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本文系辛德勇教授在7月2日由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舉辦的“考古地理學理論與實踐研讨會”上的發言。

一、考古地理學的學科屬性

我對考古地理學是缺乏起碼的了解的。高蒙河先生在上午的報告中講到，考古地理學學科意義上的實踐和研究，在中國大約有三十年的曆史。其實當年我第一次知曉考古地理學這一稱謂，就是聽人家講高蒙河先生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考古地理學。遺憾的是自己确實懶惰，從那以後，再也沒有關注過這方面的問題。上午聽了高蒙河先生和毛曦先生的報告，才對考古地理學的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作為懵懂無知的外行，請多多諒解，現在和大家談談我恭聞各位高論的感想，隻能從叩問門徑的ABC談起。

首先我想向大家請教的是，為什麼要提出考古地理學這一名稱？今天我們第一時段所讨論的問題，即高蒙河先生的《考古地理學的實踐與思考》、毛曦先生的《考古地理學與曆史聚落地理研究的思考》和馬保春先生的《淺談“考古地理學”的幾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都與此具有密切關聯。

顯而易見的是，像“考古地理學”這樣的名稱，意味着它标示着一門學問，意味着它是一個學科。那麼，這門學問是隸屬于哪一個上級學科？——具體地講，它到底是隸屬于考古學、還是地理學？這是人們看到“考古地理學”這個詞語之後，自然而然會提出的問題。

若是單純從字面上來“顧名思義”的話，有些人或許覺得可以把它看作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領域。若是這樣理解，會讓我想到另一個和它好像有些相像的學科——天文考古學。可這個天文考古學意味着是關于“天文”方面的“考古學”研究；這就像飲食考古學是關于“飲食”的“考古學”研究一樣。兩相比較，遵循合理的思辨邏輯，顯然不宜把考古地理學看作是考古學，好像更應當歸屬于地理學。

這樣說起來，就又涉及曆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今天參加我們這次研讨會的學者，主要從事曆史地理學研究的大約接近三分之一；特别是發起和召集這次會議的王妙發先生，就是我們曆史地理學界的老資格專家，用日語詞彙來表述的話，也是一位我的“大前輩”。可見考古地理學與曆史地理學确實具有密切關系。

雖然曆史地理學究竟應該隸屬于那一門學科，這本身也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但目前除了我以外，絕大多數中國學人無疑認為曆史地理學是屬于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今天上午馬保春先生就很強烈地申說了這一點。若是姑且站在這一立場上加以讨論，大家比較一下這兩個專業術語的構成形式：一個叫考古地理學，一個叫曆史地理學，這種情況，清楚告訴我們，如果按照同樣的邏輯來劃分的話，理所當然，把考古地理學歸入地理學科應該更加合理。事實上這也是馬保春先生特别強調的論證邏輯。

假如這樣的話，那我們勢必就要回答考古地理學同曆史地理學的關系這一問題。

我們從事曆史地理學研究的人都知道，若是把曆史地理學歸入地理學科，那麼，它在地理學的時間體系中，是處于古地理學與當代地理學（或稱現代地理學，即大家通常所說的地理學）這兩大時段中間，即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時間序列，由遠及近，是古地理學—曆史地理學—當代地理學。

好了，我們再來看曆史地理學針對的“曆史時期”是哪一個時段。學界的一般看法認為，對于中國境内的絕大多數地區而言，其上限，始于新石器時代的開始時期。因為曆史地理學主要關注人類利用地理環境、改造地理面貌和營造地理景觀的狀況，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人們才具備較大能力，能夠在上述這些方面對地理環境施加比較明顯的影響。所以，更加簡單明了地講，新石器時代便是曆史地理學研究在時限上的起點。

那麼，若是把古代的地理問題作為考古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它所針對的時間段落又是哪一時段呢？

請大家允許我以今天研讨會上各位的報告作為例證，來嘗試着做一個相當粗疏、也相當粗暴的歸納分析，不管各位關注的是普遍性的理論方法問題，還是具體的個案探讨分析，所涉及的時間範圍，是都處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這一段落之内的。

