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摩托車指标合法嗎?被告人朱海林任法定代表人的豪門公司于2006年6月成立，經營範圍為摩托車、電瓶車、助力車及其零部件銷售2008年年初，豪門公司未經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與擁有摩托車生産資質的台州市凱通摩托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通公司）簽訂協議，約定豪門公司為凱通公司第三生産車間，豪門公司獨立核算、獨立經營、自負盈虧，自行采購、銷售，協議有效期為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朱海林向凱通公司支付管理費15萬元協議到期後，朱海林繼續以凱通公司第三生産車間的名義生産摩托車，并向凱通公司繳納了2009年的管理費2009年年底，豪門公司與重慶廣益摩托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益公司）簽訂協議，約定合作生産“新陽光”牌摩托車，合作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豪門公司在銷售生産的摩托車時，附随了僞造的排氣量為48cc的“新陽光”牌燃油助力車小合格證，并向消費者承諾如需上牌，補交150元即可換取廣益公司的大合格證（摩托車正規合格證），憑大合格證可到交管部門上牌，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賣摩托車指标合法嗎?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賣摩托車指标合法嗎

被告人朱海林任法定代表人的豪門公司于2006年6月成立，經營範圍為摩托車、電瓶車、助力車及其零部件銷售。2008年年初，豪門公司未經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與擁有摩托車生産資質的台州市凱通摩托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通公司）簽訂協議，約定豪門公司為凱通公司第三生産車間，豪門公司獨立核算、獨立經營、自負盈虧，自行采購、銷售，協議有效期為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朱海林向凱通公司支付管理費15萬元。協議到期後，朱海林繼續以凱通公司第三生産車間的名義生産摩托車，并向凱通公司繳納了2009年的管理費。2009年年底，豪門公司與重慶廣益摩托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益公司）簽訂協議，約定合作生産“新陽光”牌摩托車，合作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豪門公司在銷售生産的摩托車時，附随了僞造的排氣量為48cc的“新陽光”牌燃油助力車小合格證，并向消費者承諾如需上牌，補交150元即可換取廣益公司的大合格證（摩托車正規合格證），憑大合格證可到交管部門上牌。

一審期間，赤壁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周汝勝、謝從軍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為由，撤回對周汝勝和謝從軍的起訴。赤壁市人民法院經審查，依法裁定準許赤壁市人民檢察院的撤訴申請。

赤壁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朱海林違反國家規定，未經許可生産摩托車，時間跨度長銷售數量和金額大，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經構成非法經營罪。赤壁市人民檢察院指控罪名不當，予以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之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朱海林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币十萬元。

宣判後，被告人朱海林不服，向鹹甯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朱海林及其辯護人提出：（1）朱海林通過簽訂合作協議取得“新陽光”摩托車的生産、銷售許可，且主觀上沒有非法經營的故意；涉案摩托車經檢測屬于合格産品，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未嚴重擾亂市場秩序。（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适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4号）未将“未取得施工資質或者超越資質等級”的行為作為非法經營犯罪處理，将朱海林的承包經營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有失公平。（3）朱海林生産摩托車的行為地在浙江省台州市，原審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4）朱海林明知自已可能被判處刑罰，主動到法院接受審判，屬于“自動到案”，應從輕處罰，原判刑罰過重。

鹹甯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上訴人未取得生産摩托車的許可證，非法從事摩托車的生産，且生産的時間長、銷售數量和金額大，其行為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構成非法經營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适用法律問題的解釋》針對的是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問題，未取得施工資質或者超越資質等級施工與非法生産摩托車行為侵犯的客體和社會危害性不同，不能相提并論；上訴人生産的摩托車銷售地包括湖北省赤壁市，故赤壁市人民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上訴人是被依法采取強制措施後，經傳喚到案，不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條關于“自動投案”的規定，故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确實、充分，定罪準确，量刑适當，審判程序合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本案中的涉案車輛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僞劣産品，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生産、銷售僞劣産品罪

關于本案中的涉案車輛是否屬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僞劣産品”，我們認為，本案中的涉案車輛不屬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僞劣産品”。理由是：（1）對某一産品進行鑒定，應該首先确認産品本身的屬性，然後才能依據其固有屬性進行合格與否的鑒定。本案中，被告人朱海林等人生産、銷售的産品屬于摩托車，但偵查機關卻以燃油助力車的參數為依據對涉案車輛進行鑒定，由于改變了車輛的屬性才導緻被評定為僞劣産品。（2）根據一審期間公訴機關提供的湖北軍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意見，本案中的涉案車輛經鑒定在屬性上為摩托車，符合國家關于摩托車技術規範和安全标準的規定。

1.認定某一産品是否系僞劣産品的關鍵在于該産品的質量是否存在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産、銷售僞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第四款的規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不合格産品”，是指不符合産品質量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質量要求的産品。本案中的涉案車輛經鑒定符合國家關于摩托車技術規範和安全标準的規定，就其質量本身而言，并不屬于“不合格産品”。本案中的涉案車輛之所以成為道路安全隐患，是因為被告人宋海林等人将其以燃油助力車的名義銷售，導緻車輛脫離了應有的監管。簡言之，是朱海林等人規避管理的銷售方式而非産品質量問題導緻涉案車輛存在安全隐患。

