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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老師樊陽，在一線從教30餘年，

22歲，剛走上講台，他就在思考，

“到底語文課，我們在教些什麼？”

“為什麼和數理化相比，

語文課讓學生收獲感最少？”

“一篇篇課文之間，為什麼缺乏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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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陽

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雙語學校中學語文高級老師

教育部模範教師、上海教書育人楷模

1991年，樊陽改變了自己的課堂，

他成立語文小組，

帶着孩子們學習課本之外的人文知識，

推行“整本書閱讀”。

後來，他在上海成立人文公益講壇，

以人文閱讀和人文行走，

來對抗功利和焦慮的時代氛圍，備受學生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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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陽同我們講述他30年人文教育故事和教育理念

2022年初，一條邀請樊陽來做客，

我們還采訪了他過去和現在的學生，

以及身邊的同行者；他告訴我們：

“人文教育符合教育的本質，

一個人如果有人文學習的眼界，

課内成績也絕對不會差。”

“其實我不在乎學生考了多少個四大名校，

他一定是要做一個好人。”

撰文： 陳 沁

責編：陳子文

周六，剛入夜，時鐘走到6點，上海楊浦區靖宇南路一個老式小區，頂樓的一戶人家，即将迎來二十餘次推門聲。時鐘走掉半圈，所有人終于都找到位置坐好了。

沙發、闆凳、椅子，不大的客廳塞得滿滿當當，幾乎沒有走動空間，連廚房門口，都坐着兩個人。一面牆壁上，投影儀放着《詩經》選段，這一講，樊陽想和孩子們讨論文學的兩個核心主題：人所經受的社會現實，人自身的生命追求。

他把這些看似艱深、遙遠的命題——在孩子們的意義上——落實在兩個提問裡，如果你是“周天子”，你通過《詩經》，能了解到怎樣的社會民情？又有哪些詩句，擊中你人性的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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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文閱讀，樊陽帶學生走出書齋進行教學

看似宏大的命題，變得具象了。想象自己是他者（周天子），從而走出自身，去觀察更廣闊的世情。在詩句中被擊中、被感動、被震撼，則是要孩子們走回自身。

不久前，語文老師郭初陽也來此旁聽，據他回憶，“從6點多到9點結束，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最後樊陽和學生們說，‘你們可以走了’，竟沒有一個人動身。”

郭初陽也把這個講壇現場，稱之為“圍繞一本書研讨的微型學習共同體”，這裡的關鍵詞，是“一本書”。同為語文老師，對“單篇課文”和“整本書閱讀”的敏感是一緻的，在樊陽看來，單篇課文的語文學習，并不利于孩子們對完整的人性的理解，而閱讀整本書，才能讓人真正建立起文明史觀。

如今，整本書閱讀，已經成為教育界的共識。但早在1991年，身在陝西的樊陽，就已在課後的語文學習小組，引導學生們進行整本書閱讀。

當年，這個年僅22歲，初入教職的年輕語文老師意識到，“如果我的學生根本不喜歡讀書，那我這個母語老師就是失敗的。”

這個20㎡左右的客廳，在疫情後被重新啟用，每到周六晚上，它變身樊陽的人文公益講壇。客廳還有一個物什引人注目，在一個白闆架子上，黏着一張中國地形圖。

蔚藍的海洋，彩色的國度，讓人想起少年時代的地理課。在語文老師樊陽眼裡，地圖的意義不可小觑，人得有個“地球觀”，思維才不會拘在方寸之地上。

樊陽是60後，從教已經30餘年，至今也仍在一線教六年級的語文課。他的課堂以活躍出名，比如他會鼓勵學生“插嘴”，鼓勵學生做口述家史，講到興起時，會和學生們一起舞之蹈之。因為知識淵博、旁征博引，學生看他的眼神，甚至是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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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壇助教老師萬蓓蕾和樊陽在行讀教學中

