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董雪瑩 圖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梁辰

雪瑩

董雪瑩一度很想結婚。

上一部紀錄片《入戲》的制作陷入持久戰，素材先天不足，剪輯中途又被推翻從頭開始，哭完繼續坐回剪輯台。有兩年朋友們發消息問她在哪裡，她都說，在剪片子。等到《入戲》終于完成，她就想趕快先談戀愛，可是發現沒人找自己玩了。

董雪瑩到一家線下相親會注冊高級會員，交了一萬多塊錢給紅娘。紅娘問她想找什麼樣的男孩，她拿出幾張明星Rain的照片擺在桌上，單眼皮的，不用很高。紅娘說，寶貝我一定給你找個把你當公主一樣對待的男人，你這麼漂亮，不超過三個人就能找到。後來她在一間五六平米的小房間裡與三位男士分别見了面，“根本相去十萬八千裡”。

結束後她跑去問紅娘怎麼回事，紅娘說，你這三十多歲的年紀在婚戀市場不受歡迎了。她又去各處搜索怎麼談戀愛，盡是“女人要用男人的思維去談戀愛就不會受傷”、“怎麼用手段計謀去談戀愛”。

她很不理解——從小我也不差，為什麼被“剩下來”了？為什麼一切都在加速，連談一場戀愛都會轉頭就忘掉？婚戀市場是怎麼回事，一些企業能做到上市，讓女性們心甘情願交三五萬甚至十萬。哦對了，紅娘還這麼說，無法找到與之要求相稱的相親對象也因為她交的錢是最少的一檔。

二十多歲時董雪瑩從沒想過這些事，“我媽經常鼓吹别人生孩子，我就很叛逆，從小不想結婚，不想生孩子。”一路長到現在，她發現自己有時候太拘謹，将一些包袱加諸己身，比如想一直做好電影，像個女俠一樣。

慢慢兩個妹妹都結婚了，“那種家的感覺，溫暖、堅實，有一個人在家等着你，不管遇到什麼都會給你精神上的支持，多累都有人跟你說說話”，倒也使她生出了對婚姻的向往。

一半出于求助一半出于調研，董雪瑩找到了朋友們以及更多單身女性讨論這些事。最後選擇其中五位跟拍六個月，組成紀錄片《“煉”愛》。“煉愛”，與“戀愛”同音，卻苦樂迥然。

單身像一陣浪潮湧動。2018年，中國單身人口數量達到2.4億；2021年，全國結婚登記數據為763.6萬對，為民政部自1986年開始公布結婚登記數據以來的曆史新低。這些數字顯示出變革的力量，也改變着人們對自身和親密關系的認知、成長與成年的方式、老去甚至死去的方式。

在《“煉”愛》裡，董雪瑩和她的拍攝對象們雖成長背景各不相同，但都在北京生活，都已經過了三十歲，有過幾乎要結婚的臨界點，又選擇分手。“向現實妥協、随波逐流，我覺得這是常态，但我不想在大銀幕上搬出來這種妥協的人物和故事。”董雪瑩說。

她們保持獨立，同時尋找愛情。

頗為理想化的腳本，與原先的婚戀框架産生沖撞，産生交流。女性婚戀并不算尖刻、沉重的獨立紀錄片選題，但催婚與相親、凍卵與單身生育之類話題要在公共領域形成良好讨論也并不容易。

首映禮那天，電影開始，六七百人鬧哄哄坐下來，談婧、周紅梅、董家琪、月兒、李桃，五組人生切面交織進行，銀幕内外彼此張望，遇不到對的人會怎麼樣？為什麼信任對她們來說很重要？如何治療情感創傷然後再去愛上一切？那些都市裡沒結婚的姑娘都在想些什麼呢？

如今電影拍完已經兩年半，她們的生活又發生了巨大變化。

談婧

“你稍等我一下，小貓它一直叫。”談婧剛從樓下撿上來一隻小貓，垃圾桶旁邊看到的，臍帶還連着胎盤。她把臍帶剪斷，沒想好接下來該怎麼辦，兩個小時後她就要出發去美國的矽谷了。