——在我看來，基于這一顯而易見、也明确無疑的事實，單純就所研究時段這一側面而言，所謂考古地理學，理應歸入曆史地理學裡面來，它無疑是曆史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如果大家覺得這樣的想法是一種合理的認識的話，自然而然地，我就會向各位請教：為什麼還要提出考古地理學這一概念？或者更加實在地問：為什麼還要建立考古地理學這樣一門學科？換句話講，學術界提出考古地理學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如上所述，高蒙河先生報告的題目，是《考古地理學的實踐與思考》。我很喜歡他這種由“實踐”到“思考”的認識路徑，這樣更實在，也更便于把我們的“思考”落實到實處。對于像我這樣的外行，思考這樣的問題，尤其願意從具體的實例出發，而不是先去考慮那些抽象的概念。

聆聽各位的報告，我注意到，好幾位考古學背景的朋友，主要講述的是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地理”問題。我把各位的論述，大緻歸納為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方面，是高蒙河先生所說聚落形态變遷的研究。按照高先生的說法，這也是中國考古地理學三十年來積累最多的研究案例。王妙發先生的報告《日本高地性聚落和中國内蒙石城聚落的比較研究》，顯然就屬于這方面的問題；許永傑先生的報告《西樵山居民的環境、生業及文化》，大緻也屬于這一範疇。因而這顯然是截至目前為止從事考古地理學的朋友們緻力最多的一個領域。

第二個方面，是趙東升先生所論《青銅時代贛鄱地區勢力集團的地理分布與背景》這類問題。聽了趙東升先生的報告，我理解，他給我們講的，是考古學的文化區系問題。

對這兩類問題，我感到有些疑惑的是，這兩個方面，好像都應該是傳統考古學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至少我看中國考古學的曆史和現狀就是如此。像社會公衆熟知的西安半坡聚落遺址，考古學者對它的研究，從本質上來說，好像一直就是這樣。挖聚落遺址，談聚落形态；劃分考古文化區域，分析其區域特性，闡釋各區域間的聯系。像我這樣的外行，翻閱新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的報道，研讀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正式發掘報告，看到最多的内容，好像就是這兩個方面。當然，考古地理學概念的倡導和推廣，使相關研究，在既有研究基礎上豐富了很多，深入了很多，貢獻無疑是巨大的。稍後我還會具體講講我在這方面的感受和認識。

半坡遺址

在這種情況下，若是單純考慮和傳統考古學的内在聯系，同時又一定要概括上述兩個領域的研究在“地理”這一維度上的共同性并将其命名為一個分支學科的話，是不是像“天文考古學”那樣把它稱作“地理考古學”要更為順當一些，在邏輯上會更為統一一些，因而也更為合理一些呢？另外，考古學中很早就有了“環境考古”那一分支，其中也頗有一些與所謂考古地理學相同、相通甚至十分相近的内容。我想，結合“環境考古”研究的現狀來看考古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或許會讓我們的思考更周詳一些，也許會有一些新的想法。高蒙河先生在上午的報告中也很具體地談到了這一點。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高蒙河先生在上午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在考古地理學今後的發展方向中，比較重要的努力，是要去“考古學化”；同時與之相應的是要增進“地理學化”。高先生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構建起相對完整的具有地理學要素和結構的學科框架體系，考古地理學這門學科也才能在合理的方向上繼續生長。

請各位原諒，恕我直言，我在高蒙河先生這些提法中隐隐地感到一絲絲窘迫，一絲絲無奈（當然這很可能隻是我的一種錯覺）。這就是，至少就聚落形态的演變和考古文化區域的劃分與分析而言，這樣的考古地理學研究，同考古學的内在聯系還是太過緊密了；起碼要比同地理學的聯系要密切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仍然堅持考古地理學的“非考古學”屬性的話，按照同樣的邏輯來思考，就勢必會有人主張把天文考古學歸屬于天文學體系；把環境考古學歸屬于環境學科，等等。當然還可以把通過考古學手段來研究古代社會形态歸屬于社會學或政治學等相關的現代學科領域。

