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文化自信，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必不可少。2014年，教育部印發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2021年，印發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中小學課程教材指南》，進一步強調了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對永續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堅守中華民族共同理想信念，築牢民族文化自信、價值自信的重要意義。

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觀念與理想人格的傳播與教育，而這些内容則大概可歸納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和“内聖外王”的人格修養。

一、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張岱年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來自儒家哲學，來自儒家所提倡的積極有為，奮發向上的思想态度。孔子自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重視剛毅，表現了積極有為的态度。”這種積極有為的态度便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體現，是中華民族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動力。自強不息出自《易經·象傳·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即天體（日月星辰）剛強勁健地運行，君子也應該像天體運行一樣，剛毅有為，努力進取，永不停息。“《周易大傳》中的‘剛健’、‘自強不息’的觀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進取精神的集中表示，也就是古代文化發展的内在思想基礎。”這種自強、剛健有為的信念激勵着一代代中華兒女推動曆史文化向前發展。

就社會政治生活而言，自強不息的精神表現在對内反抗壓迫，對外抵禦侵略上。張岱年先生認為：“一、中國人民有反抗外來侵略的傳統,對外來侵略不能容忍。”“二、中國人民對内有反抗暴政、反抗壓迫的傳統”。“這個優良文化傳統,可以用《易傳》中的四個字‘自強不息’來概括”。正是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中華兒女一次次地推翻暴政，建立新的政權，推動曆史發展；正是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中華兒女一次又一次抵禦了外來侵略，保衛了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

就對個人品格塑造和人生态度而言，自強不息的精神表現在堅守獨立人格，不畏艱難、樂觀積極向上的态度上。孔子十分重視“剛”的品格，他認為“剛、毅、木、讷，近仁。”（《論語·子路》）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認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并用自己不懈奮鬥的一生诠釋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孔子為了宣傳自己的仁政思想，周遊列國十四年，“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即使面對生命危險，也具有一種天命自覺的樂觀精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将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雖然自己的主張最終在其有生之年沒有被統治者采納，但孔子晚年仍然緻力于典籍整理和教育學生，以傳播自己的思想。孟子主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面對困苦境地，這便是一種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自強精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司馬遷《報任安書》）正是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着先輩創作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革命先輩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将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發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的精神，改變了一窮二白的局面，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創造了“紅旗渠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這些精神都是對自強不息精神的繼承與生動體現。

二、“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即對家園、國家的深厚感情。從“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采薇》）到“彼黍離離，彼櫻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詩經·王風·黍離》）從“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楚辭·離騷》）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遊《示兒》），無不表達了古人對家園、國家的眷戀與情懷。就國家而言，家國情懷是公民對國家的認同與情感歸屬，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礎。就個人而言，家國情懷是自己感受到與國家相聯系的精神紐帶。完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弘揚和培育愛國主義精神，即要加強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的熏陶與教育，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主要表現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

中國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主體的宗法專制社會，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社會與專制制度相結合，便形成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結構。國以家為基礎，家是國的基本構成單位，治家便如治國，治國便如治家。《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家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治家是治國的前提，治國是平天下的前提。“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君與臣、官與民之間的關系都和父與子的關系類似，所以傳統封建社會中，家庭的倫理原則便同樣适用于國家。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激勵了一代代中華兒女。

家國同構社會政治結構下的一些理論在現代社會或許并不适用，但是其強調對家庭、國家責任與擔當的愛國主義精神卻值得挖掘與發揚。修身——培養良好品德、學習文化知識，其目的是為“齊家”，即把家庭治理好。而“齊家”是為治國，即為了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家齊”而“國治”。“修齊治平”的理念将個人發展與家庭發展、國家發展、乃至社會發展一體化，在今天具有積極意義。傳統文化中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教育目标主要便是培養愛家鄉、愛祖國的情操，樹立“齊家”而“治國”的理想，這比空泛的強調要樹立“做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理想要現實和有效得多。從愛親人、愛家庭做起，進而擴展到愛家鄉，愛祖國。從培養家庭觀念、鄉土情懷做起，進而增強對祖國、對民族的感情，這便是“修齊治平”家國情懷對今天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大啟示。

