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巨嬰越來越多?在之前上海街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為什麼巨嬰越來越多?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為什麼巨嬰越來越多

在之前上海街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一位上了年紀的老阿姨在街上走着，後面一男子突然沖過來将她抱起，在空中狂甩。

老阿姨試圖掙紮，男子則加大了力度，強行将她往地上按。

瘦弱的老阿姨被甩得站都站不穩，一個踉跄就摔倒在了地上。

她疲憊又無奈地坐在台階上，男子卻愈發來勁：

脫掉自己的上衣，用力地朝着老阿姨的頭部抽打，甚至将衣服甩在了她臉上。

後來，周圍來了一些保安，大家試圖制止男子的瘋狂舉動。

可誰知，這名男子非但沒有收斂，反而更加猖狂，還拿了别人的掃帚，要過來毆打老阿姨。

究竟是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才能讓他對一個瘦弱無力的老人下重手？

後來經過調查才得知，這名老阿姨，正是男子的母親。

當天，男子向母親索要2萬塊錢還銀行貸款，但母親說自己沒錢。

男子便讓她去向親戚借，母親不同意，他就直接動了手，對自己的母親又是拖拽又是毆打。

這一幕看得人又心酸又毛骨悚然。

作家武志紅曾在一本書種寫道：

“中國人的集體心理年齡，沒有超過1歲，還停留在口欲期。”

有太多的中國式巨嬰，把啃老當作理所當然，心安理得地拒絕長大。

所謂“巨嬰”，從字面意思不難理解，就是有了成年人的年紀和身體，但心智還停留在嬰兒階段，呈現“幼态持續”狀。

他們雖然生理年齡已經是成人，但心理年齡仍似嬰兒般。

總是一味向父母、社會索取，永遠以自我為中心，絲毫不會考慮别人的感受。

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就會像沒斷奶的嬰兒一樣撒潑、哭鬧。

關于現如今長不大的“巨嬰”還有哪些表現型，我們結合關于職場、時間觀、反歧視、伸手黨等方面的調查總結出這幾類：

1.毫無責任心的職場隊友

覺得“我不想做現在的工作，但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麼”，這種迷茫的結果是，現在的工作也做不好，需要别人給随時收拾爛攤子；

成天吐槽工作，把“不幹了”“過了年就辭”挂在嘴邊，表現為說得特别多、做得特别少，除了抱怨什麼都沒留下；

做事水平三流，甩鍋水平一流，隻要出錯就開始專業推卸責任；

從不主動溝通，開始溝通的時候一般是事情已經錯到彌補不了的時候；

辭職的時候行動速度變為平時工作的三倍，沒交接完的事情再也聯系不上了。

2.缺乏時間觀念的人

把拖延當作常态，甚至做計劃的時候需要别人把會拖延多長時間也考慮進去；

來不及做的事情還給承諾，事到臨頭才告訴别人無法完成；

對時間沒有準确認知，約見面遲到半小時，并且每三分鐘說一句“馬上”、“快了”。

3.蠻不講理的反歧視和維權黨

不能不喜歡身邊的同性戀，吐槽一個人就算是歧視整個 LGBT 群體；

“反對美國人歧視我們！所以我要鼓吹中國人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

抱團貼标簽，你們提供的服務不好，就是在欺負我們 XX 人；

越俎代庖，粉絲替明星抨擊經濟團隊，“我愛豆這樣下去發展不好的”。

4.無處不在的伸手黨

能百度出答案的常識也要去麻煩别人幫忙解答；

參與網絡讨論的時候從不手動搜索，隻在評論區求鍊接；

雖然沒出錢，但永遠都在催字幕組做視頻，不做或者發晚了還會生氣；

無視版權，在漫畫家微博下求無水印原圖；

對師兄師姐，“考研需要準備什麼呀？”這種可能需要寫本書才能回答的問題說抛就抛；

把友情建立在“這事對你來說不是很簡單嗎？憑什麼不幫我做”上。

姑且不對“年輕人中以自我為中心的巨嬰是不是越來越多了”下最終結論，結合關于這個話題的讨論和調查，我們發現“巨嬰現象”的産生大體上和這些原因有關：

1.這個社會延長了“長大成人”的時間

為什麼以往對于成年的界定是 18 歲，但現在人們到 20 多歲了還覺得自己沒有長大？關于美國年輕人更不願離開家庭的分析報告中指出，社會結構上的原因包括：更長的壽命和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得年輕人離開學校的年齡變大、結婚年齡也推遲了；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使這個群體的就業率下降，并且更難找到高薪工作，總之在經濟上獨立的可能性降低了。實際上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這些已經不是哪個國家或者哪個階層獨有的問題。

