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時的詩作全部讀完，就是一部記錄整個“安史之亂”的史書。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詩作全部讀完，就是一部見證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曆史。這種說法毫不誇張，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對當時曆史現象的記錄，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詳細，更加真實。

杜甫的寫作成就于安史之亂，沒有安史之亂，他可能也就是個二流詩人。杜甫被迫走進安史之亂，将周身的感覺器官全部打開，記錄下自己的颠沛經驗，将自己的文字提升到日月精華的程度，同時解除了王維式的語言潔癖，靠近、接觸、包納萬有。

要讀懂唐朝，先要讀懂安史之亂。 這場戰亂，結束了盛唐的神話，百年帝國從此走上下坡路，一去不回頭。往昔的繁華，成為回憶;戰争的創傷，成為唐人難以治愈的心靈之痛。

公元752年，四十歲的杜甫寫了一系列軍事題材的詩歌：《前出塞》，總計九首。

這個時期還是大唐王朝的生長期，伴随着生長期的，是大唐王朝在軍事上的擴張期，大家的預估大多是樂觀的。杜甫卻對唐玄宗的軍事路線不太認同，《前出塞》第六首表達自己的軍事觀點，這是一篇能超越唐朝當下，甚至超越幾個世紀的軍事論文。結果并未得到唐玄宗的重視，三年之後，安史之亂大爆發。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趁唐朝内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15萬士兵，号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诏讨伐楊國忠為借口在範陽起兵。當時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當地縣令或逃或降。天寶十五年占領長安、洛陽，進入安史之亂的最高峰。

當時的長安在叛軍的野蠻蹂躏之下，繁華不再，他因此寫下了《哀江頭》、《春望》等傷心至極的詩篇。

《春望》是杜甫登高望遠的作品，詩人先用遠望的視角，向讀者展現了一幅“國破”、“草木深”的場景。經曆戰争後的唐朝國土，如同垂危的老者一般，已經失去了生機與活力，作者以“草木深”三個字，刻畫了人煙稀少，百姓流離失所的場景。詩人看見凋敝的情景，内心非常難受，不禁流下了縱橫之淚。杜甫不禁感慨，唐朝什麼時候才能振作起來。

杜甫同年五月份帶家人從奉先出發，想逃到白水，臨行之前，他的小兒子餓死了。他傷心欲絕，追憶長安十年的感受和兒子餓死期間的沿途見聞，寫下了名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甫在逃亡的路上被安祿山的叛軍俘獲。此時的杜甫正四十五歲，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長安收複，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是年冬，杜甫從華州去洛陽辦事，一路上親身感受到人民所受戰争之苦及其對安史叛軍的痛恨，寫下了光照千古的“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

雖然杜甫的官不大，但他的朋友圈其實是很高大上的，李白、王維、高适、岑參、裴迪、元結……交往的朋友一半以上都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杜甫還是覺得“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大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嶽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他終其一生，為後人留下了1400多首詩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創作于“安史之亂”爆發到結束的8年時間裡。他用他的詩歌記錄下了整個安史之亂的過程，以及這場戰争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他就像是一位“戰地記者”，親眼見證每一個曆史細節，并把它們還原出來。

如果說盛唐時期造就了李白，那麼中唐時期唐朝的逐漸衰落也造就了杜甫，杜甫羨慕欽佩李白，但杜甫獨有的憂天憫人樹立了他與李白不一樣的詩風，心憂天下，憂憫蒼生！

注：杜甫在安史之亂時所著的名篇佳作有‘三吏三别’，《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嶽陽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