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些耳熟能詳的詩句，作者都是宋代大儒朱熹。

朱熹集孔孟以來儒學之大成，創立朱子理學，其編著的《四書章句集注》則成為宋末及元明清開科取士的标準典籍。

今天，庫叔來講一講朱熹的“理”。

文 | 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脈動中國：許紀霖的50堂傳統文化課》，理想國2021年3月出版，原标題為《“存天理，滅人欲”，究竟什麼意思》，原文有删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在講朱熹之前，先要提一下“二程”兄弟倆：程颢和程頤。他們出身于名門望族，家學淵源，是宋明理學的奠基人物，新儒家的兩大流派都是這兄弟倆開創的。弟弟程頤開創理學，後來由朱熹集大成，所以稱為“程朱學派”。哥哥程颢開創另一門派，後來由陸象山、王陽明闡發完備，稱為“陸王心學”。

這兩大門派究竟有什麼區别呢？理學和心學争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這世界，究竟是一個？還是兩個？

程朱理學說，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抽象的理的世界，另一個是具體的心的世界。陸王心學說，不對，世界隻有一個，心就是理，我心即世界！

這個區别至關重要。當今中國的哲學，依然在理學和心學的延長線上。

1 理一直在

先秦時代的名家中，有一位公孫龍，他提出“白馬非馬”，用邏輯的方式提出了兩個世界的問題，一個是抽象的馬的世界，另一個是具體的白馬、黑馬世界。

中國哲學家比較講究實用，對名家所說的抽象世界沒有興趣。一直到程颢和朱熹，才重新注意抽象世界的問題。

儒家不是要治國平天下嗎？為什麼朱熹對這個抽象的天理這麼有興趣？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唐宋轉向”談起，這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重要轉折點。從唐末到北宋，發生了什麼轉折？轉向了内在心靈秩序。

人與天溝通的模式有兩種，一種是董仲舒建立的外在的“天人感應”模式，但這種模式太神秘了，比較低級，經不起佛教的撞擊。所以，“唐宋轉向”在佛教的刺激下，轉向“天人合一”的模式。這個“合一”，是天理世界與心靈秩序的合一。你不是要理解天理嗎？天理與人性是相通的，想更了解天理，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像佛教那樣探究人的心性。

朱熹有一句名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隻在這裡。”都山崩地裂了，但是那個至高無上的、抽象的天理竟然還巋然不動！

朱熹與柏拉圖可以說是心有靈犀，柏拉圖也說過，抽象的理先于具體的事物而存在。

朱熹雕像。圖|圖蟲創意

“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抽象的形而上叫“理”，具體的形而下是“事物”。每一個事物的背後，都有它自己的道理。

人類在發明車和船之前，腦瓜子裡面已經有了車船的概念。具體的事物總是有生有死，但理是永恒的，天理不死。你不要去問天理是否存在，天理的存在不是“是否”的問題，而是“應該”的問題，假如沒有天理，就像西方人沒有了上帝，那麼什麼惡都可以做。

2 月印萬川

天理高高在上，又是存在于如此虛無缥缈的形而上世界，那麼，人如何認識到這個至高無上的天理呢？

朱熹講了一句話：“理一分殊。”

世界上最高的天理隻有一個，但它太高了，你的确無法直接認識到天理。但是沒關系，宇宙的天理隻有一個，但它的表現形态卻各有特殊性。朱熹怕人聽不懂，還借用了佛教常用的比喻：月印萬川。晴朗的夜空，月亮照在人間千萬條河川上，呈現出無數個月亮。月亮隻有一個，但它的光影卻是千姿百态。

每個事物都有它的小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也是條條道路通羅馬，都暗藏着大道理的密碼。你可以通過認識具體事物的理，來豐富對那個抽象的、最高的天理的知識。“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這些成語，講的都是同一個意思，不同事物的理之所以能夠相通，乃是因為背後的最高之理是同一個。