三、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

崇德向善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質。儒家經典《大學》開篇便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學習的首要目标，在于開發内心的“明德”，即發掘純淨的内心與道德精神，進而推己及人，去影響民衆，讓人們日新其德，并不斷追求“至善”的人生境界。“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是《大學》提出個人修為的總目标，為了達到“三綱”的目标，《大學》提出了具體的修為方法，即“八目”：“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誠意、正心、修身，即培養良好的道德，這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與基礎。通過修養自身德行，并加以推廣，進而實現天下大治的倫理政治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占據統治地位，所以“它的這種崇德特質深深影響了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也具有了鮮明的德性主義特點，崇德向善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

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主要來源于儒家，儒家的道德觀非常豐富，總體看，主要包含“仁、義、禮、智、信”，這也就是有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即五種普遍的、恒常的道德。五常，是由孟子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發展而來的。 四端，即由人天生的四種善性發展而來的四種道德，是儒家崇德向善特質的集中表現。在完善傳統文化教育的過程中，要大力推進傳統道德教育，筆者認為尤其要突出傳統道德中“仁愛”、“義以為上”、“誠信”教育。

所謂仁，即“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顔淵》）、“已于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人與人之間的應相互親愛、換位思考，它是孔子推崇的最高的道德準則。仁的内涵很廣，“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對人恭敬、寬容他人、信守承諾、發揮自己的才智、寬厚待人，能做到這些，就可謂仁人了。“仁愛”教育是緩解當今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緊張的有效之道。

儒家講求“義以為上”的義利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裡仁》）對義利的态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君子擔憂的應當是道義，而非物質享受。在儒家的道德觀中，義作為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是超越個人狹隘利益而重視社會整體利益的。當然，“義以為上”的義利觀也并不否認個人的正當利益。“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身。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董仲舒《春秋繁露·生之養重于義》）義與利都是人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面，但是應當堅守“君子愛财，取之以道”的原則，堅持“以義制利”，達到義與利的和諧統一。

傳統文化還看重誠信的價值。“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誠是自然的規律，追求誠，是做人的根本原則。内心真誠，方能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大治，桀纣棄義背信而天下大亂。”（《荀子·強國》）無論是為人、交友，還是從政，都要求人講究誠信。惟誠信，方能立人，誠信是做人的根本準則。

四、“内聖外王”的人格理想

所謂“内聖外王”，即内裡具有高尚的人格修養，崇高的德行，而能夠發揮自己的德性與才幹，施行“王道”，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大業，即孔子所說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内聖外王”是儒家将道德與政治相統一的一種理想人格。“内聖外王”這一人格追求在今天還有無現實意義是很多學者争論的一個話題，筆者認為，在當代社會，我們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内聖外王”的人格理想是有現實意義的。

簡要地說，“内聖外王”為我們樹立了以德為先的人格理想，并将人格理想、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聯系起來，有助于增強責任意識，實現個人價值，創造社會價值。“内聖”即要求修養自身品性，也就是《大學》講的“明明德”，通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來發掘與培養自身美好的德性，在修養過程中，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修齊治平”能夠做到那個階段，就得看個人修養功夫達到哪個程度。德行修為的過程同時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過程，在實現個人價值的過程中創造社會價值。這樣一種由“内聖”加“外王”兩個維度的統一，就将人格塑造，個人價值的實現以及社會價值的實現一體化。無疑，這樣一種人格修為過程于個人、國家、社會都是有益的，有益于建立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

塑造“内聖外王”的人格理想是當代德育的必要補充，也應是德育的理想目标。我們知道，“現代德育目标的設置建立在全球化背景和科技發展帶來的工具理性觀念之上，講求實然層面的效率因素，因而更為注重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其次才是對其道德修為的培養。”現代的德育講求培養健全人格和身心健康，關注的是人性與道德的“實然”層面，更多關注的是權利，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容易弱化道德對個體生命的啟迪作用。而以“内聖外王”為理想人格的德育講求道德的“應然”層面，你生來就應該這樣做，這是義務，雖然有些要求标榜過高，但卻有助于培養人格與道德的崇高感，能夠強化道德對個體生命的啟迪作用。所以，在現代化的德育過程中，加入“内聖外王”人格理想教育，有助于在強調心理健康、健全人格培養的同時，把握受教育者的道德心理，完善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