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其實是曹雪芹對自己家族往事在文學中的映射。

曹家曾經有一段聲名顯赫的曆史，先後有四人擔任過“江甯織造”一職，尤其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曆史上康熙曾經六下江南，其中的四次都是住在曹寅家。

圖 | 繪畫中的大觀園

那麼，曹家是如何發家興盛起來的？為何康熙對作為漢人的曹家那麼信任？之後，曹家又是如何衰敗的？

這就要從康熙皇帝登基後面臨的政治困局說起。

我們都知道，康熙是滿清定都北京後的第二位皇帝，他登基時，距滿人入關才不到二十年時間。康熙親政後，雖然除掉了獨攬大權的鳌拜，将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當時的天下還不是鐵闆一塊，在外有伺機而動的藩王，内有圖謀不軌的權臣，民間還存在很多暗潮湧動的反清組織。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問題，康熙就連對官員的任用，也要幾經思量小心翼翼。

圖 | 康熙年輕時的影視劇形象

當時，坐在龍椅上的康熙，面對的并不是風平浪靜、養尊處優的生活，而是步步驚心、生死攸關的明槍暗箭。

因此，在這樣的狀态下，康熙必須盡可能地做到面面俱到。他能力雖強，但畢竟不是神。所以康熙需要培養自己的心腹，讓心腹去分擔一些事情。。

曆史上的皇帝，為了降低皇權被官僚體系的制約，通常會在朝堂的大臣外發展第三方勢力成為自己人。皇帝到哪去找自己人呢？民間嗎？知識都被世家大族壟斷，沒什麼可用之才。況且要找的這些人必須對皇帝絕對忠誠。皇帝也知道，在利益面前，忠誠這東西是沒有絕對的，能指望的是，他們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賴于皇帝，這些人即便是出于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邊了。

那找什麼人啊？曆史上有兩種：外戚，也就是皇後的家族；還有宦官，也就是太監。

圖 | 清朝内務府總管影視形象

外戚？那是引狼入室啊。宦官？明朝的教訓就在眼前啊。康熙熟悉曆史，這兩種人他絕對不會用。

其實，清朝還有個特殊的群體——包衣。

包衣，滿語中叫作包衣阿哈，意思是家奴。在女真社會中，包衣主要由貴族占有，少數富裕的諸申也擁有奴隸。男女奴隸均與奴隸主家庭住在一起，從事生産勞動和奴隸主的家庭雜役，其勞動成果全部被奴隸主占有。女真人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掠奪其他民族的人口，主要是漢族和朝鮮族，明朝和朝鮮方面都有大量有關女真人掠奪人口為奴的記載。

曹雪芹的上祖世居遼東，即遼陽。在明朝與後金的早期戰争中就已經歸附了後金成為了包衣。皇太極天聰八年，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由佟養性的舊漢軍歸入到多爾衮的滿洲正白旗，并且擔任了“旗鼓佐領”——一個統領300人的軍官，以後随多爾衮入關，因戰功屢屢升職，成為曹家發迹之始。

1651年，攝政王多爾衮倒台，原本屬于多爾衮的正白旗被順治皇帝收編，與正黃、鑲黃一起被統稱為上三旗，地位遠高于其他下五旗。而曹家也因此從王府包衣搖身一變，成為了皇家包衣，獲得了開啟未來的起點。

圖 | 滿清八旗

清在立國之初，就對太監采取了極力打壓的态度，但這種态度給皇室自身也造成了不便，因為原本一些由太監來處理的事務，比如收租、采辦等就沒了負責人，包衣群體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頂替那些由太監空缺下來的工作，走上了時代的舞台。

曹玺（曹雪芹曾祖父）的妻子孫氏當了康熙的奶媽，康熙繼位後，曹家就飛黃騰達起來。

看到這裡，你可能覺得康熙有點兒任人唯親了。其實，這是當時曆史背景下，康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除了包衣，康熙還提拔了大量的漢軍旗人。

對身為少數民族皇帝來說，開國初期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處理民族矛盾問題。滿人對騎馬打仗很是在行，但坐天下治理國家就難免顯得吃力，尤其當時大多數的滿人不通漢語，更不了解漢人的習俗，所以與漢人打交道時，很容易産生摩擦。

這個時候，包衣和漢軍旗人就派上用場了。雖然這些人在血統上看是漢人，也通曉漢人的語言習俗與文化，但是，他們在身份認同上卻實實在在地站在滿人一邊。因此，在滿清朝廷面臨着嚴峻的民族矛盾時，這些人就得到了被統治階層重用的機會。