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場會議上讨論考古地理學的問題，更進一步深入追究，自然會牽涉到曆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問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中國曆史地理學界的絕大多數學人，甚至除了我本人之外，大家可能一緻認同，曆史地理學必須歸屬于地理學科，因為它針對的研究對象，是地理。可大家想過沒有，曆史學中有三大骨幹領域，這就是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按照這樣的邏輯，是不是應該分别歸諸政治學、經濟學，還有“文化學”呢（假如世上真的有“文化學”這門學科的話）？那樣的話，曆史學豈不是就不必存在、也沒有存在的空間了？顯而易見，若是這樣追究下去，考古學自然也就不複存在。

我們要積極努力地為學科發展而探索前進的方向，但在這一過程中更要準确把握學科的實質性内涵到底是什麼，需要找準方向，看清路徑。我想，大家相互切磋，深入思考，努力探究這一點，正是王妙發先生召集這次學術研讨會的重要意義之一。

還是回到高蒙河先生所說“實踐”的做法上來，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其他那些朋友所報告的内容。

我把這些内容歸納為如下兩個方面：（1）通過古代城邑和區域防禦設施遺址的探查、發掘資料，來研究包括曆朝曆代在内的古代城邑與區域防禦設施的性質（特别是相關遺迹的年代）、位置、結構、功能等項問題。李孝聰、朱延平、孟慶旭、趙裡萌先生和孫陽女士等在這方面都取得了豐碩而又重要的收獲。（2）透過考古發現為主的古代器物來分析包括曆朝曆代在内的大區域間的文化傳播路徑以及其他文化聯系。潘玲女士和吳衛紅先生對這方面問題的報告都相當精彩。在這裡，我要特别感謝潘玲女士的是，她的報告《呼倫貝爾鮮卑遺存中的西來文化因素——兼談兩漢時期的“草原絲綢之路”》，講述的是我家鄉的曆史問題。我中學是在呼倫貝爾盟的首府海拉爾市畢業的，聽到潘女士講述當地在兩漢時期的中西交流情況，感到很親切。

上面所做的歸納是很粗疏的，不妥之處，請大家諒解。我主要是想通過這樣的歸納，來向各位專家講述我對考古地理學學科屬性的一些想法。

竊以為從本質上講，上述這兩方面的工作，實質上隻是主要依據或較大程度上利用古遺址、古器物作為資料來研究曆史問題。但像這樣在較高層次上以研究資料來劃分或是設立學科是不是很合理呢？

現在我們再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由今天會議上各位先生所論述問題的時間範圍來看考古地理學研究對象所處的時段，特别是要關注那些不同于新石器時代的聚落和考古文化區系内容的曆朝曆代的“考古地理學”問題，顯而易見，其時間範圍同曆史地理學科是完全重合的。在這種情況下，若是從曆史地理學角度出發來看考古地理學的話，那麼，考古地理學唯一的獨特之處就是利用考古發掘的資料了（當然也可以很勉強地把利用考古學界的研究成果也列入其中）。雖然這樣講好像是有些過于簡單，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真相也就是這樣，這不是繁複的理論叙述所能改變的。

我想，這樣的認識，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合理地認識考古地理學的學科地位，把分列這一學科的着眼點放在一個合理的位置上——結合我們今天這場研讨會所展示的實際情況，我更加明确地認為，考古地理學這一學科，應該放置在曆史地理學這一“大學科”之下，這樣不僅不會降低考古地理學的地位，反而還會讓考古地理學為推動相關問題的研究發揮出最大的效用。

