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淵正式傳位皇太子李世民。明年正月，正式改元“貞觀”，是為貞觀元年。這年冬天，千裡之外的蜀地梓州（今四川省綿陽市），一位病榻上的州刺史在臨終前給子孫娓娓道來他不平凡的往事，告誡他們即便一輩子默默無聞，也一定要盡職盡忠。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說出他鮮為人知的故事。

自古以來，“忠義”二字便用于指代那些兼有忠心義氣、為國為民之人，曆來都被黎民百姓争相傳頌。他在兩百多年的大唐曆史中，雖然沒有“淩煙閣二十四功臣”或其他名臣勇将那樣功勳卓著、聲名顯赫，但卻是在《二十四史》裡的新、舊《唐書》之《忠義傳》中均列首位，他便是夏侯端。

夏侯端，壽州壽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人，是南梁尚書左仆射夏侯詳之孫。在隋朝時擔任大理司直，負責刑獄斷案。據記載：

高祖（李淵）龍潛時，與其結交。——《舊唐書》

李淵

大理司直一職在隋朝官秩從五品。我們再看看李淵的履曆，7歲便襲封唐國公，曆任州刺史、衛尉卿、太原留守、大丞相，在沒有登基建唐前就已位極人臣。由此可見，在大隋同朝為官時，李淵就對夏侯端另眼相看，結交為好友，絲毫不受官階、地位高低的影響。

隋大業十一年（615年），山西爆發毋端兒起義，朝廷以鎮守太原的李淵為山西、河東安撫使前往征讨。李淵上表請求以夏侯端為副将，史書中記載了這麼一句話：

高祖讨賊河東，（孔）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新唐書》

由此可見，隋炀帝當時同意了李淵關于夏侯端随同出征的奏請，但并未任命為副将，而是作為監軍監督李淵的部隊，而李淵對夏侯端禮遇尤其密切。李淵入長安後，将他引入内室，曾擔任過李淵的秘書監（掌管文書檔案）。夏侯端受信任如此，就如同當年，本家先祖夏侯嬰之于漢高祖劉邦。要知道在政治局勢波谲雲詭的時期，能真正推心置腹的人鳳毛麟角，稍有不慎便萬劫不複。

隋炀帝

除了備受信任，夏侯端還善于相人，善識時局。當時隋炀帝臨幸江都，全國陸續爆發農民起義，各群雄勢力割據。夏侯端于時局紛纭中一眼相中了李淵，并悄悄進言：

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全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舊唐書》

簡言之：天下已然紛亂，大隋社稷不穩，唯獨你李淵可以安天下。但是要趁早下決心啊，不然禍福難料！

大多數人認為李淵太原起兵是李世民首先勸說的，其實不然。根據史料記載，隋朝權臣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是第一位勸李淵起事之人；李淵夫人（即後來的太穆皇後窦氏）的堂兄窦抗是第二位；而夏侯端則是第三位。如果說前兩位兄台勸說時，時局尚不明朗且未曾緊迫；而此時夏侯端的勸說，正值情況危如累卵，間不容發，雖然李淵表面不為所動（因為他對時局有自己的判斷和把握），但卻是真正把這話聽進去的，而且聽到心裡去，并由此開始這盤大棋的布局。

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淵在長安登基稱帝，建立唐朝。這時唐朝處于草創初期，隻占有了關中和巴蜀之地，全國尚未完成統一。當時關中的形勢不容樂觀：劉武周盤踞于北，薛舉窺伺于西；朔方有梁師都欲勾結突厥進犯關中，李軌在隴西一帶虎視眈眈。這年冬天，為消滅威脅最大的薛舉集團，唐以李世民為元帥，出兵進擊薛軍，便發生了唐統一戰争中的關鍵性戰役——淺水原之戰，經過先敗後勝的戰事，唐軍一舉消滅薛舉集團，使隴右地區盡為唐所有，關中地區的安全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淺水原之戰前後，中原局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瓦崗軍在洛陽附近被王世充擊敗，首領李密率衆西奔降唐，駐守黎陽（今河南浚縣境内）的瓦崗軍将領徐世績（即李績）也一并降唐。這樣，唐便收羅了瓦崗的力量，又極大地擴張了地盤；但同時也與盤踞中原的王世充、窦建德兩大集團形成直接的正面交鋒，唐統一進程到了最後的關頭。

這時候的唐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在正面對抗王世充、窦建德的同時，招撫河南、山東地區仍然搖擺不定的各路勢力。夏侯端主動請纓，繞道前往敵占區和敵後方進行招撫。于是朝廷加封夏侯端大将軍銜，任命為河南道安撫使，經過黎陽時由李績發兵護衛其到關東各州縣傳遞檄文。夏侯端的足迹，向東達到了東海，南至淮河，經過他的曉以大義，陸續有二十多個州縣派使者到達長安，表示願意歸附大唐，對王、窦集團形成來自後方的強大壓力和震懾力。

