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個思想相當解放的時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支持，思想界呈現百花齊放的繁紛局面。盛唐詩人的思想既複雜，又活躍，王維信佛，李白好道，都是明顯的例子。杜甫則與衆不同。杜甫在青年時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對仙丹靈芝及長生仙界頗感興趣，那隻是世界觀尚未确立時的浪漫幻想。杜甫壯年以後對佛教産生了好感，是由于頻遭挫折心生苦悶，想從佛教得到一點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門。杜詩中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别李秘書始興寺所居》）他在寺廟裡聽到高僧講經，講得很好，但他表示先要回家解決妻兒的吃飯問題，等以後有空再來聽講。佛家主張割斷凡間的情感，對人間的摯愛是杜甫皈依佛門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就其主要思想傾向而言，清人劉熙載的論斷非常準确：“少陵一生卻隻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個以儒學為傳統的家庭裡，從小接受了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終生服膺儒學。杜甫詩中出現過四十四個“儒”字（有一處是“侏儒”應予剔除） ，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稱。杜甫經常自稱“儒生”“老儒”，甚至“腐儒”。杜甫偶然也發發牢騷，說什麼“纨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甚至說：“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但那隻是在極端悲憤的情境中的牢騷話而已。事實上杜甫對儒家思想的遵循已達到孔子所說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程度，就是倉促匆忙時也不離開，颠沛流離時也不離開，真是終生不渝，死而後已。杜甫喜歡以儒家的祥瑞鳳凰自比，他“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 ，直到臨終前一年，還寫了一首《朱鳳行》以見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個鳳凰，正是詩人自己的化身。

儒家關注的對象是人生與社會，他們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積極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國，栖栖惶惶，為的是實現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遊說諸侯，力辟楊墨，為的是實現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主張。他們對自己的事業充滿了信心，而且懷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杜甫也是這樣。杜甫對于人生抱有堅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國視為自己的使命。青年時代的杜甫早已胸懷大志：“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但當時他對自己的人生道路還沒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壯志還缺乏具體、确定的内涵。待到長安十年，杜甫一面體驗着人生的艱辛，一面觀察着人民的疾苦，終于确立了堅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歲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向：“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五年之後，杜甫再述其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後者關注的重點轉到自身。寫前一首詩的時候，杜甫還是一介布衣。寫後一首詩的時候，杜甫剛剛得到一個從八品下的微職。然而他的口氣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遠！什麼叫“緻君堯舜上”？有人以為那就是忠君意識的體現，這個說法需要稍作辨析。杜甫當然是忠君的，宋人蘇轼甚至說他“一飯未嘗忘君”。蘇轼的說法并不是無中生有，杜詩《槐葉冷淘》就是一個證據。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初次品嘗到當地的一種涼面“槐葉冷淘”，于是興緻勃勃地作詩描寫一番，最後忽然念及遠在長安的君主：“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這不是“一飯未嘗忘君”又是什麼？然而杜甫的這種想法隻是偶爾為之，他的忠君意識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緻君堯舜上”，是希望君主變得像堯、舜一樣賢明。在封建社會中，實行仁政的首要條件是君主賢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堯、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觀念塑造出來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堯、舜，其實質就是希望他們實行仁政。這是杜甫實現遠大政治抱負的必要步驟。

什麼叫“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意思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是不是有點笨啊，我私下把自己比作曆史上的兩個人物，一個是稷，還有一個是契。稷與契是誰？稷，《左傳》裡面有記載，又稱之為後稷，他從小就喜歡種莊稼，後來成為舜的大臣，主管天下農業，相當于現在的農業部長。契則是協助大禹治水的大臣，相當于現在的水利部長。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許太高？明末清初的王嗣爽解釋得很好，他說：“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饑己溺之念而已。”什麼叫做“己饑己溺”？《孟子·離婁下》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這是對于天下對于全社會的責任感。這是一種偉大的胸懷，一種高尚的政治情操，所以王嗣爽說杜甫己饑己溺，這一點都不奇怪，它是一種信念，一種人格精神。其實在盛唐時期，大唐帝國已經出現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在唐玄宗前期又出現了開元之治，士人說要做稷和契，隻是一個普通的政治觀念。《貞觀政要》記載說，唐太宗的時候，魏徵就說過，最好的政治就是“君為堯舜，臣為稷契”。君主要以堯舜為榜樣，臣子要以稷契為榜樣。所以“緻君堯舜上”也好，“竊比稷與契”也好，在杜甫所生活的那個年代裡，并不是不切實際的空談，而是表白他的政治理想。當然，由于杜甫一生中根本沒有得到實現抱負的機會，所以他的人生信念都處于虛拟的狀态。正因如此，後人譏評杜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有人認為杜甫的人生信念“迂闊”。其實，凡是理想，總與現實有一定的距離。理想越是遠大、崇高，它與現實的距離也就越大。即以孟子而言，他遊說諸侯，人們也認為他“迂闊于事”。魏徵勸唐太宗行仁政，也被人攻擊為“書生未識時務”。“迂闊”一詞，又何足為杜甫之病！人之立志，貴在高遠。假如所立之志非常卑庸，與社會現實沒多少差距，“迂闊”的缺點倒是避免了，但那樣的人生信念又有什麼價值可言！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們身居高位，本來就承擔着國家的重任，他們有這樣的責任感是理所當然的。杜甫則不同，他隻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常理來說，杜甫本來是不必懷有此種責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許稷、契，竟然以“己饑己溺之念”為人生目标，這真是崇高、偉大的人生信念！

正因為杜甫心懷天下，所以他對于國家的隐憂看得特别清楚，對社會的弊病診斷得特别準确。儒家一向認為社會最大的禍患不是貧窮，而是貧富不均。對于貧富不均，儒家一向是譴責的，曆代詩人也一向是譴責的，從古到今，凡是有正義感的詩人都譴責這個現象，杜甫以後的白居易，一直到清代的吳嘉紀，都寫過類似的作品。但是古往今來，沒有哪首詩像杜甫這兩句詩那樣驚心動魄，那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直到今天，隻要我們說到貧富不均的話題，首先想到的便是這兩句杜詩。正因如此，後人推崇杜甫，主要着眼點便是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有一個鮮明的例子。北宋後期，有兩位大詩人不約而同地寫了題杜甫畫像的詩。王安石是新黨的領袖，黃庭堅屬于舊黨，他們的政治觀點完全不同，但是對于杜甫的看法卻是完全一緻。王安石寫了一首《杜甫畫像》，高度評價杜甫的偉大胸懷：“甯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妨四海赤子寒飕飗。”并且表示崇敬的心情：“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黃庭堅寫了一首《老杜浣花溪圖引》，也是題杜甫畫像的詩，這幅像畫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醉中騎驢的狀态，詩中說：“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裡眉攢萬國愁。”說杜甫即使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眉間依然凝聚着憂國憂民的表情。後面又說“常使詩人拜畫圖”，意思是後代的詩人常常膜拜杜甫的畫像。從這兩首詩可以看出，對于杜甫具有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千古讀者已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