談婧是别人家的孩子談婧。

十多歲從安徽合肥獨自到北京上學，保送清華，從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後入職瑞銀，七年後放棄百萬年薪副董事職位與麻省理工學院offer加入優步中國創始團隊，是優步上海第三号員工。後又離開，繼續創業、寫書、組織論壇。她面龐柔和，總是帶着标準的顯示親和力的微笑，但不妨礙她是會在做凍卵手術前問“做第二次有沒有discount（折扣）”、答應董雪瑩拍攝前把整個團隊考察一輪的嚴謹又理性的商業女性。

朋友看過她的星盤，告訴她說在她的命運裡看到未來，并且是帶着一群人去未來。在電影裡她站在斯坦福大學前面，對着鏡頭大方自信地說：“未來改變世界，要為人類不斷往前發展作出貢獻，去暢想去想象，打開想象力，然後去拓展人類的邊界。”

董雪瑩跟我說，他們做過一次統計，談婧是90後與00後年輕人最喜歡的那個。

優等生的重要命題是在28歲以前結個好婚。她的丈夫應該成熟穩重，應該事業有成，就是“所有應該的樣子”。依着标準找過幾個，談婧總感到不對，她變得不像自己，“去裝傻，服從别人，實際上我心裡面是有想法的，但我會去把它們放棄掉，看起來都挺好，各種都應該，但是好像沒什麼火花。”越是着急，想着“自己快過期了趕緊把自己打折賣掉”，越是糟糕和混亂。

“現在回想起來我并沒有一個特别愛的人。”她講。

如果不是拍《“煉”愛》，她大概不會和周圍人深入讨論兩性和婚戀問題，比如她不知道男生朋友認為“女人都是被浸泡在一種感情裡面的”，她太理性，因此“不見得是個正常的女人”。她自己也知道，女神是不能崩潰的，也不能罵人的，就算難過也不可以哭的。

分水嶺從28歲開始，到拍攝前決定做凍卵手術那段時間結束。

并不是出于年齡上的緊迫也不是對孩子的渴望，隻是在了解項目時看到了關于凍卵的項目，談婧決定凍卵。做出決定後她哭了一次，是她少數為自己哭的幾次中的一次，“在（結婚）這件事情上我不再拿高分了，甚至相當于直接辍學了。就覺得我怎麼混成這樣，要走這條路，内心覺得自己有點凄慘。很少有人能過完全脫離社會定義、完全自處的生活，這太難了。”

她調整經期，害怕打針但每天要自己往肚子上打三四支促排卵針。出現孕吐反應，甚至深夜自己打車去醫院急診，手上拿了包就拿不下衣服。

《“煉”愛》紀錄片人物談婧

2019年6月，拍攝尾聲中的一天，談婧和朋友們聚會然後徹夜長談，那時候她已經完成凍卵手術，也轉眼到了35歲。她再次大哭一場，感到自己好像走了一段很漫長很自我壓抑的路，現在終于到了盡頭。

2022年3月，首映禮上，談婧穿着紫色衛衣和黑色俏皮短裙，剪了短發，導演李少紅看到她似乎有些驚訝：其他人都能認出來，怎麼好像你和片子裡不太一樣了？

“我現在回去看（電影），當時有點像我一直在扮演一個别人眼裡的女神，好學生、好女兒、好創業者，然後她也會什麼？好母親。典型的一個女性走得最完美的道路。但是現在我覺得不是在扮演别人了，我身上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bitch是女性主義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詞，是女神的反面。我現在經常說，不要叫我女神，叫我bitch。”談婧在電話那頭笑。

去矽谷後，她和新團隊的夥伴會租一個大房子，在那裡探索人工智能前沿，“人類的邊界”。

出國前一晚她把一篇短篇小說發給我，落款正是2019年6月，她在從舊金山飛往上海途中寫的，《哭過的天空》。講的是出生時不被期待的孩子Hana在七歲時收到了一隻會說話的兔子，她們彼此分享秘密，長大後一同參加家族戰争。戰争中兔子被敵人扯去一隻耳朵，Hana痛哭、逃避，險些在印度洋的風暴中喪命。再後來，兔子的斷耳處長出了鱗片，慢慢蔓延全身，變成了龍。