圖 | 康熙皇帝影視劇形象

在1670年之前，在清政府出任過總督的幾十人中，僅一人是滿人，而且到任的第二年就退休了，其餘所有人選都來自漢軍八旗。而在1644年到1668年間，做過巡撫一職的漢軍不下96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帝王的私人奴才，上三旗的包衣們卻能夠得到很多肥缺。曹玺先後擔任了蘇州、江甯織造，死後他兒子曹寅繼任這一肥缺，并且兼任兩淮巡鹽禦史，曹家的興盛在這時候達到了頂峰。

織造，是明清于江甯、蘇州、杭州各地設專局供應宮中織品的皇商，織造各項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類，以供皇帝及宮廷祭祀頒賞之用。清朝有三大織造，除了蘇州，另外還有江甯和杭州，不論規模還是重要性，三大織造都是以江甯為首。

江甯織造不僅專門織造宮廷所需絲織品、負責辦理綢緞服裝并采買各種禦用物品，除了這些外，它還承擔着很多其他重要的工作，比如采購銅料、平衡米價等。中國自古銅料就不充裕，康熙初年時更是日趨緊張，而米價是民生之本，關系到國家最基本的穩定，所以織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圖 | 南京江甯織造府

從1656年到1733年年間，共有21名上三旗包衣任職過三大織造，這些人全都在滿洲族譜裡能找到。也就是說，他們與曹家一樣，都是在滿清入關前就已經成為包衣。對于清朝的皇帝來說，這是相當可靠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在官僚政治中唯一能夠依靠的就是皇上。

曹寅的母親是康熙的奶媽，所以自幼伴君讀書，這讓他和康熙的關系又近上加近。但是，在康熙這樣雄才大略的皇帝面前，光憑關系是無法脫穎而出受到重用的。

曹寅少年時受到了非常好的文武教育，娴熟的騎射功夫，讓曹寅得以在發迹前有機會追随帝王參與圍獵活動；而良好的文化素養，則讓他能結交很多漢族文人。他當差時似乎是個真正的滿人，而生活中又跟地道的漢人沒什麼兩樣。曹寅這樣将滿漢文化融會貫通的能力，不是每個包衣所具備的。

織造這個工作，說它是個肥差，那還得看當差人有沒有本事讓它肥。因為，這個差事最困難的恰恰就是資金問題。說到這，你可能會疑惑，皇帝設置的機構怎麼會有資金問題呢。沒錯，從理論上來說，它不可能缺錢。按1664年清廷各部間達成的協議，戶部負責籌錢，工部負責備料。但是，戶部與工戶都屬于正經的官僚系統，而織造卻是獨立于官僚系統之外的存在，親兄弟談錢都打架，一個外來戶伸手要錢怎麼可能會順利呢？你是給皇上辦事兒的，戶部與工部難道就不是給皇上辦事的嗎？

因此，資金來源的不穩定，特别考驗織造的經營能力。比如在采購或者雇工時需要精打細算，但節省是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的，還需要進行其他經濟活動來搞錢，比如從政府機構借到低息甚至無息貸款，再拿到外面去放高利貸等。而且因為織造代表的是皇帝，所以要特别注意名聲，不能急功近利，惹起民怨。曹寅恰恰是能夠将這工作的各方面都能妥善處理，讓老闆康熙看到了自己出色的能力和忠心，康熙才在1704年派曹寅兼管“兩淮巡鹽禦史”這個更大的肥差。

而古代對食鹽實行國營專賣，巡鹽禦史職責主要是收繳鹽稅，并監督鹽商的專賣。這兩個官職都是名副其實的大肥差。

當時清朝最大的鹽場在兩淮地區，曹寅得到的新頭銜就是兩淮巡鹽禦史。這個職位從1691年開始，長時間被上三旗包衣占據，除去因為轄區龐大且居民主要為漢人這個原因外，很明顯也是康熙在擴張自己的控制力。

圖 | 淮鹽——清朝最大的鹽場

曹寅在兼任巡鹽禦史這個肥缺後，才徹底解決了困擾織造工作的資金問題，他每年都會從鹽政上挪用大量資金去補貼織造。當然，曹寅也肯定沒少從中為自己漁利。我們從《紅樓夢》中對賈府的描寫就能對曹家的富裕程度略知一二，那絕對不是靠工資就能積攢出的家業。對曹寅中飽私囊這事，康熙當然也是清楚的，畢竟他南巡時，就曾在曹家住過，但康熙從未在錢上難為過曹寅，哪怕曹寅在鹽政上出現巨額虧空，也隻是讓曹寅想辦法補救就好。或許你會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兩人私交好，但事實是，康熙對很多人都這樣。因為，相對于能力，他一向不大在意貪污這事，康熙從來就不是一個堅持嚴格區分責任與利益的人。