另外，今天上午高蒙河先生介紹說，葛劍雄先生在給他的博士論文《長江下遊考古地理》作序時，主張從曆史地理學中再切出其早期階段，作為考古地理學專有的研究時段，以與接續下來主要依據曆史文獻作為研究資料的時段相區别。這種切分方法，在一定層面上是很有道理的，各位同仁以後可以進一步讨論。不過這種劃分方法，更加彰顯了考古地理學學科劃分的數據特征，而不是其研究對象和基本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另一方面，毛曦先生在今天上午也指出了這種分段方法的局限性和複雜性；高蒙河先生則通過自己在長江三峽地區從事古遺址發掘和研究的實際經驗，講述了對于某一具體地點的聚落遺址來說，考古學方法和數據的連續性有時也有條件支撐學者把一個問題的研究由新石器時代一直向下延伸到唐代或者更晚，并且這樣才能夠更好地認識其演變過程。還有我們這次會議的召集人王妙發先生也強調指出了考古地理學所研究的時段一定要包括新石器時代以後的各個曆史時期）。

良渚玉钺，新石器時代，武漢園博園長江文明館。

二、考古地理學研究的意義

任何一種分類，都有其特有的切入角度，由不同的角度出發，自然可以做出不同的學科類别劃分。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還有一個觀察層次的問題。我們首先是站在不同的層次上來觀察所面對的問題。

若是再重複講一下自己在前面講過的思索路徑的話，我認為在考慮學科劃分和設立的時候，首先需要關注的是研究對象的内在屬性，而不是研究相關問題時所憑借的手段。

我覺得在研究對象内在屬性的意義上，至少沒有必要在較高層次上就過分強調從學科區分的角度來從事相關問題的研究。就今天我們大家讨論的問題而言，在這一意義上，強調學科的區分，在一定時間内，對倡導學術界重視與考古數據相關的地理要素，固然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但過分強調其不同于考古學研究的這一側面，或許未必有利于問題的研究和學科的發展。須知考古學同其他所有學科一樣，在特定的學科屬性之下，其具體研究内容從來都是在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過去如此，将來也還會是這樣，必定會有很多考古學家基于所面對的問題而從事很多我們所說“考古地理學”的研究。這個“考古學化”是想去也去不掉的。

另一方面，利用古遺址、古器物資料來研究曆史，已不僅僅是考古學的問題，似乎更多的應該是曆史學的問題。考慮到曆史學研究手段和研究資料的複雜性、豐富性以及數據采集途徑的多樣性，好像就更不應該很突出地從考古地理學這樣的學科角度來思考相關問題了。今天上午毛曦先生在報告中講到，即使是古遺址資料的獲取形式，也不止考古學這一條途徑，曆史地理學者直接從事的考察活動，有時也會發揮重大作用。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在這方面就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今天上午李孝聰先生的報告以《考古學與曆史地理學結合田野考察古城址》為題，不提考古地理學而專論“考古學與曆史地理學結合”進行田野考察。李先生話講得很謙虛，但我理解，他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複雜性，意識到簡單移用考古地理學的概念是不宜于表述他的研究成果的。

這些都是在過高強調考古地理學學科屬性時需要面對的複雜局面。

上面向各位報告的聽講心得，由于純屬無知無識的“素人”，講得很淩亂，也很啰嗦。若是簡單地歸納為一句話——這就是按照我的思索，考古地理學應該屬于曆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我想，明确這一認識，或許能讓我們更好地展開相關問題的研究。

考古地理學這個分支的定立，依據的是研究資料和研究手段和特殊性（即主要依據考古學的資料和手段），而不是研究對象所處的特殊時段。與此不同的是，曆史地理學這一學科設立的依據，是“人類曆史時期”這一特定時期的地理問題，它涵蓋了考古地理學的研究對象。

曆史地理學研究的範圍相當廣闊。目前學術界的實際情況是，首先有地區的差别。中國的學者，絕大多數人研究的都是中國曆史地理，可曆史地理學實際上是包括世界各地的。像今天下午朱延平先生報告的《藤原京、平城京的規劃及其變遷》，在我們曆史地理工作者看來，講述的乃是日本的曆史城市地理問題；王妙發先生的報告《日本高地性聚落和中國内蒙石城聚落的比較研究》，其中一部分内容也是日本國的曆史聚落地理問題。