Hana又一次騎上了龍，她溫柔地撫摸着龍的每一個鱗片，它們尖利，每一片都是被千錘百煉成的尖利，它們冰冷，每一片都是殺戮的利器。她撫摸着這些尖利的武器，像是撫摸自己每一個随時會滴血的柔軟的傷口，像是撫摸着她的兔子軟軟的茸毛，每一片都是軟軟的、暖暖的、厚厚的、濕漉漉的，帶着清晨的淡金色的陽光和一點點讓人迷戀的臭臭的味道。

紅梅

觀衆席中有個女孩站起來，她說喜歡談婧那樣自由不拘束的生活，又困惑不知如何在孤獨時自處。

談婧給了典型的談婧答案——打造一個supporting system（支持系統），這裡面有很多好朋友、父母、合作夥伴、心理醫生，當然也可以包含婚姻。而站在她身邊的周紅梅，電影裡那個常常參加相親活動的姑娘說：如果你選擇了優秀和獨立，孤獨感也是你自己尋找的，要允許它存在。

紅梅匆匆趕到咖啡館的時候，身上還帶着一股春天裡乍暖還寒的冷氣，小個子小臉蛋，暗紅色禮帽。一個山東女孩，看上去倒有點像南方姑娘。

“其實我很強勢的，”她笑着講，“但是女性無論多強，在婚姻裡一定是要有柔弱撒嬌的地方的。”她說話的時候語氣總是很堅定，說她自身的信仰使她堅信愛情的忠貞，堅信優秀且謙卑的品質，以及婚姻一定需要學習。她如此總結：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愛。

《“煉”愛》紀錄片人物紅梅

其實紅梅讨厭相親。每次寫表格，一大部分羅列自己的學曆、戶口、年齡等“條件”，最底下才能寫上幾行“真正的我的内容”，在她老家山東菏澤村子裡，說一次媒要一萬塊錢，說媒人還可能是個嚴重耳背的老爺爺。

但是父母催婚厲害，比他大三歲的哥哥離異後也一直單身，爸爸甚至說過“隻要是個女的就行”。“單身是一種狀态，但會引起蝴蝶效應。”紅梅講起前段時間她讓哥哥開車送她去聚會，後來改計劃，打算自己開車去。想跟她一起出去轉轉的哥哥顯得不高興，抱怨幾句，紅梅說他表情不好，哥哥更不高興了，爸爸出來勸和結果也卷入争吵，最後在院子裡一個接一個砸東西。

她反思那場争吵的原因：“問題更多出在我身上，就是我本該出嫁的時候我沒有出嫁。到了這個年紀還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情感的不獨立也是一種不獨立。”

如果和紅梅見過面，會發覺她與其說是強勢，倒更像是虔誠，她拿着這根尺子衡量一切，包括她自己。這偶爾使她顯得格格不入，但出于十年的信仰，她會這樣說：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賜，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做害羞的事不張狂，愛是永不止息。

2021年初，周紅梅因為和表哥一起創業離開生活了11年的北京。所有東西裝上一輛商務車，一路開到了煙台。“我離開北京的時候就覺得并沒有真正離開，因為我哥哥就像放風筝一樣，我是風筝，他是拉着繩的手，給我足夠的自由和支持。不是讓我離開北京，而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紅梅一看時間：“到今天為止我已經在煙台一年零兩個月了，哥哥對我再好也有他的家人。哥哥給我安全感，但是他并不能填補我的孤獨感。但世界上始終隻有一個人可以和你連為一體，那個人就是你的丈夫或妻子。”

北京下了一下午的薄雪在樹叢上積起一層，路面濕漉漉地倒映着街上的霓虹燈。新世界百貨、搜秀城、魔方購物中心，往西是王府井，這裡是北京市内最繁盛且人流量最高的路段之一。一年前這是紅梅工作的地方，早上10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吃飯，逛街，或者去前門。“在煙台最孤獨的時候，連逛街也沒有那麼多可以逛的地方。”

“總之真正的優秀一定是自己内心的舒适，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評價裡。”紅梅仍然是語氣堅定，“18歲到25歲之間大膽去愛吧，26歲到30歲就糊塗一點，認真去愛，30歲以後那就認清自己，還要相信未來。”

Kitty

董家琪把自己的英文名改成了Kitty，與三麗鷗公司上世紀推出的卡通人物Hello Kitty（凱蒂貓）同名，她們都喜歡粉色，都是天蠍座。Kitty家裡收集了上萬件Hello Kitty的物件，從挖耳勺到電視機，到現在也沒有停止。