2.不能簡單地以實際産品與标注不一緻就認定存在質量問題。實踐中，經常出現生産銷售産品的實際規格與标注不一緻的情況，對此應根據實際情況分析認定，不能簡單地一概認定為質量有問題，更不能以銷售方式來決定産品質量，進而認定屬于“以次充好”的産品。産品質量主要是由生産過程決定的，單純的銷售方式無法影響産品質量。本案中的涉案車輛雖然是以燃油助力車的名義對外銷售，附随的合格證上标注的也是助力車，但是其各項技術指标是按照摩托車的标準進行配置，經鑒定在屬性上為摩托車，符合國家關于摩托車技術規範和安全标準的規定，不屬于“以次充好”的情形。此外，根據《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種使用性能的産品冒充具有該種使用性能的産品的行為。涉案車輛具有正常的道路行駛功能和使用性能，也不屬于“以假充真”的情形。

3.本案中三被告人的行為也不符合生産、銷售僞劣産品罪的一般行為特征。從司法實踐來看，生産、銷售僞劣産品罪的犯罪分子對消費者往往具有欺騙行為，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但在本案中，被告人朱海林等人在銷售時不僅對涉案車輛的排量等真實情況作了說明，而且還以“大排小标”這一特征作為吸引消費者的噱頭加以宣傳，消費者對車輛的真實屬性有明确的認識，其知情權并未受到侵犯。

綜上，被告人朱海林等人的行為不構成生産、銷售僞劣産品罪。

（二）被告人朱海林無證生産摩托車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被告人周汝勝、謝從軍以摩托車冒充燃油助力車銷售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對于被告人朱海林無證生産摩托車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我們認為，被告人朱海林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

1.被告人朱海林非法生産摩托車的行為違反了國家規定

我國對摩托車生産實行生産準入制度，個人和企業必須獲得國家行政主管部門的許可才能從事摩托車的生産。國務院2004年公布的《對确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國務院令第412号，以下簡稱《決定》）附件第4項對“道路機動車輛生産企業及産品公告”設定了行政許可，2009年、2016年，國務院對《決定》進行修正，保留了該項行政許可。原國家經貿委2002年發布的《摩托車生産準入管理辦法》規定，國家對摩托車生産實行準入制度，未經國家經貿委批準，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擅自從事摩托車生産。為嚴格執行許可制度，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又下發多個文件，①對委托生産等行為作出明确限制，強調摩托車生産企業本身必須獲得行政許可，異地生産行為也應獲得行政主管部門的批準。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産品生産許可證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②生産助力車也需要獲得許可。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規範性文件并未對銷售摩托車和助力車的行為設定類似的行政許可。

本案中，朱海林的豪門公司本身無摩托車生産資質，其通過與其他企業簽訂挂靠協議的方式異地生産摩托車的行為未獲得行政主管部門的批準，且其挂靠行為也不能使其獲得生産摩托車的合法資格。綜上，朱海林在沒有生産資質的情況下生産摩托車的行為應屬于無證生産，違反了國家規定。被告人周汝勝謝從軍隻有銷售摩托車的行為，未參與生産摩托車，我國目前對銷售摩托車的行為并未如生産摩托車那樣作出嚴格的準入規定，應認定周汝勝、謝從軍的銷售行為未違反國家規定，不構成犯罪，故一審法院裁定準許檢察機關撤回對該二被告人的起訴。

2.被告人朱海林違法生産摩托車的行為不同于一般的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已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1）朱海林的豪門公司違法生産的時間跨度長、銷售數量和金額巨大。豪門公司從2010年上半年開始生産“新陽光”牌摩托車，至2012年案發，違法生産了1萬餘輛，僅2011年3月至2012年11月，朱海林向被告人周汝勝的勝隆經銷部銷售的摩托車就有1620輛，銷售金額達400餘萬元。（2）朱海林違法生産摩托車的行為對公共安全造成了很大隐患。朱海林在銷售過程中僞造合格證，以摩托車冒充燃油助力車，規避國家對機動車與非機動車分類管理的監管措施，使本應登記上牌、駕駛者需取得駕照才能上路行駛的摩托車，無須滿足前述條件即可上路行駛，不僅破壞交通秩序，降低通行效率，這些本應在機動車道路上行駛的車輛得以在非機動車道路上行駛，更增加了交通事故隐患，嚴重危及公共安全

3.被告人朱海林無證生産摩托車的行為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

從實踐中的情況來看，因超标燃油助力車相對于摩托車具有很高的替代性，但又未如摩托車那樣按機動車管理，不少商家為牟取暴利，違法生産摩托車并以燃油助力車的名義對外銷售，對摩托車産銷市場造成了很大沖擊。本案車輛具備摩托車的屬性，但以燃油助力車的名義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對外銷售，又不用按機動車管理，兼具摩托車的速度優勢和助力車不受嚴格管理的便利，對消費者而言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大量超标燃油助力車流入市場，必将嚴重擾亂正常的摩托車和助力車生産和銷售秩序。

綜上，鹹甯市兩級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對被告人朱海林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币十萬元的裁判是正确的。

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實踐中無證生産以及采用“大排小标”方式生産摩托車的行為具有一定普遍性，是否按照犯罪處理，應結合具體案情綜合考量，隻能對“情節嚴重”的非法經營行為定罪處罰。要避免将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當作刑事犯罪處理，以犯罪論處的非法經營行為應當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的必要性。并且，判斷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百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的“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需要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确規定。有關法律、司法解釋未作明确規定的，應當作為法律适用問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發布的《關于準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國家規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法發[2011]155号），逐級報最高人民法院請示。

刑事審判參考（總第 111 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