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寫了一篇關于清代新科進士選知縣的文章，有讀者留下了不同的意見，并建議寫一寫唐代進士授官的情況。借此機會，就來梳理一下唐代科舉的一些基本情況。

唐代是一個國力鼎盛、蓬勃開放的朝代，自隋朝創立科舉到唐代進入了迅速發展時期。唐代科舉總體分為“常科”和“制科”，具體又有很多的名目。

比如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法、明算六科。秀才科是唐代常科中最早設立的科目，也是法定地位最高，難度最大的科目。正因為秀才科難度大，所以考中的人非常少，到了永徽二年，秀才科便被取消了。

制科形式就更多了，有人統計過，大緻有63種之多。不過，其中内容大體相同，有的僅是文字稍微不同而已，制科的目的是選拔一些文學人才。

唐代讀書人最熱衷的還是參加明經科和進士科。明經是以儒家經學為考試内容的科目，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以儒家經典學說統一思想，因而注重以經術取士。雖然唐代各種《登科記》并不記載明經及第者姓名，但每科明經及第人數多在一百人左右，且一般都是任命為中下級官員。

進士科是唐代的重要常科，唐初時進士科僅試時務策五道，以文章詞華的優劣作為錄取的标準。在重視文學的社會氛圍中，進士科的聲望不斷提高，不少進士及第者青雲直上，很快就能爬到帝制政權的頂峰。所以進士科到了後來，難度越大，便有了“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唐代的科舉制尚不完善，科舉也僅僅是選拔人才的一種方式而非主流，很多人還是通過察舉、門閥等途徑入仕為官的。此外，唐代的科舉也很不嚴謹，有行卷之弊端，即考生通過各種關系，與知貢舉（主考官）有灰色交易，通常在考試之前，已經确定了哪些人可以及第以及進士的具體名次。

宋、明、清三朝，考中進士就可以直接授官，盡管清代時中間有一個候補等待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隻要是具備進士出身這個條件，早晚都會授官的。

而唐代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不管是進士科還是明經科，考中進士頂多隻能算是拿到了上崗資格證，這個資格當時稱為“出身”。要想真正踏入仕途，那麼還必須要經過一場重要的複試——吏部試，通過吏部試後才能授予官職。

吏部試主要考什麼呢？主要是“身、言、書、判”四大項，身即身材外貌，言即口語表達能力，書即書法水平，判即判案的文辭。其中又以書、判為重，尤其是判。

唐初的時候，吏部在考試時，經常拿一些州縣的疑案來考驗應試者是否具有處理政事的能力，但後來日積月累，考試的人太多了，現在的案例根本不夠用，便絞盡腦汁，從古代典籍中去采集一些事例。這一點就和清代中期以後，科舉中經常出現的一些奇怪的考題是一樣的。

進士要想通過吏部試是很困難的，往往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比如白居易考中進士後，就曾經做過幾百道這方面的題目練習，在《白居易集》中就收錄了一部分。下面就列出兩個關于“判”的考題：

第一道：張某準備把女兒嫁給趙某，趙某已經送了彩禮，而張某又生反悔，趙某便到官府告趙某不守婚約，但張某說沒有立結婚的契約。此案該如何判？

第二道：甲的牛把乙的牛抵死了，乙要求甲賠償。甲說是在野外放牧時抵死的，請求半價賠償，乙不同意。此案該如何判？

以上兩道考題都是屬于比較棘手的，沒有現成的律例可以參照，判詞該如何寫得費一番周轉，也能反映審案者的理政水平。科進士畢竟缺乏實際經驗，又不谙世事，隻好背别人的判詞來應付。

更關鍵的是，吏部試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以及沒有規範的章程，所以又被很多勢利之徒用來以權謀私，徇私舞弊。唐中宗時期，吏部的兩個堂官沆瀣一氣，每次吏部試故意隻取一小部分，讓落選的人接着考，一年要考好幾次，有的人連續考了幾年。對于吏部官員來說，考得越多收取的賄賂也就更多。

還有一個案例記載在《通典》裡面，也是說唐中宗時期吏部官員手中握有選官之權，大量收賄，濫授官職，把後三年的官職額度全都用完了，以至于編外官員多達三四千人，各衙門裡好多官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

事實上，唐代進士的含金量普遍不如宋、明、清三朝，就算能通過吏部試，一般授予的官職也不高，都是最低等級的從九品、九品官。其主要原因也是唐代的科舉制不健全，加上國家選拔人才也非科舉一途，故有種種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