連自己也是粉色的——粉紅色拖地長褲，脫了外套，T恤正反面印着粉色愛心和字母，兩枚粉色發夾把頭發别起，一隻粉色毛絨桃子從粉紅色托特包上挂下來，隻是看起來比電影裡瘦了些。

《“煉”愛》裡面她天真得像個孩子，與父母同住，偶爾吃飯時會讓爸爸剝蝦給她。有時候确實是，有時候是她決定扮演那個孩子，以彌補小時候因為貪玩不着家而讓媽媽擔心的時間。

“我媽就老三套，在哪、跟誰、什麼時候回來。”問了二十年，每次董家琪接起電話就開始自動報備，完了挂電話。片子裡她還捏着嗓子學媽媽說話，“等我50歲你還打電話：妞妞，你在哪兒？你什麼時候回家？”

“我臉都紅了。”董家琪想起首映禮那天看大銀幕上的自己，捂着臉講，“還天天穿着大褲衩在家裡走來走去，整個大祖宗大寶貝。是不是有點太沒偶像包袱了？”

“這樣天真點蠻好。”我說。

“其實我們五個人都隻呈現了一面給大家，我恰好是天真可愛的那一面，但我們身上都有其他人的影子。”董家琪說。哥哥形容得很準确的一點是，董家琪像一本封面上就列好了所有重點的書，坦誠的，純真的，還有敏感和脆弱的。

她是家裡獨生女，青春期父母管得嚴，保護得好。16歲，董家琪在加拿大上學時交了男朋友，第一次有一見鐘情的感覺。她覺得要跟那個男孩子在一起一輩子了。暑假回國又回去，發現男孩有了新女友。她想知道怎麼回事，對方說，他媽媽不同意，“可是他媽媽都沒見過我怎麼就不同意了。”她拉不下臉，不想被讨厭，在男孩和他的新女友面前裝作若無其事。也沒跟任何人說起難過到心髒疼，吃不下飯，不想去學校，到現在也沒和父母說起這件事。

無疾而終的戀情在許多年裡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和治療。

“你就覺得都會離開你的，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恒，是永遠陪伴你的。後面幾段感情我都挺小心翼翼，很想去翻手機。人家一拿手機，尤其晚上，微信一來，我心就咯噔一下。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要跟别人好，他是不是要抛棄我了？”我不敢看着她了，屋外還積着昨天的薄雪，想起天氣預報說下午北京郊區降大雪，董家琪終于講：“我是有問題的。”

《“煉”愛》紀錄片人物Kitty

她總患得患失，有過幾段戀情，二十七八歲已經讨論要結婚的男孩，“好像挺喜歡我的，好像對我還不錯，但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還是說他也隻是着急找人結婚，我到現在都看不清楚”；相處時間最長的那個單親爸爸，“感覺生活裡面有很多别人在，不管是他前妻還是孩子，他兩邊都不想傷害”；或是碰到喜歡的男孩，“我會想他會喜歡我嗎？我不敢說，怕人家知道我喜歡他，就算人家也喜歡我，又很怕，算了算了還是跟他當朋友吧，萬一以後我們倆分手連朋友都當不成，你知道嗎？”

董家琪時常感到，相比自己沒有的，反倒是所擁有的更讓人不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Hello kitty不會離開她，“我想看見她的時候，她永遠在那等着我。”

紀錄片拍攝結束後一個月左右，董家琪姥姥突然陷入昏迷。90歲的姥爺每天走去醫院看她，覺得她能醒過來，在病房裡面拉着她的手。姥姥去世，家裡人瞞了姥爺幾天，那幾天姥爺每天都要問，“今天我幾點去看她啊？”他們說，姥姥昏迷了您别去了。姥爺說，不行，她其實還是知道我在那的，我坐在旁邊她是有力量的。姥姥得糖尿病腿疼，就是姥爺每天給她揉着膝蓋看她睡覺的。姥姥去世後，董家琪看到打仗也沒哭過的姥爺在哭，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

出于私心，董雪瑩拍了很多姥姥姥爺的片段，她覺得看到他們就讓人想起《親愛的，不要跨過那條江》和《平如美棠》，明明是有這樣滿是情義的愛的啊，那也是董家琪對愛的理解的最大來源。