講到這裡，我們大概會發現，朱熹的哲學距離我們的生活并不遙遠。你要成為某個領域的一流專家，僅僅有專業知識是不夠的，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你的知識面越是豐富淵博，越是有助于深化你對專業知識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認識那個最高的知識，那就是宇宙與人生的大智慧。人生戰場拼的不僅是專業的本領，而且是一種智慧的境界，對宇宙與生命意義的理解。

在南宋，朱熹是學問最淵博的人，又是最有思想的人。他著作等身，僅僅是他的語錄就有一百四十卷。不過，朱熹最重視的，還是《四書章句集注》——他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儒家經典的批注。據說他去世前一天，還在修改他的注。到了元代之後，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就成了科舉考試的官方文本了。

3 兩個自我

宋代的儒家與先秦的儒家是很有一些不同的。孟子談人有“不忍之心”，就打住了，接下去最關心的是向外拓展，如何實踐自己的道德本心。

但是到宋代，發生“内在轉向”，從程頤到朱熹，更關心的是人心背後的人性和天理。先秦儒家是倫理學的，而宋代儒家更有哲學本體論的氣質。

理學認為這個世界有兩個，抽象的世界和具體的世界。這裡涉及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心、性、理。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國家公園朱熹園。圖|視覺中國

先講心與性。宋明理學受到佛教的影響，非常重視心性問題。那麼“心”與“性”是什麼關系？“心”是具體的，“性”是抽象的。這裡的“心”，指的是感性的道德直覺，孟子講人有恻隐、羞惡、善惡、是非之心，這“四端”都屬于心的活動；“性”呢，則是抽象的人性，是仁、義、禮、智。

“心”與“性”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但抽象的“人性”與抽象的“理”卻是相通的，程颢講了一句非常要緊的話：“性即理。”每一事物，都有其本性，所謂“本性”，不過是這個事物應該遵循的規範和标準，也就是它的小道理。因此，所謂“人性”，不過是人所應該遵循的道德倫理。

抽象的人性是善的，但具體的“人心”就不一樣了。因為人除了道德的人性之外，還有自然的動物性。“人心”與張載說的“氣”相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氣兒，各有各的不同。

這樣，每個人内心當中都有兩個自我，一個與抽象的“性”和“理”有關，代表道德的“大我”；另一個與具體的“氣”有關，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代表自然生命的“小我”。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但又同時躲藏在每個人的内心當中，相互沖突，彼此厮殺，是一場道德與自然、大我與小我的永恒戰争。

原來，朱熹對抽象的天理的興趣，最終還是要回到人間。這與古希臘哲人為求知而求知還是不一樣的！沒錯，朱熹的天理，最終還是為了解決世道的昏暗，而世道如此昏暗，是人心出問題了，人欲橫流，泛濫成災。

天理，就像黑暗中茫茫大海裡的一座燈塔，要照亮人心中的幽暗。

4 “幽暗意識”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張灏教授曾提出“幽暗意識”這一重要觀念，意思說基督教文化對人性的幽暗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但儒家文化對人性是樂觀的，缺乏幽暗意識。相信人性善的孟子不就是這樣嗎？

不過，到了朱熹這裡，因為受到佛教“無明”觀念的影響，已經對人心中的昏暗有了相當正面的重視，所以才将“存天理、滅人欲”作為宋明理學一個最重要的題目提出來。

一講到“存天理，滅人欲”，很多人大概會覺得怕：我不要生活在宋代！連正常的七情六欲都要被消滅，讓我怎麼活啊？

其實，朱熹的原意，不是說人的欲望不能存在，而是要有節制，以人性中的天理來約束自然欲望。

有學生問朱熹：“飲食男女，什麼是天理？什麼是人欲？”朱熹回答：“飲食者，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這話合情合理吧？隻有那些過于貪婪的欲望，才違背天理，才是要滅掉的“人欲”。隻是後面的道學家們念歪了經，将正常的七情六欲，也以天理的名義，滅了！

從朱熹到今天，1000多年過去了，文明有進步，人性卻永遠在原地踏步。世界上各種天災人禍，很多是因為人性中的貪婪造成的。人性中的永恒戰争，不就是一場克服人性異化的“天人交戰”嗎？用宋明理學的話說，這叫“複性”，将被異化的人心扭轉過來，恢複與天理相通的人的本性。