曆史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區域劃分，首先是基于地理事物本身的區域特性及其曆史演變過程的獨特性。同時還有研究能力和研究條件的限制，即很難有人具備那麼強的能力能夠掌握世界各地的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關過不了，就沒有辦法研究各個不同地區的曆史文化，也包括曆史時期的地理問題。

具體落實到某個地區之後，往往還會有時代的區分。原因是從人之初到現代地理環境形成之前，這段路程太漫長了，上下通貫一起做，恐怕誰也做不到。學者們需要有所側重，才能做出深入的研究。譬如以中國曆史地理研究的現狀而論，在所研究的時段上，有的學者側重先秦，有的學者側重隋唐，還有的學者側重明清，等等。

石镞，新石器時代，内蒙古滿洲裡市紮赉諾爾博物館。

這種分化，是随着學者們素養和興趣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還有在研究方法和數據、手段上，有的專注于地理學的方法、數據和手段，更多的人卻是運用曆史學的資料和手段，這後一類人在研究的方法上，往往也會與側重地理學者有所不同。譬如在曆史氣候變遷的研究中，地理學的途徑同曆史學的途徑往往就會有重大差異。

理解地理學數據、手段、方法與曆史學的不同，我們也就容易理解考古學資料、手段和方法與大多數曆史學研究的差别了。這種差别既然是客觀存在，明晃晃地擺着呢，我們也就有理由實事求是地把在曆史地理學的整體框架中，把這一部分主要依據考古學資料、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内容單獨列為一個門類，讓具有相應學術素養和興趣的學者去做專門的研究。我認為這就是考古地理學這一分支學科設立和存在的理據。

在曆史地理學科下面再分立出考古地理學這一分支學科的意義，對于絕大多數沒有受過考古學訓練、同時也缺乏良好考古學素養的曆史地理學者來說，會有助于喚起大家更加關注考古學提供的材料，更加注重借鑒、利用考古學的手段和方法。另一方面，對于衆多考古學家來說，則會有助于更多學者在發掘和研究過程中，更加注重與古代遺址、遺物相關的各項地理要素。

對于這後一方面，我聽做考古工作的朋友講過一句多少有些玩笑意味的話，說心裡想到什麼才會挖到什麼。我理解，這是講考古工作者要具有相應的意識，才不至于無意間忽略掉本應記錄下來的曆史信息。在這諸多曆史信息當中，自然也包括地理環境方面的各項要素。我們倡導開展考古地理學研究，注重考古地理學研究的價值，就會促使更多考古工作者更多地關注各項地理要素，從而首先為我們發現、記錄和保存下來更多的古代地理信息。在這一基礎上，還會有更多的考古工作者積極從事考古地理學的研究，從而極大地豐富曆史地理學的研究内容，大大推進曆史地理學科的深入發展。

就整個中國曆史地理研究來說，考古地理學研究發揮最大作用的時段，當然首先是基本沒有文獻記載或十分缺少文獻記載的上古時期，特别是高蒙河先生運用考古地理學這一概念時所針對的新石器時代的聚落等問題。在這裡順便講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大學本科念的雖然是地理系，但四十多年前大學畢業時選定的論文題目，是《試述石器時代東北地區的聚落》，針對的是東北地區石器時代的聚落與地理環境的關系。作為第一篇學術研究的習作，而且沒有任何老師指導，完全靠自己暗中摸索，寫得當然相當幼稚，可現在看起來，當時嘗試研究的問題，也應該算是考古地理學的内容了。

2015年07月08日，遼甯沈陽，考古工作人員在沈陽農業大學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存處發掘。

對這一時段的問題而言，考古地理學研究對曆史地理學研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這一階段處于各項文明發展的起源階段，因而這一階段考古地理學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夠闡明諸多地理事物的源頭，其學術價值之大，不言自明。但除了那些直接依賴考古數據就能得出的新認識之外，一些間接的考古材料對曆史地理研究的價值，或許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它的作用是間接的，若稍不留意，一縱即逝。這同考古發掘者若不具備相應的觀念就會挖壞挖掉東西的道理差不多。