“我以前總想找照顧我多點的。這兩年慢慢想明白，我們倆人分開的時候可以很獨立，但是在一起時就是一個很完美的圓形，可以去對抗所有事情。”董家琪講。

月兒

“我是一個需要時刻被愛滋養的人。”月兒在《“煉”愛》裡說，她說話不疾不徐，聲音像沙子流動。

月兒想不起來說過這句話了，她是唯一沒有看過整部片子的拍攝對象，“但我相信這一定是我說的話。”

董雪瑩第一次找月兒拍攝時，月兒正處在分手邊緣。第二次去，她已經單身。那時候離30歲還有小半年，“你愛一個人把自己都愛沒了，失去了自己的社交圈，離開了自己的朋友，恨不得把自己頭上的光環全摘下來頂在他頭上。”

有時候兩人因小事争吵，無解，總以月兒的讓步結束，久而久之變成一種模式，好像月兒永遠都有問題，而付出的時間和情感無形中壓抑着她，“你連走的勇氣都沒有。”月兒說，“好多女孩在已經不平等的情感關系裡面，還在苦苦支撐，我覺得挺悲哀的。”她在《“煉”愛》中是以朋克青年的形象出現的，自我意識覺醒早，又頗為灑脫——董雪瑩說她最羨慕月兒的就是這點，走哪兒都能喝上一口小酒——與眼下在講的自我迷失的女孩像是兩個人。

“你本着這顆心傻了吧唧去愛，愛到最後發現除了‘我愛你’是最不重要的，别的都特别重要。”30歲生日聚會上她有點喝醉了。她覺得自己好像有點接不住，30歲不像自己原本想象的那樣結婚生子了，往回看到昨天還是二十多歲，還在電影學院外面的店裡吃火鍋，聊北野武、搖滾樂，去看演出，坐公交倒地鐵再倒公交，說要去做這個和那個，有一股強烈的想要證明自己的勁頭，就好像那時候的北京。

那會兒她在筒子樓租了間小屋子，媽媽來看她，上樓梯的時候心都快碎了。而他們一群年輕人去各處尋找機會，拍小廣告，拍MV，一路拍到世貿天階天幕，最後希望有一天能一起拍電影。終于有一天可以拍電影的時候，大家都散了，或者已經離開了，“很多過客出現在你生命中，又流失在你生命中。”

再往前，19歲的時候男朋友說，月兒我們結婚吧。她有點懵：“拿什麼結，我們怎麼結，正吃飯的，突然一下跟我說，這是在求婚嗎？可是我的人生好像還沒有開始。”

《“煉”愛》紀錄片人物月兒

30歲前夕那段戀情結束的兩個月裡，月兒整天待在家裡不出門，大哭，喝酒喝到睡着。然後有一天坐在窗戶上，外面陽光特别好，她覺得自己好像活過來了，想見朋友，和他們吃飯、唱歌、跳舞，怎麼高興怎麼來，打扮自己，讓自己漂亮起來，社交，讓自己積極起來，“開始愛自己，先破碎再重塑。要知道，情緒是沒有好與壞的”。

然後她發現，這真是一個最好的年紀。對生命、時間、金錢、生活多了一些理解，也對自己多了一些理解。

“我絕對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型了，但是我現在也能懂得了如何接地氣，我想再去談的話，希望有共同的人生方向，一起成長，他能像朋友一樣，能像愛人一樣，能像夥伴一樣。”月兒突然笑起來，“說得我自己都覺得此人隻應天上有了。但如果能遇到那個人的話，我依然會毫無保留，像飛蛾撲火那樣去投入的。”

桃

大家都說很佩服李桃。問為什麼，就學着李桃的樣子——頭發一揚，說，管他呢，先愛了再說。

“我二十七八歲的時候也恐婚啊。”嘴上這麼說着，李桃仍舊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樣子，出現在人數寥寥的日料店，大眼睛一眨一眨，“我感覺我的人生還那麼長，好多事都還沒有去做，還有很多夢想沒有完成，我還想再去看看世界，嗯。”