康熙一生中曾經六下江南，不過，跟電視劇中不同的是，康熙下江南的目的可不是為了遊玩。從史書上看，康熙下江南是為了考察水患治理情況，但從根本上講，他的主要意圖其實是考察江南社會的穩定情況。

滿清八旗在滅南明政權時，曾經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在揚州、嘉定等地犯下了人神共憤的罪行。因此，從全國範圍來看，江南的反清情緒一直都是最高的。1684年第一次南巡，康熙要很顧及漢人感受地繞開了揚州、嘉定等發生過激烈民族沖突的地方，而且滿口引經據典，營造自己良好的親漢形象。

圖 | 康熙下江南劇照

經過多年的經營，到了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時，康熙已經不需要在行為上特别拘束了，他回歸了善騎射的滿人形象，而且還曾丢下随從，獨自與百姓交談。

但盡管這樣，康熙依然無法将民族矛盾問題抛之腦後。因為他很清楚，漢人的反滿情緒無論怎麼減弱，文化上的沖突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的。就像政府為了防止漢族文人聚衆煽動情緒而禁止了結社，實際上卻是沒法嚴格執行的。還有那些以宗教為噱頭的秘密反清社團，更是屢禁不止，暴動也時有發生。所以，在1707年最後一次南巡結束後，康熙開始讓派駐在南方的上三旗包衣承擔起政治密探的職責，其中就包括曹寅。

中國古代從隋唐開始，經濟中心開始向江南轉移，江南地區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同時也是漢族精英的聚集地。這些漢族精英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社會資源，但作為漢人和漢人文化的代表，就算他們曾經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幫助過清廷，也無法得到滿清皇帝的信任。康雍乾三朝，發生文字獄最多的地方就是江南地區。與此同時，身在京城的康熙，還要時刻擔心着朝廷權臣和族内親王對權力的觊觎，所以織造一職才沒被編入傳統的官僚體系。康熙需要皇權的控制力通過忠誠的包衣集團，直接到達遙遠的帝國經濟中心——江南地區，并且讓這些包衣成為自己可靠的耳目。

作為江甯織造的曹寅，一直都是康熙皇帝的耳目，但密探的職責，讓他與康熙的關系比之前更進了一步。曹寅擔任密探的時間是1708年，他不是康熙的第一個密探，也不是最後一個。早在1704年的冬天，曹寅就曾發現揚州高旻寺的一位僧人有向皇帝秘報的權力。很明顯，僧人并不具備對時政品頭論足的能力，他能向皇帝彙報的也隻有官員的言行與百姓的評價。曹寅也是一樣，之前他給康熙的奏報都是關于地方的政務與瑣事。

但是，從1708年開始，曹寅的工作變了，康熙開始讓他對封疆大吏進行監視與品評。從曹寅與康熙主仆兩人的往來信件中可以發現，在談論起官員時，康熙的用語都相當直白，可以說是從這開始，曹寅才真正成為康熙的心腹。

在我們的印象中，清朝是從雍正才是專治集權的，但實事是，很多集權的手段在康熙時期就已經有了雛形，密探就是其中之一，雍正将其發揚光大。

圖 | 皇帝看奏折

曹寅死後，康熙對曹家依然十分青睐，不僅對曹寅遺留下的巨額虧空持十分寬容的态度，并且讓曹家人繼續擔任江甯織造一職，同時負責政治密探工作。但是，虎父往往會生犬子，曹寅後代的辦事能力遠不能達到康熙的期望，尤其是政治密探工作進行得一塌糊塗，所以對于強調能力重于一切的康熙而言，曹家對他已經不再重要了。

但不得不說，康熙這人念及舊情，對曹家還是很寬容的，就算心有不滿，也沒對曹家發難。但包衣唯一能夠的依仗就是主子，在康熙死後，雍正帝可跟曹家沒啥交情。失去靠山的曹家，最終在新朝初期的政治大洗牌中落了個被抄家的下場。

從包衣集團的興起和官職特點可以看出，康熙對大清的政治形勢的态度，長久以來都沒有樂觀過。所以，他選擇包衣們作為皇權的代理人派駐到全國各地，這樣對常規的官僚體系可以起到牽制作用，因為包衣直接隸屬于皇帝，無論是地方律例還是軍法，都無法對他們形成制衡。

但是，包衣集體安身立命的根本，還是在于他們能滿足皇帝的政治需求。古代的官場就好比我們的職場，人際關系可能會保你一時得意，但老闆真正在意的，其實還是你的辦事兒能力。

參考資料：

1、《曹寅與康熙》——史景遷，2014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滿族經濟史》—— 楊思遠，2018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清史》—— 李治亭， 2003-04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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