相比較而言，可能被考古發掘者忽略掉的地理信息，畢竟是直接呈現在你面前的。隻要稍加留意，并掌握正确的方法，具備相應的手段，就一定會被發現，其價值也就一定會得到應有的認識。而我講的這類間接的價值，需要研究者具備一些從表面上不易看到關聯的知識，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但往往會解決一些隐而不顯的重大問題。

譬如四嶽到五嶽的轉變，是中國曆史地理學中的一項重大問題，古今學者，做過很多考據研究。去年我發表《四嶽、五嶽的演變與古史地域擴張問題》一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大體厘清了四嶽、五嶽曆史演變的時間進程，但對這一演變的發生原因，卻打算另作說明，當時刻意避而未談。

簡單地說，在影響這一轉變發生的各項原因當中，有一項因素，與古人的天文觀念具有直接關聯，而我們要想了解古人相關的天文觀念，就必須藉助考古發現的早期天象遺迹。幫助我認識到其中奧秘的重要憑借，是河南鄭州鞏義的雙槐樹遺址。在這個仰韶時期的遺址中，出土了陶罐擺成北鬥七星造型（有人以為是“九星北鬥”，這是完全錯誤的。别詳拙稿《北鬥自古七顆星——談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的所謂“九星北鬥”遺迹》）。這是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但比這七星北鬥造型更為重要的是，正對着北鬥的鬥魁的，有一副豬的骨骸。

透過這一線索，讓我意識到這副豬骨象征的是北極，而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初為黃鹿）這四神或者四象，象征的是太陽視運動的四個時段，即所謂春、夏、秋、冬四時。西嶽的最初形态，就是對應于天上的四時（見《尚書·堯典》），也可以說是對應着天上的四神或四象。而四嶽到五嶽的轉變，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乃是象征天頂的黑豬下降到了北方之神的位置上，原來那頭黃鹿，随之改移到中央。這樣，便在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增添了中央一方，四嶽也因之改換成了五嶽。具體的過程，當然相當複雜，但大緻的梗概，就是如此。

這個事例，很好地體現了考古學成果對曆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性，也告訴我們，若是大家都來重視考古地理學，透過考古地理學的視角，會發現和解決很多重要的曆史地理問題。

在進入曆史文獻記載比較豐富的曆史時期之後，倡導和推進考古地理學的研究，對曆史地理學的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即以前面提到的我們今天這場會議上學者們論及的古代城邑與區域防禦設施的性質、位置、結構、功能等項問題和大區域間的文化傳播路徑以及其他文化聯系的問題而論，考古地理學的興旺發達，不僅會大大促進這些問題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還會大幅度提高相關問題研究的質量。今天在會上做報告的李孝聰、朱延平、孟慶旭、趙裡萌先生和孫陽女士等，就都發表了很優秀的研究成果。

我在北京大學講授曆史地理課程，在談到野外考察方法時，一定會向同學們不遺餘力地贊揚侯仁之先生對烏蘭布和沙地古代遺址、遺迹的考察。之所以這樣大力頌揚，是因為在這項研究中，是由北京大學考古系的俞偉超先生具體從事古代遺址和遺迹的考察工作。現在很多曆史地理學者都大力主張并積極從事野外考察，其大多數野外考察不同程度地都會涉及古代的遺址和遺迹，可這些考察卻大多都沒有專業的考古學者參與，這不能不對考察的結果打些折扣，甚至會造成一些消極的影響。大家若是能夠普遍注重考古地理學的觀念，積極倡導科學的考古地理學的方法，一定會逐漸改變這一狀況，使相關研究日益走向深入。

相信通過我們這次會議，一定會推進考古地理學的研究，一定會促使更多的曆史地理工作者更多地關注和利用考古學的數據、手段和方法來豐富和繁榮曆史地理學的研究。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