助教老師萬蓓蕾，現在是人文公益講壇的主要管理者。她最初來到樊陽人文公益講壇，也是出于“自利”目的，她想“看看厲害的老師是怎麼上課的”，有點“偷師學藝”的意思。旁聽完“希伯來文明”的課程，卻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她在上海市世界外國語中學高中部，任知識論課程的老師。“知識論”，聽起來有點哲學意味，主要的内容，其實是引導學生，反思自己獲得知識的路徑和方法。萬蓓蕾剛開始教這門課，關注點在知識，有時會忽略知識傳達的對象——“學生，也就是人”。

樊陽的課堂，給當年作為新老師的她很多啟發，成為樊陽人文公益講壇的助教之後，她也會将從樊陽那裡學來的方法，用到自己的教學上。

這個故事，簡單說起來，是一個老師被另一個老師影響，從而改變了自己的課堂。至于“另一個老師”的課堂，則在31年前開始改變。

當語文老師樊陽，回憶起自己童年的語文課堂時，他最深的印象是：老套、無聊和壓抑。

他1969年生在四川廣元的一個廠礦裡，父親是上海人，因為支援三線建設遷至四川。1980年，樊陽随父母搬到陝西鹹陽，這裡剛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彩電顯像管總廠，他的父母調到這裡工作。

中學時代，樊陽對語文課的記憶很模糊，除了中心思想、寫作手法，筆記抄一抄，字詞記一記，作為學生的樊陽始終也沒能明白，語文課到底在學些什麼、教些什麼？

鹹陽是秦川腹地，曆史上“秦帝國”的都城，深厚的曆史積澱，也同樣感染了少年時代的樊陽，他迷戀上古典文化。那個時代，整個鹹陽市區隻有一個新華書店，他步行40分鐘，隻為去書店看看書。讀書帶給人的影響是顯著的，那時他的興趣在曆史和地理，卻一直也沒有喜歡上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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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陽在大學宿舍（下排右一）

80年代中期，樊陽從鹹陽市彩虹中學，以學校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四川大學。讀中文系純屬意外，他當時最想讀的，是考古或博物館專業，回憶起來，他覺得當年的自己是“最不文藝的中文系學生”。

但80年代詩意和浪漫化的氛圍，還是深刻地影響了他。他和同寝室的同學，一起練字、看先鋒電影、秉燭夜談，傳閱在十八九歲少年郎們手中的，是《走向未來叢書》、《美的曆程》、《西方哲學史》；年輕的大學教師，帶學生們一起看川劇、參觀先鋒畫展，甚至會邀請學生來家裡一邊喝咖啡，一邊讨論巴黎的現當代文學。

大學時期，樊陽開始遍覽群書，積澱人文素養。在西南地區最大的圖書館，讀遍文科書架，從《詩經》到“古希臘悲劇”，從“中國禅詩”到“現代主義”。場景也在騰挪：成都望江樓的竹林、川陝蜀道的列車，教學樓和宿舍頂樓大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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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的少年樊陽

少年人滿心熱忱，被自由和智識上的喜悅所包裹，想要投身更廣闊的世界。1991年，樊陽從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回鹹陽母校任教，成為一個初中語文老師。

“失落很大”，因為經曆了“黃金時代”的啟蒙，他目睹當時的語文課堂，卻仍舊如一灘死水。“單篇選文”，語文教學的内容缺乏關聯性；脫離生活實踐、照本宣科式的教法；語文似乎讓學生收獲最少，“有的隻是尋找唯一答案的頭腦，和歌頌抒情無病呻吟為美的文字”。

在教學上，其他老師給他的建議是，“你上到講台，一定要鎮住，不要給他們笑臉。”很多老師厭惡學生插嘴，但樊陽覺得，學生們插嘴也挺好的，“他們其實是進入到你課堂讨論的問題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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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小組曾經的上課地點 陝西渭河灘

1991年，語文老師樊陽，決定改變自己的課堂。在單篇的課文之外，帶着學生一起讀整本書，重現自己大學時，自由讨論的學習氛圍。

這年11月，他成立了自己的語文小組，一周兩三次，和學生一起讨論課本中沒有涉及的閱讀内容。

起初，樊陽是發現學生欠缺什麼，就補充什麼，講古希臘文化、諾貝爾文學獎、現代主義，随着自己任教高中，他開始有意識地去搭建文學和曆史的脈絡。很多年後，一些當年的學生輾轉找到他，說已經不記得班主任是誰了，但還記得自己當年的語文老師。