不過，朱熹的“幽暗意識”比較起基督教，還是不夠徹底。基督教認為，人性中的惡是根深蒂固、無法徹底消除的，所以，不要相信任何偉大人物，人格再如何光芒萬丈，也一刻不能放松制度的規約。但朱熹呢，畢竟是繼承孟子“道統”的儒家，相信人性中的幽暗最終是可以被克服的，還是有聖王出現的可能。

5 内聖外王

作為道學家，朱熹是很嚴肅的，像正襟危坐的老夫子，對學問和做人都很嚴格。在孔廟裡，朱熹的地位很高，他與孔子的弟子們一樣，是有牌位供奉在那裡，被儒生恭恭敬敬地稱為“朱子”。一旦成為“子”，那就是一派學問的鼻祖了。朱熹總是勸人多讀書，千言萬語，博學最要緊。

不過，不要以為朱熹隻是一隻兩腳書櫃，僅僅滿足于求知。

儒家與古希臘哲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對知識的渴望，最後都不是為了求知本身，而是為了認識天理。天理隻有一個，孔子說過：“吾道一以貫之。”千言萬語的道理，歸根結底都是服從同一個“道”，既是天理，也是人道。儒家的使命感就是“士志于道”，認識天理，實踐人道。

所以，朱熹注《四書》，最看重《大學》中的所謂“八條目”：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家國天下，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但要擔當如此沉重的使命，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必須有聖人的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如何修成？朱熹發展了孟子的功夫論，從佛教那裡學來一整套修身術，那就是“八條目”中的前四條。你要修身吧，首先要“正心誠意”，心地純正，意念真誠，沒有絲毫功利的雜念；然後是“格物緻知”，通過親身的實踐，考察事物的各種道理，以實現對終極的天理的認識。

到了第三階段的宋明理學，儒學的根本道理可以概括為“内聖外王”四個字，指的是通過格物緻知、正意誠心這套修身功夫，成為道德上的聖人，然後由聖人出來，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

隻修身而不救世，那是佛教；一味救世，但不修身，那是墨家；而儒家呢，修身與救世是兩個不可缺少的面向，有道德人格的聖人，才有資格出來救世治國、平天下，又是道德實踐的題中應有之義。

6 批判、妥協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朱熹不寄希望于制度，還是一心盼着聖王出現呢？

說到根子上，還是與中國文明的突破方式有關。

“内在的自覺”是一種“内在突破”的文明，這與“外在突破”的西方文明不一樣。“外在突破”的文明不相信内在的人性，最靠譜的還是外在制度的剛性約束。但“内在突破”的儒家文明堅信人性可以與天理内在相通，人性的完善可以出現大聖人、大救星。

中國人最期盼的，就是“聖王合一”。堯舜禹三代為什麼在儒家看來是永遠的理想？因為有堯舜這樣的聖王。

韓愈建立了一套從堯舜到孔孟的“道統說”，朱熹一生都在捍衛和堅守這個“道統”。因為在他看來，三代以後，聖與王，即儒家的“道統”與王權的“政統”已經分離了，成為兩股道上跑的車，漸行漸遠。

宋明理學這個“道統說”，原來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三代以後，王者竟然都不是聖，不能與天理溝通，不具有道德的合法性！儒學建立了與君主對抗的二元權威，到了宋明理學的“道統說”，發展到新階段。

但是，朱子學不是後來成為統治者的官方意識形态嗎？還有批判意識？

這是因為，宋明理學有兩面性格，一面是“道統”對抗“政統”的批判性，另一面是“道統”不得不屈從“政統”的妥協性。

因為比較起基督教來說，儒學有一個緻命的短處被王權捏住了，缺乏像西方教會那樣的獨立建制。為了實現“内聖外王”的理想，不得不進入政治，屈從于王權。

儒家的二元權威，到宋明理學發展到新的階段，但還不是它的最高峰。最高峰是明代的王陽明的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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