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軸線見證了這座古都700多年的城市發展與變遷，對北京的城市規劃曆史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它決定了北京城市的整體空間格局和社會秩序，一直是北京城市發展的核心，是北京老城的“脊梁”和“靈魂”。

為了讓大衆更準确、更全面地了解中軸線，中軸線創意大賽組委會策劃推出“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産大講堂”系列活動，邀請權威專家深度解讀中軸線，帶領大家了解中軸線背後所蘊含的深厚曆史文化。

【中軸線文化遺産大講堂】：

12月3日，王軍老師以《北京中軸線——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為題我們帶來了一場精彩的講座，深入淺出地講解了見證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北京中軸線。

前言

中國古代城市軸線

中國古代都城都是南北走向，同時有南北、東西兩條軸線，這是中國古代進行空間規劃、平面布局的基本思維模式。

這與古人如何測定時間有緊密的聯系。

元大都

西方城市軸線

西方城市多以東西走向為主，和中國城市截然不同，這與得到時間的方法有關系。

西方通過觀察太陽在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得到時間，為了判斷太陽處于哪個星宿，必須在東西向進行觀察。

一

北京舊城平面布局保存了支撐中國古代農業文明最具基礎性的人文信息，彰顯驚人的文化連續性，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

農業文明的發生

不同于蔓長型西方城市發展模式，北京所代表的以天地自然環境為本體、整體生成的東方城市營造模式所包蘊的宇宙觀念，與中國古代農業文明息息相關。

農業文明的發生，意味着人類不但馴化了作物和動物，還準确地掌握了農業時間，後者則以“辨方正位”（《周禮》語）、“曆象日月星辰”（《尚書》語）為基本方法。

所謂“辨方正位”，即通過立表測影，以知東西南北，進而掌握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得知一個回歸年的時間長度。此乃最古老的正位定時方法。

“中”字的結構

蕭良瓊在《蔔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一文中綜合諸家解釋指出，“中”字的結構是象征着一根插入地下的杆子（杆上或帶斿），一端垂直在四四方方的一塊地面當中。從它的空間位置來說，從上到下，垂直立着，處于地上和地下之間，所以又有從上到下的順序裡上、中、下的中的含義。同時，它又立在一塊四方或圓形的地面的等距離的中心點上。

元大都中軸線考古

1964—1965

元大都全城的中軸線，南起麗正門，穿過皇城的靈星門，宮城的崇天門、厚載門，經萬甯橋（又稱海子橋，即今地安橋），直達大天壽萬甯寺的中心閣（今鼓樓北），這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經過鑽探，在景山以北發現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遺迹，寬達28米，即是大都中軸線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1964年至1965年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今舊鼓樓大街往南曾進行過鑽探，在現景山山後正中鑽探出了一條大路。這條路寬20多米，出景山北牆外還有18米寬，從考古發掘的材料斷定元、明北京城的中軸線是同一條。

齊政樓

元代鐘鼓樓時稱齊政樓，齊政樓取義《尚書·堯典》關于舜帝受天命記載，《堯典》有這樣的描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觐五嶽群牧，班瑞于群後。”就是說，舜帝“在璇玑玉衡，以齊七政”，即觀測北極、北鬥，推算日月五星同起牽牛初度，測定了曆元，獲得了天命。忽必烈以此命名元大都鼓樓為齊政樓，即顯示他是堯舜傳人，這是中國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曆程中的一件大事。

關于元代齊政樓（鐘鼓樓舊址）的争論很多，元大都考古隊認為元大都的鐘鼓樓，并不在中軸線上，而是偏于中軸線稍西，即今舊鼓樓大街。王燦熾則認為元大都鐘鼓樓舊址仍是現在鐘鼓樓的所在地。

《析津志》中對齊政樓的方位描述為“齊政樓，都城之麗谯也。東，中心閣。大街東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橋、澄清閘。西，斜街過鳳池坊。北，鐘鼓。北樓正居都城之中。……上有壺漏鼓角。俯瞰城堙，宮牆在望，宜有禁。” 這是以齊政樓為中心的描述，其中最關鍵的是齊政樓之南是海子橋，海子橋即今存之後門橋，而今後門橋之北是鼓樓，元大都的鼓樓即齊政樓就應該是現在鼓樓的位置。