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武利慶，也是當年語文小組的成員，在這個典型的理科生眼裡，語文課一度是“雞肋”一般的存在。在遇到樊陽之前，他最怕語文老師問，“請給課文分下段”、“請總結一下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但在樊陽的語文小組，語文不再是傳統課堂上那個内容僵化、思維固化的“語文”，而是和地理、曆史、哲學各種學科都有所勾連的人文課。

武利慶回憶，雖然後來一直從事科研，但因為語文小組的閱讀訓練，讓他在“理學研究苦思無得時，就會習慣性地拿起文學作品，從中汲取能量。”

1995年，樊陽調到上海，教六年級和初一。巨大的生活壓力，讓他的語文小組中斷了兩年。不久後，他生了一場大病。病愈之際，他反思，自己是不是還要繼續做語文老師？如果做語文老師，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他意識到，作為一個語文老師，最讓他感到價值的，還是自己的語文小組。于是，樊陽決定重啟語文小組，并将之命名成“樊陽人文公益講壇”。

那時，樊陽在上海沒有房子，住集體宿舍也不方便，在學生的建議下，他把講壇場地，設在複旦大學曦園，一個僻靜的小花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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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園歲月，樊陽和學生在複旦大學草坪合影

每到周六下午3點，學生們在草坪上集合，一起談古論今。“曦園歲月”持續了一年後，樊陽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他把講壇搬進自己家中的客廳，因為還未結婚，學生們把那個時代，稱為“等待太太的客廳”。

在樊陽人文公益講壇，學習從文明的源頭開始。《詩經》一直是重頭戲，其中，《大雅》中反映周部族曆史的一系列篇章，類似民族史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西方，比如古希臘最偉大的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講到這裡，樊陽會着重對舉，比如兩個民族，為何會用不同的态度對待戰争？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是這樣？

《詩經》之外，中國古典這塊，從“屈原到韓非的死”，講到竹林七賢；從盛唐的邊塞大漠、山水田園，講到但丁的《神曲》；從“故園無此聲”的清詩文，講到普希金和托爾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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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陽帶學生走進魯迅故居

網絡時代興起後，虛拟世界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樊陽也在思考，用什麼樣的方式，能讓學生不要脫離生活實踐。後來，他決定帶學生走出書齋，開啟了他的“人文行走”。

起初，是從和課本聯系最緊密的文本開始。上海虹口是魯迅最後10年生活的地方，每到教授魯迅課程，樊陽就會帶學生去魯迅故居走一走。2009年底，他嘗試第一次帶學生走出上海，去紹興做課程。

逐漸，講壇形成定期的行走規劃，每個月至少一次上海及周邊的課程，高鐵一小時左右。行走版圖也慢慢擴大，從2009年到現在，已經走過25個省，近200個城市，上千名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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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陽帶學生行走東北

所有行走的地點，都和書本的知識相關。比如讀宋文學，寒假就走一趟杭州；念到《論語》，必去一次上海文廟。每逢寒暑假，會展開大型外地人文行走。

學生一提到杜甫，腦海中浮現的都是“憂國憂民、窮愁潦倒的形象”，但這一形象，總歸有失全面。有一年，樊陽帶學生們去到杜甫的出生地河南，在一個窯洞門前，一棵後世補種的棗樹下，他和學生們一起朗誦“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孩子們特别驚喜，“原來少年杜甫和他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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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誕生地行走

2017年的暑假，“尋找西夏 絲路探秘”行走，從甯夏銀川到敦煌，樊陽和學生一路探讨西夏文明消亡史，在西夏曆史研究所，聽了一場講座讨論之後，副所長彭向前看到樊陽的學生，有如此廣闊的人文知識面，甚至說“你們将來考我的研究生，我肯定收你們”。

樊陽覺得，正是因為孩子們長期的“人文行走”，才讓他們具備書齋裡做學問的人所沒有的體驗，這也是他在語文教學上，特别重視的部分：知識和生活之間，必須建立聯系。而斷裂于生活的知識，隻會淪為一堆應試的材料。

