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是中國社會古老而又生生不息的傳統話題——義薄雲天、俠肝義膽、義憤填膺——因而“義”在古代也多與草莽英雄、赳赳武夫相聯系。但“義”也并非俠客們的專屬。北宋名臣範仲淹便也是一位為“義”鞠躬盡瘁的典型。甚至他“義”的事業非但沒有因他的故去而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戛然而止，反倒是影響了幾個時代，一直延續到1947年。

一、範仲淹的千古之“義”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一位名叫“朱說”的寒門子弟高中進士。“朱說”即是範仲淹的曾用名。在範仲淹尚且年幼時，其父亡故，其母因家貧難以維持生計而不得已改嫁朱文翰，範仲淹即改名為“朱說”。直到後來高中進士，升任文林郎、集慶軍節度推官，範仲淹才改回我們所熟悉的名字，揮别過往。（一說範仲淹在其母于天聖六年（1028）亡故後才改回原名。）

雖然範仲淹留名于史時用的不是朱說之名，但這個名字的存在始終證明着範仲淹早年經濟的拮據和寒窗苦讀的艱辛。即便後來成為朝廷鞏固，範仲淹也依然沒有忘記早年的不易。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斯，寒門貴子範仲淹最終在家鄉開啟了“義”的事業——創辦義莊和義學。

皇祐元年（1049），範仲淹來到杭州，期間在家鄉蘇州會見了範氏親族。曆經幾十載艱苦奮鬥，範仲淹深知家族團結、互相幫扶的重要性。故而在部分族人的支持下，範仲淹自掏腰包在蘇州吳縣、長洲等地購入千餘畝農田，作以家族的“義田”，建立起範氏“義莊”。

這義莊說白了就是團結族人，集全族之力幫扶貧困族人。而範仲淹所想實現的還不隻是幫助族人擺脫物質上的貧困。為幫助更多族人通過科舉入仕，進而以持續的政治資源蔭蔽家族，實現良性循環，範仲淹還在族内推行教育，于義莊内建立惠及所有宗室子弟的義學。

二、義莊義學的運行規章

中國古代存在着濃厚的宗族觀念，同族間相互幫扶并非什麼出人意料之事。但“義莊”這一團結、幫扶同族的組織卻起于範仲淹。一開始，範仲淹還親自為義莊定立了十三則規章，諸如“每日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冬衣每口一匹，十歲以下及五歲以上者，各半匹。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鄉裡、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饑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于義田米内量行濟助。”

除了給族人提供經濟支持，範氏義莊還承擔了修繕祖廟、開展祭祀儀式等重任。雖然這在今天許多年輕人看來不是什麼要事，但在古代無疑是凝聚宗族的關鍵。且除了維系本族，範氏宗族還會在有餘裕時大方幫助當地外族。這對範氏義莊擴大地方影響力，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義學”一詞雖早在漢代就已出現，但後世普遍認為範仲淹才是義學的真正創始人。因為範氏義學不僅存在于形式，更興盛于精神。範仲淹的求學理想深刻影響着數代範氏子弟，以至于即便義莊因時代的更叠而收到損壞或打壓，範氏子弟也未丢下好學之心，勤勤懇懇的綿延家族的好學之風。且不僅範氏子弟深受影響，在範仲淹之後，全國各地也逐漸出現其他義學。整個社會修書院、重教育蔚然成風，直至封建社會結束也未曾斷絕。

三、義莊、義學背後的文化精神

皇祐元年（1049），杭州成為範仲淹開啟“義”之事業的契機。往後他的事業由範氏子弟繼承，綿延宋、元、明、清四代，曆經近千年。直到1947年，随着時代的進步，依賴傳統宗族學院而維系的範氏義莊才應時而散。而畢竟發展了近千年，義莊、義學所承載的精神早已不隻是範仲淹個人的理想，還有身後的傳統文化精神。

義莊、義學首先是對儒家傳統仁愛精神的實踐和發展。相比于以往常見的同族間偶發的幫扶，範仲淹以義莊為基石，建立起的是一個延續的幫扶系統，實踐的是對家族成員普遍的“仁”與“愛”。往後義莊之體被學習、推廣，從“範氏義莊的‘孤月獨明’到全國義莊發展到‘滿天星鬥’”，儒家的仁愛更是分化形成新的義莊精神，實現了從書本到現實的大規模實踐。

同時 ，義莊還體現了人們的契約精神和自強不息之心。義莊不是國家機構，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公“義”組織。因而義莊的管理、義莊财産的分配等等所依賴的往往都是人們的相互信任和契約精神。而即便是範氏義莊這樣的大義莊，在發展過程中也曾因為天災人禍而幾乎覆滅。但在重創之後，總是有不屈于命運的子弟重挑複興家族的重擔。範純祐、範子易、範希宣、範惟一……若是沒有這些賢才，哪怕義莊的奠基人是範仲淹，範氏義莊恐怕也不能傳承近千年。

雖然後世時常隻注意到範仲淹本人的政治成就，遺忘了範氏義莊與義學。但從沒有人忘卻“義”。因而在對江湖義氣津津樂道之時，我們或許也應該記起範仲淹的大仁大義，記起義莊、義學的樂善好施，記起儒家精神有“仁”也有“義”，記起在力所能及之時也踐行這種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