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中國考古學正在進行的研究範式轉變的一部分。如今，經過幾代發掘者的辛勤耕耘，中華文明核心區的文化分區和以陶器為基礎的年代序列已經牢牢确立，考古學家們可以自由地拓展到古代社會和經濟生活特定方面的考察。一個恰當的例子是，近年來對中國青銅時代考古學的研究中，可以觀察到對都邑手工業作坊探讨的興趣日益濃厚。孫周勇研究員對周原遺址齊家石器作坊的研究是這種新型研究的一個開創性例子，其目的不僅在于重建古代生産技術，還在于借助科學的統計方法探索生産活動的定量維度。事實上，這是首個基于西周時期手工業作坊遺址材料并有意識地探讨上述問題的重要研究。　　

通過對齊家制玦生産廢棄遺存的詳細分析，周勇博士觀察到了西周時期近三個世紀的石玦生産活動的重大變化過程: 從西周早期到晚期，齊家石器作坊的石玦産量大幅增加，并伴随着形制和原料的日益标準化和生産工序的簡化。這些趨勢似乎與西周時期的整體經濟發展相一緻，如青銅、制骨、陶器生産等行業也普遍存在。然而，他對這一問題的呈現是基于準确的量化分析的，這一點是對同時期其他任何遺址的分析所無法比拟的。同樣，從國際角度來看，周勇博士的發現也是對經濟考古學乃至整個考古學極其有價值的貢獻。我希望他的研究能成為未來許多類似研究項目的典範，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　　

誠然，關于齊家作坊研究的一些問題仍然存在。首先，845 平方米的發掘面積隻是原本規模較大的生産作坊的一部分；盡管發掘區域集中在與生産活動相關的文化堆積最為密集的那部分場地，但從理論上來說，報告的資料可能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然而，很有可能，未來對作坊剩餘部分的考古發掘并不會顯著地改變整體認識。其次，令人尴尬的是，我們對這裡生産的數以萬計的石玦的功能一無所知。就它們的形制而言，它們非常類似于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被用作耳環的玉石玦。但是，用當地容易獲取的石料（如泥灰岩、頁岩和石灰石）制成的石玦，如果有人試圖将它們戴在耳朵上，幾乎肯定會破碎。它們一定還有其他用途——但用作什麼呢？令人費解的是，在同時代的考古資料中幾乎沒有發現這種石玦的标本——無論是在墓葬中還是在居址中（唯一的幾處例外來自齊家作坊範圍内的一些生産者墓葬）。我懷疑這些小而廉價的大批量生産的物品可能注定了短暫的使用壽命。我甚至曾經推測過，由于齊家村就在雲塘大型制骨作坊附近，它們可能是附着在某類骨器上的用品。但這仍然是一個瘋狂的猜測，因為尚未發現此類複合品。　　

基于 2002 年進行的田野工作，孫周勇研究員對齊家作坊材料的研究是其 2007 年在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的核心部分。該論文于次年以英文出版（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a Jue earrings Workshop at the Predynastic Capital Site），其部分研究成果也被收錄于2010年正式出版的齊家制玦作坊考古發掘報告。自此，報告材料被廣泛引用。例如，它們是馬賽開展的一項重要研究的研究對象，我在撰寫《劍橋中國經濟史》中關于中國前帝國時代晚期經濟研究這一章的時候，也對它們進行了深入研究。現在我們歡迎周勇博士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它已經大幅更新，以反映過去二十年來在周原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新發現，并增加了大量以前未發表的圖像資料，拓展了有關西周手工業生産形态的綜合研究。考古學者非常感謝孫周勇在作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期間，能夠在繁忙公務中抽出時間完成了這個新的中文增強版。　　

尤其是，本書的讀者一定會佩服周勇博士為得出他的發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耐心地對齊家作坊灰坑中的上百萬塊石質廢棄遺存進行辨認、分類、稱重和測量；正是這種密切和耐心的接觸，使他最終能夠從中提取出關于經濟發展的真正新的、前所未有的準确信息。周勇博士的研究與非專業人士經常誤認為是考古學目标的對精美文物的追求相去甚遠。相反，它提醒我們，就像在任何科學中一樣，考古學最輝煌的成就，是精心構思并執行良好的研究設計，及其研究結果——這項任務既涉及人類的才智，又涉及大量艱苦且往往乏味的數據處理。作為這項工作的成功成果，《玦出周原——西周手工業生産形态管窺》一書正體現了考古學在産生關于古代曆史和社會的真正新知識方面的非凡潛力。随着研究方向的轉變，将來可以期待更多這種性質的進一步發現。

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中國西北大學）伊克塞爾202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