古代天文觀測體系

北鬥指二十四山定二十四節氣，北鬥在黃昏時指向二十四山的子位即冬至，此後每15天指向一山的中央，由此指示二十四節氣。

馮時在中國早期星象圖研究（1990）中将商周古文字“龍”與龍星進行了比較，發現“龍”字所象之形，即二十八宿東宮蒼龍的形象，古人觀測東宮蒼龍昏旦之時的運行位置即可測定時間，“龍”是時間的“指針”，在地平方位中指示着時間。

太和殿南禦路上的升龍與降龍石雕，呈現“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的東宮蒼龍形象。

在城市整體空間安排上，宮城所居之位，則與北極對應，正如孔子所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這時，太和殿乾隆禦筆之“建極”，又可被解釋為建立與北極相對應的最高準則，清楚地表明，“曆象日月星辰”與“辨方正位”，同樣是“敬授民時”（《尚書》語）的根本方法，太和殿作為最高權力所在，必然是“置槷以縣”所在，亦必然是“衆星共之”所在。中軸線與日、月壇之卯酉線于三大殿相交，彰顯其居中而治。

此種空間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觀測體系，正是中華先人創立農業文明必須掌握的基礎性知識。作為中國“中”字型城市的傑出代表和偉大結晶，北京舊城的空間營造，直溯中華文明原點，顯示了驚人的文化連續性，這是判定北京曆史文化價值之時，必須高度重視的方面。

二

北京舊城空間格局及其内蘊的營造思想，彰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體現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主流文化海納百川、一以貫之的高度包容性與适應性。

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牛河梁圜丘、方丘與北京明清天壇、地壇，形制上高度一緻，代表了貫通古今的天地觀念及由此衍生的空間設計方法，高度诠釋了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史。

紅山文化圜丘：方圓相涵

馮時對紅山文化圜丘進行了圖形分析，發現其方圓相涵的形式，蘊含了天圓地方根号2的比例，這是中國古代營造制度的基本比例。

方圓相涵之圖堪稱“天地陰陽合圖”。在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方為地，圓為天，分屬陰陽；方圓合即天地合、陰陽合，“陰陽合則萬物生”（《淮南子·天文訓》）。

古代匠人以規畫圓，以矩畫方，“規天矩地，授時順鄉”（[東漢]張衡《二京賦》），天地陰陽之道存焉。此乃《周髀算經》“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之真義。及至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末代“樣式雷”雷廷昌有言：“樣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規矩、例制之法繪圖、燙樣。”足見規矩之法通貫古代營造，乃斷度尋尺之本，匠人奉為圭臬，恪守不渝。

這種方圓相涵的形式是我國古代很重要的建築設計方式。

紅山文化方丘：方圓相涵

馮時對紅山文化方丘進行複原，發現其以内方為基本模數單位，不斷向外擴充。

傅熹年先生指出，元大都是以宮城禦苑為一個基本模數單位，整個大城的面積由此單位積累而成，明代紫禁城亦是如此，亦是以宮城為模數單位，以此面積積累而成内城的面積。

營造法式：“以材為祖”之制

《營造法式》載明大木作用材模數：“凡構屋之制，皆以材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廣，分為十五分，以十分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制度焉”。

清《工程做法》則以鬥口的橫截面為度量單位，所有的空間是它的倍數或根數，建築物的大小跟随鬥口的大小等比例伸縮。

這樣的比例和音樂的十二律異曲同工，明代科學家朱載堉用數學的方法将十二音律精準地表達出來。

農耕時代政治權力的構架基礎

牛河梁圜丘與北京天壇，祭壇平面皆為圓形，牛河梁方丘與北京地壇，祭壇平面皆為方形，正如《周髀算經》所言“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而溝通天地、敬授民時，正是農耕時代統治者權力的來源。