當夏侯端率部行至谯州（今安徽滁州）時，汴、亳兩州的刺史都已率部歸降王世充，兩州自然成了敵占區，返回長安的路途由此被切斷。夏侯端平時素得人心，跟随他的還有約二千人，雖幾乎糧絕，但終不忍心離他而去。夏侯端知前路難料、兇多吉少，就坐在沼澤中殺了自己的馬，以犒勞将士。他流着眼淚說：

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持歸于賊，必獲富貴。——《舊唐書》

衆人聽了這番肺腑之言，都淚如雨下。夏侯端見衆人沒有按他說的行動，立刻拔劍自刎，幸而被軍士們死死抱住，勸說道：“您跟朝廷非親非故，如今為了盡忠而舍生取義。我們和您共患難，長途跋涉，曆經危險，怎能殺害您去取富貴呢？”于是衆人相攜再次踏上遙遙歸途。

當時從谯州西行返回長安近二千裡路，夏侯端一行潛行了五日，軍士就餓死了十分之四；一路上還有敵軍的圍追堵截，軍士或戰死或走散，人數又折損了大半。夏侯端與剩餘的三十餘人向東繞折回，靠采摘野生豆子充饑維持基本生存。即便到了絕境，他也時刻把天子賜予的符節帶在身邊，即便睡覺也從不離手。

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回到長安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可以想象當時這支幾十人的孤軍是多麼地絕望。夏侯端對剩餘的軍士說：

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殒。——《舊唐書》

夏侯端再次表明堅定不移的心志，并請求衆人不要受自己連累，這是最後一次保全性命的機會。即便如此，衆人還是堅持不走。

當時的河南除了杞州（今河南省杞縣）外，都已成為王世充的割據範圍。杞州刺史李公逸聽聞夏侯端的持節守義，受其忠義感染而堅持不降敵軍，并派兵将夏侯端接到館驿安置。同時，王世充也聽說了他的事迹，給予他極高的評價，還派使者前往招降，并欲封他為淮南郡公。夏侯端當着使者的面焚燒了王世充的诏書，用刀割爛他贈送的衣服，怒聲斥責道：

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将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于賊乎。——《舊唐書》

此時，李世民率大軍向河南挺進，王世充調集大軍加強了洛陽的防守，窦建德也做好随時投入戰鬥的準備，中原地區進入三方勢力膠着狀态。夏侯端趁着敵軍西調，無暇顧及的間隙，從山中險峻小路間道而行。他解下天子符節上的旄藏在懷裡，用節竿加長刀把，披荊斬棘前行。這時候跟随夏侯端的軍士隻剩下三十二人，一路上有的墜崖溺水，有的被猛獸襲擊，共患難的弟兄還在不斷減少。二千裡的路程，花費兩年多跋涉，這支大唐天子使節團從最初的二千人，到最後回到長安的不到二十人。他們沒有一位貪生怕死、忘恩負義，這與夏侯端本人的忠貞不屈、義薄雲天密不可分。這位唐朝的“蘇武”，懷揣着天子的符節，終于回到朝氣蓬勃的長安。

這時候，已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農曆七月，虎牢關之戰剛結束，王世充、窦建德勢力同時覆滅。長安城一派張燈結彩的喜慶氣氛，迎來了入城獻捷的年輕秦王李世民，他身披熠熠生輝的黃金戰甲，意氣風發；齊王李元吉以及李世績等二十位大将緊随其後；再後面是鐵騎萬匹、甲兵三萬，威武雄壯，昂首列隊而過；隊伍的前後還有鼓吹樂隊，演奏着《秦王破陣樂》；王世充、窦建德被關在囚車内，與繳獲的戰利品悉數獻于太廟。

在圍觀的人群中，就有剛回到長安的夏侯端等人，與秦王的威風形成鮮明對比：此時他們個個都是鬓發脫落，形貌消瘦枯槁，已看不到人的樣子，默默行走在坊間有如乞丐，沒有手持天子符節，無人問津。夏侯端進宮拜見唐高祖李淵，老友相見執手，老淚縱橫。夏侯端向李淵述說了這次出使的過程和結果，但隻字不提一路上的危險和艱辛，隻表示有辱使命，有負國家重托。唐高祖憫恤夏侯端，不久之後委任他擔任梓州刺史。

夏侯端擔任地方官員後，頗有政績并深受百姓愛戴。他視錢财如糞土，常常将所得的俸祿施舍給鳏寡孤獨的百姓，撫恤他治下的民衆。貞觀元年，夏侯端病逝于他常年工作的地方，直至他臨終前，他的親友才知道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廣為傳頌。

《孟子》有雲：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夏侯端懷揣着象征大唐威儀的符節，帶領士卒千裡回歸，沖破層層黑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這是開啟大唐盛世序幕的雄渾。縱觀有唐一代，由夏侯端領銜，從安金藏剖腹以明唐睿宗不反，到顔杲卿怒罵賊首安祿山，再到張巡血戰堅守孤城睢陽，一衆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前赴後繼，造就真正的大唐榮耀！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英雄輩出的民族，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忠誠和正義将繼續成為新時代的強音。

《舊唐書》在最後為這些大唐的英雄忠義之士寫了一篇贊詞：

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徇義，見危緻命。國有忠臣，亡而複存！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鄒凱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