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進步與否，通常被我們認為是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如何透過經濟視角理解社會發展的内核，是每一位曆史學者都緻力于解決的難題。從原始的漁獵社會，直到今天的信息時代。人類在經曆一切的同時，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快來和瓷兒一起瞧瞧吧！

一、回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軌迹

一般來說，從人類開始進入經濟世界以來，曾經曆了三次生産力的飛躍：第一次是從漁獵采集到農耕經濟時代，人類成功建立了定居的農業生産模式；第二次是人類利用機器解放人的體力，機械生産和大工廠成了我們肢體的延伸；最近的一次，便是利用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為人腦減輕了相當的負擔，也使得知識的傳播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頂峰。

公元1到14世紀，縱觀整個世界來看，所有的地區發展模式仍然是“單線行進的”。也就是說，各民族在生活中緻力于提高的還是牲畜的數量或是糧食的産量，沒有哪個地區能采用迥乎不同于其他地區的生産手段；在這個時期内，人類的經濟規模一直在襁褓中不斷成長。當然增長率也是起起伏伏，不太可能擴大其現有規模。

地區交易的中心：中世紀法國城市

為什麼當時的世界會允許這種“緩慢增長”發生呢？時至今日，我們早已充分體會到經濟增長為人類帶來的福利。我們的生活質量比起祖輩來有着顯著的提高。日用飲食和穿衣用度再也不會成為普通人為之憂慮的“煩心事”。地區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崛起，使得我們能真正享受一種“秀才不出門、卻足以品天下”的便利。

經濟社會在為我們帶來相當的生活保障的同時，也為我們這代人添上了隐約的憂慮。上文提到的這些經濟優勢，需要有整個社會的合理有運行提供條件。假若國家的政治出了問題，社會資金的消費和投資熱情便會極大減弱。假若經濟受到影響，反過來又會破壞國家和區域的社會穩定。

我們怎敢想象，國家的GDP或GNP等指數長期停滞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災難嗎？也就是說，我們早已經習慣了欣賞統計學家們為我們呈現出一幅幅高升、跳躍的“億兆級”增長數字。假設這一切最終停止了增長，我們除了抱怨以外還能做些什麼？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二、由沉睡向蘇醒的大躍遷

過了十五世紀，世界經濟出現了顯著的增長。個中原因自不待言：“全球化進程加速”、“地區間的緊密聯系”、“民族國家的形成”、“交通運輸技術的提高”種種不勝枚舉。我們能看到，在商貿網絡不斷擴大的同時，積極參與第一批全球化浪潮的國家普遍獲得了不小的财富。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獲取了大量的貴金屬，以此用來支持國内的奢侈消費。後進的荷蘭在乃國開創了世界第一個證券交易所，這就說明人們在參與經濟活動時更加願意與利潤打交道，而不再盲目擴大生産規模了。

英國“絕對君主制”的開創者：亨利八世

我們發現無論從消費者身上賺取利益，還是從生産上節約資用，或是簡單地透過借貸和貨币操控獲取利益，最終的獲益人都是國家。因此，在重商主義盛行的時代裡，民族國家的領袖便取得了絕對的優勢。借助經商或投機崛起的商人家族，也趁機擺脫了封建依附關系。

歐洲此間的演變趨勢是：國家權力不斷“對内收緊”，而個人權力在此同時也“渴望膨脹”。15到16世紀，歐洲先後出現了以英法為代表的“絕對君主制轉型”。宗教改革同時沖擊了傳統的教俗聯盟體制。新一輪的教權與王權的對壘，最終以國王的大勝收尾。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

三、從“封建”到“共建”：全新年代裡的非然與必然

直到17世紀下半葉，英國經濟總量已能實現”35年翻一番”的驚人飛躍。商業革命使傳統的農業部門有所銷聲，人類的曆史邁入了工業社會的大門。

人類對增長的崇拜激發了哲學家們的思考，歐洲人開始用傳統的眼光去審視當下所生存的環境。各樣的社會變革開始動搖一部分原始法則的權威，人類再也不願思索他們同上帝的關系。在17世紀末尾，科技革命、啟蒙運動的浪潮相繼“在人間”得到展開。歐洲各國的經濟水平也緊随着技術的演進一路走高。

18世紀伊始，維系一個政府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就由“保持臣民的絕對忠誠”向“滿足大多數人對自由的渴望”調頭。“實現個人理想、滿足個人價值、得到尊重、解決溫飽”于是成為了“人性之必然”。高唱“人權、自由、法治”的調調，倏爾席卷了整個西方。

提倡天賦人權的啟蒙思想家們

從“封建”到“共建”，是西方近代曆史的大緻走向。人們從前常默不作聲地接受凱撒的調遣，但如今卻覺醒了對自我能力的肯定。人類也不再把自然界看做是無法控制的混沌，而是滿懷信心地認定自己足以發現宇宙的神秘規律。

人們厭倦了在躲在圍欄中的日子，并想建設一個全新的羅馬。于是，古典時代人們對于公共權力的追求重新被喚醒。總而言之，個體權力在西方重新受到了重視是一件值得慶幸的樂事。

雅典公民大會的盛況

四、不可停頓的機器和曆史的悖論

世界經濟的高速增長，似乎為人類帶來了期盼已久的福音。19世紀的世界雖說一直在高歌猛進中前進，但還是不乏有危機和動蕩浮現。工人階級在争權的過程中組建了自己的政黨，他們同先富起來的一批資本家們形成了嚴肅的對抗。最終，令人欣慰的保護法和一系列政令的出台暫緩了沖突的擴大。

20世紀，人類經曆了第一次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危機。在兩次規模巨大的世界争霸戰中，人們不得不開始反省“進步主義”的出路。在這場使人類損失重大的慘劇中，我們沮喪的看到：人類世界并不如自然界那樣，能按部就班地順應達爾文的發明不斷演進。

“二戰”為歐洲帶來的斷壁殘垣

“為了開動現代國家這架由政客、資本家、學者和工人共同建立起來的巨大機器，所付出的代價必然是犧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宣揚個人利益需要服從于整體，是20世紀出現的新現象。人們獲得的榮譽和自信愈發來自于國家。無論是個體的價值還是集體的成就，都要透過國家來實現。

總之，“國家主義”在“進步主義”之後重新為世界帶來了相當的不安。貿易壁壘、恐怖主義、關稅大棒，這些都是“國家主義”者的武器。

19世紀的人們剛剛獲得了比此前任何時代都要寬泛的自由。黨派政治和内閣政治的風靡，使得各國的法人性質更強了。于是，歐洲誕生了拿破侖、俾斯麥、希特勒和斯大林。整個世界都因為個人主義的崛起而受到影響。由于渴望追求自由，我們推崇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來對抗國家主義，而當個人權力真正得到實現的當時，威權主義和個人崇拜又重新壓倒了每個擁護他的個體。

受到德國人極端崇拜的希特勒

文史君說：

新的世紀已經到來，我們幸運地看到了蘇聯和美國的和解。而新的威脅諸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政治治理理念的多樣性又為我們制造了新的麻煩。早早經曆過“發家史”的西方世界，好像随時都要扮演全人類的長輩。他們在國際舞台上動辄教訓他人“要克制、要均衡”。但同幾個世紀前的西方類似的是，新興的經濟體隻會叫嚷着“要發展、要權力、要絕對的平等”。不同的矛盾仍在醞釀，碩大機器不斷轟鳴。人類的未來将去往何處，文明會駛向何地？讓我們懷着謹慎前行吧。

【來源：浩然文史】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緻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