《呂氏春秋》載：“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這是傳說中黃帝對颛顼的教誨。大圜即天，大矩即地，能溝通天地才能為民父母。這與太和殿乾隆禦筆“建極綏猷”若合符節，清晰表明了農耕時代政治權力的構架基礎，五千年一以貫之。

元大都平面布局

元大都平面布局在遵從《周易》《周禮》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之時，又适應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俗，見證了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融合。

東宮蒼龍躍出銀河回天運行

在古代星土分野中，幽燕之地與十二次之析木相配，析木之次位于東宮蒼龍之尾、箕二宿，是銀河穿越之處。元大都将積水潭納入城中與太液池、金水河環繞宮城，在其東側以中軸線與之相切，正是東宮蒼龍躍出銀河回天運行的表示，與幽燕分野之星象相合，是敬天信仰的經典體現。

“參天兩地而倚數”

元大都南設三門、北設兩門，取法《周易 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以表征天南地北，天地相合。

元大都南開三門以象天，北開兩門以象地，以奇偶之數表示天南地北，直通上古天文。此種門制，經明初南縮元大都北城後依然如舊，并留存于今天北京街道格局之中。

元大都規劃設計，又遵循了儒家經典《周禮 考工記》關于“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設計理念。

積水潭：元大都平面設計玄機

将積水潭整體納入城中，是元大都平面設計玄機。侯仁之先生在《元大都城》一文中分析指出，大都城的宮城雖然是建立在全城的中軸線上，卻又偏在大城的南部。這在我國曆代封建都城的設計中，别具一格，其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充分利用當地的湖泊與河流。這也說明了對于城市水源的重視。

元大都宮城偏南以充分利用積水潭水面這一大膽設計，不但是對銀河穿越天際之效法，還與五行方位中水居北相合，是陰陽五行思想在都城營造中的具體應用，同時，與蒙古民族“以畜為本、以草為根、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法則一緻，體現了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融合。

元明時期中央政府與佛教

元明時期中央政府與佛教的密切關系對都城建設的重大工程産生影響，顯示了中央政府通過佛教推動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意志。

以儒治國，以佛治心

元大都修建時，南城牆工程與大慶壽寺海雲、可菴二師塔發生矛盾，可能導緻後者拆遷。這時，忽必烈勅命城牆南繞予以避讓，此舉不但保存了古物，還顯示了對佛教的極大敬重，其背後，正是“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明永樂帝朱棣改建元大都時，南移的皇城又與該寺發生了矛盾，明皇城缺西南一角，正是避讓大慶壽寺的結果。

忽必烈、朱棣兩次在都城建設的重大工程中避讓同一所寺廟，顯示了佛教在他們心中不同尋常的分量。1247年“涼州會盟”之後，吐藩歸附蒙古，從此被納入中國版圖。漢、蒙、藏民族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同，唯佛教信仰相通。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藏傳佛教在元代傳入漢地之後，極大推動了民族文化融合，為在更為遼闊的疆域建設統一多民族國家做出巨大貢獻。

凸字型城郭

明北京城凸字型城郭，是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碰撞的産物，也是“國家一統多元”曲折曆程的投影。

北京曆史建築與城市空間所見證的“從文化多元一體到國家一統多元”，彰顯中華文化有容乃大的開放性與适應性，這是中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發展壯大至今的根本，亦明顯不同于西方民族國家的發展模式。

中國自古以來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式發展，對于今天人類和平事業，具有巨大啟示意義。

結語

北京舊城空間營造遵從敬天信仰、法天象地理念，實為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外化。北京舊城雖創建于晚期，其體現的宇宙模式與觀象授時體系卻直通農業文明之濫觞，彰顯中華文化驚人的連續性；北京舊城是“中”字型中國古代城市的傑出代表和偉大結晶，雖然遭到了較大規模拆除，其留存面積依然可觀，必須盡最大力量加以保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盡最大努力，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文化遺産，為中國，為世界保存偉大的北京老城。

來源： 北京市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