還有之前我們介紹過的一個研究中提到的家庭結構變化原因。在少子化的社會裡，人們得到更多來自家人的照顧，似乎沒什麼急着長大的必要了。

2.跑偏了的“做你自己”

《時代周刊》曾提到一個說法，工業革命讓人們開始能夠更自由、靈活地選擇工作和生活方式，信息革命讓個體更有可能能夠和公司相抗衡（創業家 vs 成熟企業，KOL vs 傳統媒體……）。在日常交流和大衆傳媒中，成功人士們個人力量的光環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被強化，思考問題和做事的時候，人們也開始更傾向于以自我為中心。

不過在好奇心研究所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人們并不都對“自由”和“自我”有合适的理解。

在日常中缺乏對這個話題充分讨論的情況下，人們對“自由”的追求可能跑偏成這樣，在這些想法指導下的行為也可想而知：

搞不清自由的邊界，把言論自由當作“我有在社交網絡罵任何人”的自由；

把自由簡單化，覺得什麼都擡杠、單純的反對就是自由；

濫用自由為自己的自私服務，比如把下載盜版當做分享自由，“好東西應該讓更多人看到”；

基本概念錯誤，如果質疑國家或愛國主義，“你就不配擁有言論自由”；

毫無原則，将抄襲與緻敬借鑒混淆，将戀童和戀愛自由混淆；

标準單一，比如把責任和自由對立，還被工作羁絆就不配擁有靈魂的自由。

3.“你最棒”式和“會考試就行”式教育

有分析把“年輕人更加自我中心”的原因歸結于 1970 年代在西方流行起來的鼓勵式教育。為了讓兒童從小擁有自信，父母們會在教育中強化他們的自尊心。這加劇了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也讓他們學不會為别人考慮、無法承受挫折。

此外還有對“直升機式家長”的诟病。所謂直升機式家長，指的是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子女身邊的父母。

《兒童與家庭研究雜志》上的一項研究指出，這種過度關注型的教育方式幹涉兒童自主性和能力的發展。所以直升機式的養育會帶來的是依賴性的增加和自主完成任務能力的減弱。

國内的情況呢？事實上，在好奇心研究所的調查中，我們發現鼓勵過頭似乎不是主要問題，人們“經曆過、但最不願意帶給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是“打壓式教育”。而關于學校教育，大家“畢業之後，覺得重要但沒有學習到位的東西“首先是和人相處，如何表達自己”以及“基本的邏輯思維方式”。在考試更重要的大環境下，這些與個人成長關系更密切的素質被忽視了。

4.大衆文化日漸幼齒

前陣子有個說法是，自拍的流行說明了人們的自戀傾向，而在社交網絡曬圖和用濾鏡修飾自己的行為加劇了這種自戀。雖說對自拍迷戀到一定程度才能構成自戀，大部分人的自拍行為還沒有到這種病态的程度，不過對社交網絡的指責一直存在。有分析說，以前兒童在和成年人的相處中能夠觀察到他們的行為方式，但現在大量使用電子設備和用手機互動使他們把更多經曆放在和同齡人相處上，埃默裡大學的研究者 Bauerlein 認為這種趨勢是反智的。

而關于大衆傳媒的影響，尼爾伯茨曼在《童年的消逝》裡指出，圖像時代，新聞和廣告定位在十歲孩子的水平。這使得“童年”不再有清晰邊界的同時，也讓年齡達到成年标準的人更難在心智上跨入成年。

5.消費社會的最後一擊

消費文化也許可以“背最後一個鍋”。

在這個快速、過剩和注意力分散的消費主義環境裡，消費本身成為一種信仰。人們追求社會認可的完美形象，年輕人自我實現的渴望建立在相當程度的物質主義之上——其實也并沒有什麼錯。不過，當人們越來越多地把重點放在記錄、量化自己的飲食、運動，研究自己的基因上的時候，他們的生活重心的确轉移了。過去在廣場上廣泛存在的議論，已經被社交網絡裡的細分愛好所取代。

因為無意或者無暇進行公共活動參與和讨論，無力進入這一類話題的情況越來越普遍。談論過公共話題并不會被視為當代年輕人的必備技能。與此同時，消費主義又為試圖躲避公共議題的人提供了庇護所——它消解了嚴肅和專業主義，讓一切變得“别那麼闆着臉”。

在把一切自己看不慣的行為都扣上“巨嬰”的帽子加以抨擊之前，或許我們都可以想一下，如何在現在的社會做一個“成年人”。

編輯：沈湫莎 陳孫傑（實習生）責任編輯：樊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