她剛到北京的時候24歲，誰也不認識，隻知道以前一位一起拍廣告的那個導演。她發短信問他，在北京哪裡租房好。那個男孩說他要出門幾天，如果李桃不介意，就在他家短住。李桃搬進了那間老房子，“我就在他家裡，蓋着他的被子，睡着他的床，吃着他的飯。你知道嗎我還翻他的衣櫃，果真翻出來一件女孩子的睡衣。他的房間很小，在那種便宜的架子上有一張他的照片，很無聊的時候我就看那個照片，看着看着我就慢慢喜歡上這個人了。”他們就這麼在一起了。

《“煉”愛》紀錄片人物李桃

2005年，北京還很小，房子很便宜。出去玩就是鑼鼓巷和後海，三環都顯得遠，天通苑和通州更是遠在天邊。“在北京兩個人是互相扶持相依為命的。”李桃和這座城市唯一的交集是她的男友，她絕大部分時間沒有工作，沒有朋友，每天在家洗衣做飯，等男友回家，無聊的時候就看那幾百盤錄影帶。

後來北京變大了，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李桃想去做演員，這和男朋友希望她一直留在家裡相反，有時候會争吵，情緒崩潰。

27歲，她接到了自己的第一部電視劇，離開家一個月。李桃去片場後不久男朋友從那個房子裡搬了出去，“我再回到家的時候家裡空空蕩蕩，每天哭，猛哭了兩個月，然後頹廢了好幾年。”

又過了四年，李桃在一次幾乎是騙局的感情中懷孕，她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一個人搬到了宋莊，東六環外，在通州。

“我知道現在很多女生幻想去父留子，但是第一你要有經濟基礎，第二你要很勇敢、要很強悍，這是很難很難的。”懷孕時她發現自己變胖而陷入抑郁，生完孩子後像一台産奶機器，将近兩年的時間裡沒有辦法工作。因為單身生育，李桃給孩子上戶口時交過一筆十幾萬的社會撫養費。然後不得不開始工作，她從演員轉向直播帶貨，每天六個小時精力充沛扯着嗓子講話，初期就像“擺地攤，把所有驕傲什麼的放在地上摩擦”。工作和撫育女兒占去了她絕大部分精力，她沒有時間慢慢培養一段感情。

“當時我并不愛那個男人，是有點着急了，但發現選錯了人後确實沒有辦法，并不能像想象的能夠堅持下去。婚姻是很漫長很瑣碎的，如果沒有你發自内心很愛的人，即使堅持也是整個人不快樂的，痛苦的。”現在想起來李桃也不後悔，她覺得，無論如何，不要放棄尋找自我的價值。

“她太要求靈魂的契合，看中才華、思想。我說她太多次了，都懶得說她了。”李桃說的是董雪瑩，她們認識十多年來，各自都完成了幾部作品，得過大大小小獎項，“幹嘛總去仰慕男人呢？還不如相信自己的才華。”

李桃仰着臉想了一會兒，在椅子上搖晃着身體，晃着晃着湊到我面前，像講一個笃定的秘密：“壞女孩了解男人。她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搞不好的話，把自己的人生過得很狼狽。”她又晃開去，“像雪瑩啊，最好就是永遠都是這個狀态，不要發現生活的殘酷，不要活得那麼明白，知道吧？”

李桃要結婚了。

“他喜歡我什麼？”李桃思忖了一會兒，一甩頭發，“管他呢。”

“我不追求他給我物質上的幫助，也不需要精神的什麼，我隻要看到你坐在那裡我就會心情好，整個人冒粉色小泡泡。我現在就像回到15年前一樣。那個時候我沒有能力去駕馭這種感情，懵懵懂懂，兩個人都靠青春和荷爾蒙在支撐。現在我變得有能力去支撐我的選擇了，我就喜歡你的人，其他東西都跟我沒關系。”李桃說，“我走過來花了15年的時間。真的，愛情是個奢侈品。”

“不過你知道她們為什麼都這麼喪嗎？”吃完飯，車子沿河邊開，成都的夜晚暖風習習，讓人心醉，“因為現在沒有找到愛情，找到愛情就會開心得不得了，活得可好了，可舒服了。”

愛情的答案不在風中，六個姑娘一場共謀，像董雪瑩說的，《“煉”愛》沒有那麼猛烈，但也有很堅韌很理想主義的東西，經曆了各種挫折後仍然相信，這也是一種英雄主義。

南方人物周刊 孟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