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名字的故事的由來?東坡種茶圖 劉旦宅/繪文學史上有成就的作家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被研究的多，被附會的也多作為北宋文壇巨擘，蘇轼文學創作的方方面面和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幾乎都被梳耙盡了，甚至連他從哪裡來、向何處去之類的前身後身問題，都未能逃脫人們的附會，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蘇轼名字的故事的由來?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蘇轼名字的故事的由來

東坡種茶圖 劉旦宅/繪

文學史上有成就的作家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被研究的多，被附會的也多。作為北宋文壇巨擘，蘇轼文學創作的方方面面和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幾乎都被梳耙盡了，甚至連他從哪裡來、向何處去之類的前身後身問題，都未能逃脫人們的附會。

關于蘇轼從哪裡來，據北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夢迎五祖戒禅師”條記載，蘇轍（字子由）被貶為高安鹽酒稅，有雲庵和尚居洞山，聰禅師居壽聖寺，一夕竟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當時蘇轼由黃州改調汝州團練副使，正不顧路途遙遠，轉道高安來看望弟弟蘇轍。在城外二十裡的建山寺接到蘇轼後，“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轼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颀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這則記載，從多個方面着眼，坐實蘇轼前身乃五祖戒禅師。

所謂五祖戒禅師，本名師戒禅師，因長期居住在蕲州黃梅五祖寺而得名，有時又被簡稱戒禅師或者戒和尚，是北宋雲門宗高僧。釋惠洪對他乃蘇轼前身的認定，後來成了一個母題，被叢林語錄、文人筆記和詩話詞話輾轉抄載。特别是明代馮夢龍在《喻世明言·明悟禅師趕五戒》這篇小說中，記述了五祖戒禅師因破色戒圓寂後轉世為蘇轼的故事，受衆廣泛，家喻戶曉，進一步擴大了蘇轼前身為僧觀念的傳播。

蘇轼的文學天才，也被歸功于他前身為僧的緣故。釋惠洪在《石門文字禅》卷二十七中說：“東坡蓋五祖戒禅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轲、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在釋惠洪看來，蘇轼的文章之所以出類拔萃，是前身為高僧，深谙禅理、具有慧根的緣故。

蘇轼對自己前身為五祖戒和尚之說也樂于接受。他在給雲庵和尚的信中說：“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顔複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還舊規，不勝幸甚。”并且連朝服裡面穿的都是道服，《冷齋夜話》卷七中有“蘇轼襯朝道衣”條的記載：“哲宗問右珰陳衍：‘蘇轼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還曾作偈語道：“卻着納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另外，蘇轼在詩文中一再提及自己前身為僧之事。在《南華寺》一詩中說：“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這既是對自己前身為僧說的認可，也像是馮夢龍《明悟禅師趕五戒》小說的引子。在《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過舊遊》一詩中說：“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而《答陳師仲主簿書》一文則如同對此詩作出的詳細說明：“轼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蘇轼前身既被他人認定為五祖戒禅師，又被自己認定為杭州壽星院高僧，那麼兩者該怎樣統一起來呢？很簡單，将五祖戒禅師與杭州壽星院這兩個獨立的因素合并，戒禅師在人們的觀念中就成了杭州高僧。

除了前身為僧說之外，蘇轼還認為自己前身是陶淵明。在《江城子》一詞中，蘇轼說：“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烏台詩案”後，蘇轼被貶谪黃州，“躬耕于東坡，築雪堂居之。”這種人生經曆，與躬耕隴畝的陶淵明極其相似。據不完全統計，蘇轼平生寫了124首和陶詩，在《和陶歸去來兮辭》中說：“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在“歸去來”這個價值維度上，蘇轼和陶淵明高度一緻，所以他聲稱自己乃是陶淵明的後身。蘇轼曾夫子自道：“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其中一個“感”字，折射出蘇轼與陶淵明産生了共情，表明了他與陶淵明精神相通，也意味着他對陶淵明有發自内心的敬仰。

弄清了蘇轼從哪裡來，那麼他又往哪裡去呢？關于蘇轼的後身問題，也有不同的說法。一種可以稱之為佛教的解釋，一種是詩文的解釋。

按照佛教的解釋，蘇轼的後身乃是明代袁宏道。明代後期公安“三袁”：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以及袁中道（字小修）三兄弟皆有文名，而袁宏道文名尤著，被推為公安派領袖。他在《識雪照澄卷末》題注中說：“小修有夢中遇老僧，謂餘為坡公後身。”考之袁中道《書雪照冊》中的記載：“甲辰秋初，予避暑荷葉山房，未幾，中郎偕雪照、冷雲二禅師及雲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禅亦至。”“是夜，月明如畫，諸公譚鋒正發。予因假寐，俄至一處，見一龐眉老僧，語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蘇公子瞻，公即子由也。’”可見對蘇轼後身為袁宏道的認定，正像對他前身為五祖戒和尚的認定一樣，都來自夢境。那麼袁宏道對于弟弟的這種認定持何種态度呢？他在《識雪照澄卷末》文中說：“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為坡後身，雲何？’餘曰：‘有之。嘗聞教典雲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于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滞，固其宜也。’”文中雖有自謙的姿态，但袁宏道明顯是樂于接受東坡後身這一說法的。

袁宏道乃東坡後身之說，也見于其他文人的記載。袁宏道曾編著《公安志》，雷思霈在《公安縣志序》中說：“傳聞中郎為子瞻後身，嗟呼！子瞻不敢作三國史，而中郎能為一國志，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傳聞”一詞，既表明袁宏道為蘇轼後身之說無法證實，但也暗示了這一說法在當時已經廣為流傳。也許曆史真是層累地造成，傳說積澱愈久人們愈加信服，清康熙時孫錫蕃在《公安縣志·袁宏道傳》中說：“中郎之為子瞻無疑矣”，則語氣肯定，沒有絲毫的猶疑。

蘇轼作為大文士，能把前身附會到他身上，無疑是很榮耀的事。當今學者龔鵬程在《春遊西湖》七首其一中說：“山晴水骨碧嶙峋，柳岸桃花簇屐裙。我是前身蘇學士，于今來對滿湖雲。”在龔鵬程眼中，自己就是蘇轼的後身。南宋趙與時在《退賓錄》卷四中說：“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号《江鄉志》，末卷《雜記門》雲：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趙與時考證宗杲大師年譜，指出東坡殁時宗杲大師已經十三歲了，這種記載明顯不真實，但足以表明他對蘇轼的極度推崇。

蘇轼乃大文豪，假如聲稱他人前身是蘇轼，無疑就成了對他人的一種恭維。南宋盧祖臯在《漁家傲·壽白石》詞中說“人說前身坡老是。文章氣節渾相似”。據考證，盧祖臯所祝賀的壽星是錢文子。明末清初彭孫贻在《和子服自雲栖歸遊虎跑泉用東坡壁間韻》其一中說：“前身應是東坡老，槐火寒泉試更嘗。”被恭維為蘇轼後身，文士對此是否受用我們無從知曉，但無疑能換來對方的好感。除了交際應酬外，假如在文學創作上被認定為蘇轼後身，則是一種極高的評價。近代學者吳梅在《詞學通論》中說：“餘謂遺山竟是東坡後身，其高處酷似之。”吳梅是以一種特别的方式，對元好問表達了無上尊崇。

蘇轼擁有衆多“粉絲”。諸般說法猬集于蘇轼一身，既表明了人們對蘇轼的敬仰，又意味着蘇轼這一文化符号具有極大的消費價值。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财經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