其實，樊陽的人文公益講壇，說起來，是一件很樸素的事。一個一線語文老師，在課餘公益地帶領學生們讀書、行走，如果有教育理念這回事，他覺得就是“行”與“讀”，“讀書其實也是一種‘行走’，你在讀的時候，思維也在走。”

語文老師樊陽，感受到時代一直在變化。

以往，人們對老師有一種天然的崇敬，這是文化傳統延續下來的，所謂“天地君親師”。老師雖然清貧，卻值得信任。

當整個世界進入新世紀，大家的确更重視教育了，但重視的通常隻是表象上的結果：成績。有的老師似乎也漸漸不再以“育人”為己任，成為了“育分之人”。

互聯網時代，生活愈加虛拟化，人的精神世界被肢解，閱讀變得碎片了。信息的吸收，有“關鍵詞”，甚至“五分鐘教你讀一本書”，對效率的推崇，讓沉浸在整本書閱讀的人越來越少。

樊陽覺得，應試的氛圍不僅對當代學生，也對成年人帶來負面影響。他“反對用傳統的分數論來畫一條線”，所以，隻要熱愛閱讀的上海中學生，都可以報名參加人文公益講壇。熱愛閱讀推廣和行讀課程，願意參加公益教育的全國教師，都可以加入人文講壇教師共同體。

當然，在講壇的學習，也有自然淘汰機制，無法堅持的學生，會自然而然離開。與此相對，也有非常珍惜的孩子。

初三學生顧子衿，在讀六年級時，“破格”加入人文公益講壇（注：講壇學生招收年級為初一到高二）。她第一次見到樊陽，是在一列高鐵上，她和樊陽聊起《三國演義》的情節，被老師淵博的知識儲備量吸引。

在此之前，她沒有見過像樊陽這樣，“真的可以和學生打成一片”的老師。學生可以和老師意見相左，可以暢所欲言，可以跳出“标準答案”來思考，對她而言，在講壇最深的感受，是“知識的自由”。

這種自由在樊陽身上，有更多的印證。雖然持續30年，在體制内做一線語文老師，他對學生的評價，并不被所謂的成功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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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陽帶學生行走在蘇州河畔

“我其實并不在乎他們考了多少個四大名校，我很自豪的是，我的學生有頭腦、會思考，無論做什麼，都有創意、有表達的勇氣，他們不甘于沉淪。”

2005屆，他特别引以為豪的學生，一個“有點像應試教育裡的醜小鴨”的孩子。“她當年上初中的時候，數學考試老是不及格，應試的壓力太大了，總會胃疼、頭疼，後來我帶他們一起讀《小王子》。雖然後來沒有考上特别好的學校，但她熱愛上讀書和教育，現在是一個幼師，我覺得她的生活非常充實、有意義，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讀什麼北大、清華呢？”

現在，講壇近一半的助教老師，都是當年在講壇學習過的學生。除了語文老師之外，也有生物、地理、曆史各種學科。他們曾在這裡被人文教育所滋養，然後再回來，去滋養更多人。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樊陽不被理解，會有家長找到他，“我的孩子語文學習不好，希望你可以收留他”，樊陽會解釋，“我們這裡不是補習班，立意不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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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樊陽人文公益講壇30年文學文化講座稿

《行讀中西的人文課》出版

盡管立意不在分數，但樊陽一直相信，一個孩子如果有持續的人文學習視野，課内的成績也絕不會差。他曾連續帶8年初三，語文成績在上海一直名列前茅，“用實踐在證明人文學習的價值”。

在樊陽看來，人文教育，關注的是人生命的完整性，而非受壓抑或極端功利的曆程，它具備持續不斷的生命力。

至于一個語文老師，為什麼要公益地帶着孩子們讀書、學習人文知識？可以說，這是一種教育理想，是在越來越急功近利的時代裡，退回到“精耕細作”的教育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一個人，因為自己被人文所“啟蒙”，所以他想讓炬火照亮更多人。

這種照亮，幾乎也是教育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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