怎樣一個千回百轉，讓讀者看得心潮澎湃，欲罷不能。

關于趙盾弑君事件，《左傳》既給出了豐富的前因後果，也烘托出了豐滿的人物形象。

簡言之，趙盾是一位人民的好總理，國家的好柱石，而國君夷臯就算不比傳說中的纣王更壞，但也絕對夠得上不被孟子當國君的标準了。最後夷臯處心積慮暗殺趙盾，趙盾僥幸逃過一死，慌慌張張踏上了流亡之路。

政壇局勢變化太快、，趙盾還沒逃出晉國的國界，他的同宗親戚趙穿就把夷臯殺掉了。這時候晉國的史官恰好就是為中國史學奠定直筆基調的董狐，文天祥《正氣歌》頌揚的“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這位前輩。

董狐于是“直言不諱”地在檔案裡記載一筆“趙盾弑其君”，還拿到朝堂上給大家展示。今天的讀者很難理解：不罵他指鹿為馬就算是給他留面子了，這怎麼能叫“直言不諱”呢！

趙盾本人的第一反應不是膽寒，而是委屈和不服氣，他很激動地聲辯說：“事情不是這樣的！”而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國家總理，弑君發生的時候你還在國境之内，回來之後又沒有懲治弑君的兇手，這樣看來，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誰呢？”

後來孔子對這件事給了一個評語：“董狐是古之良史，據實直錄而不作隐諱之辭；趙盾是古之良臣，卻為了史官的書寫原則而蒙受惡名。可惜呀，如果趙盾當時逃出了國境，就可以免去弑君惡名了。”

孔子雖然為趙盾惋惜，但顯然贊同董狐的意見。“趙盾弑君”之所以成立，大約有以下三個理由：

1.趙盾是國家總理（國之正卿）。

2.兇案發生時他仍在國境之内，按規矩應該對此事負責——這大概就好比一些現代國家裡如果發生了什麼社會影響非常惡劣的重大事件，即便和執政官毫無關系，執政官也要引咎辭職。

3.趙盾回來之後并沒有追究兇手，董狐大概由此而推測趙盾在心裡是認為夷臯該殺的，趙穿殺得對——既然趙盾以行動透露出了這種心理，那就可以說趙盾就是弑君的兇手，這也算是一種誅心之論了。

這種“直筆”在今天看來實在太迂回了，或者正應了博古講給青年記者的那句名言“不懂政治就不懂新聞”。如何理解并評價這件事，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正是因為有了《左傳》的輔助，人們才可以仔細體會《春秋》這一句貌似簡簡單單的“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究竟蘊含着怎樣的深意。

思考：正史裡的關羽愛讀的其實并不是《春秋》，而是《左傳》。那麼，今天在文章最後，留給大家一個輕巧卻有深意的問題：讀《春秋》的關羽和讀《左傳》的關羽究竟有什麼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