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風易俗，名臣登場

隋唐之際，蜀中，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地區有一種特殊的民俗。由于地處邊鄙，文明開化程度較低，這裡民衆普遍畏懼鬼神而厭惡疾病。父母但凡有重病在身的，兒女皆避之唯恐不及，隻是把食物挂在粗長的木杠一端，遠遠地喂給父母，老者生活凄涼、困苦不堪。

凄慘矇昧的生活狀态背後，是貧富差距懸殊、土地兼并嚴重。早在戰國時期，蜀地太守李冰就興修水利、導引汶江，建造都江堰，把成都平原打造成了天府之國。而發展到了隋唐時期，長江等水域周邊的肥沃田畝，則被豪強富戶“多相侵奪”（《舊唐書·高士廉傳》），貧者卻無立錐之地。

此時，一個人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他就是初唐名臣高士廉。高士廉是關東渤海人，曾祖父便是北魏高官。進入東魏北齊，高氏家族更成為皇室一脈，地位尊崇。他的祖父高嶽，曆任北齊侍中、左仆射、太尉，晉封清河王。父親高勵則被封為北齊樂安王，擔任尚書左仆射。進入隋朝時地位不減，仍然擔任洮州刺史。出身北齊皇族的高士廉自然身份貴重，加上他“少有器局，頗涉文史”，很被時人稱道，“公卿藉甚”。

值得一提的是，高士廉的妹妹嫁給了隋朝名将長孫晟，生下了一雙兒女，深刻影響了唐朝初年的曆史。這一女，便是嫁給唐太宗、成為千古後妃典範的長孫皇後；一男，便是唐朝開國功臣、在初唐曆史攪弄風雲的長孫無忌。後輩如此了得，高士廉本人也不含糊。唐高祖武德五年，高士廉上表歸順唐朝，“累遷雍州治中”。當時正好秦王李世民擔任雍州牧，由于高士廉是自己的舅父，加上他“素有才望”，李世民自然将高士廉納入麾下，引為心腹。而高士廉也是心領神會，為外甥的奪嫡之戰費盡心力。

長孫皇後像

他不但和外甥長孫無忌暗中為李世民奪權出謀劃策，還在玄武門之變當天赤膊上陣，釋放囚犯、授以兵甲，馳援與李建成、李元吉厮殺的李世民。李世民政變成功登上皇位後，論功行賞，将舅父提拔為門下侍中，長孫無忌則升任吏部尚書。甥舅二人同朝為官，炙手可熱，高士廉也更加堅定地與李世民站在同一陣線。武德九年，剛剛經過玄武門之變的唐王朝元氣大傷，突厥颉利可汗率十萬大軍南下，威脅長安。危難時刻，李世民“與高士廉、房玄齡等立騎徑詣渭水上”（《資治通鑒·唐紀七》），與颉利可汗隔水對峙。最終，唐太宗李世民與颉利可汗訂立“便橋之盟”，雙方暫時恢複和平。高士廉成為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親曆者，可見李世民對他信任之重。

随後，由于高士廉“明辯，善容止”，李世民将高士廉任命為安州都督，後又轉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統領蜀地軍事民政。

針對蜀地的落後民俗，高士廉堅持“随方訓誘”，短期内就出現了“風俗頓改”的效果。此外，他還仔細考察都江堰周邊水文地理和農業生産情況，決定“于故渠外别更疏決”，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結構的同時，最大限度發揮長江等水系的灌溉功效，結果“蜀中大獲其利”。高士廉趁熱打鐵，延請高士，并命令儒生到蜀中各地講經論道，興辦學校，提高了蜀中的整體文化水平。嫌棄病弱、“杖頭挂食”從此在蜀地成為曆史。

五年後，高士廉因功調回中央，擔任吏部尚書，晉封許國公。唐高祖死後，唐太宗李世民指定高士廉擔任司空，制定帝王陵寝制度，随後加特進、上柱國。後來，高士廉與諸大臣“普責天下譜諜”，合作編訂《氏族志》，重新确立天下士族名位，實現了唐太宗“平定四海，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标。基本制度穩固、政治關系理順之後，高士廉又投入到了文化建設當中。他和魏征一起，召集文學名士，編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成為唐朝初年一大文化事件和唐太宗本人的重大功績，高士廉也更受到唐太宗的推重。貞觀十七年二月，高士廉得到了“圖形淩煙閣”的殊榮，跻身初唐名臣之列。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以七十二歲高齡去世。唐太宗在悲痛之餘，追贈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文獻，陪葬昭陵。就這樣，高士廉最終以大唐開國功臣、太宗定策元勳的榮耀為自己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号。

牽連權鬥，死于非命

但是，以高士廉之出身、忠勇、廉潔、才幹，卻并不能保佑家族存續，子孫平安。高士廉之後，經過了一代人的平靜，高氏家族的第三代人身上就發生了一件震驚朝野的血案。

事情還要從武則天和兒子——章懷太子李賢說起。唐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李弘猝死，次子李賢被高宗皇帝繼立為太子，史載李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舊唐書·高宗中宗諸子傳》）很受唐高宗的喜愛。李賢還以召集一班文人學士，注釋整理《後漢書》，成為至今依然廣受好評的“章懷注”。但這樣一個才華橫溢、年輕有為的太子，卻被權力欲望極強的母親武後所猜忌。她生怕李賢成為日後自己專制朝堂的絆腳石，因此刻意打壓李賢，“數作書以責讓賢”。

這一點，被觊觎權力的一幹野心家們看在眼裡。術士明崇俨深就對武後說“太子不堪承繼，英王（武後第三子李顯）貌類太宗”，慫恿武後易儲。此時，朝堂後宮又出現李賢非武後之子的傳言，這都讓年輕而缺乏政治經驗的李賢疑懼不已。為了敲打李賢，武後時不時親自撰寫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等倡導忠孝的“教材”給李賢，更讓李賢難以自安。

就在這個當口，那個上蹿下跳，挑撥武後和李賢母子關系的明崇俨被強盜殺害，卻又遲遲抓不到兇手。不管這件事是不是武後暗中殺掉明崇俨再嫁禍于人，李賢這個最大嫌疑人的身份是跑不了了。李賢自己也不自重，崇信戶奴趙道生，被司議郎韋承慶上書告發。武後自然大怒，诏令大臣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審理此案。不知道是不是武後栽贓，審訊者們“于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資治通鑒·唐紀十八》）。這還了得？武後遂以此為太子密謀造反的鐵證，不顧高宗的回護，力主将李賢廢為庶人。

章懷太子墓

說了這麼多，這件事和高士廉後人又有什麼關系呢？

很不幸，左衛将軍高真行的兒子，也就是高士廉的孫子高政，此時正在東宮擔任太子典膳丞，負責太子李賢的飲食起居，也受到這件事的牽連。李賢事發後，高宗武後将李賢廢黜幽禁，搜出的铠甲軍器也在長安天津橋南焚燒示衆，“黨與皆伏誅”。高政是功臣之後，則被高宗遣送回家，“使自訓責”。

高政暗自松了一口氣。雖然丢了飯碗，但比起已經“伏誅”的一幹同仁，自己的境遇已經好太多了。就算是李賢本人，即使貴為太子，因為得罪了武後，結果一朝被廢，前途未蔔，也不見得會比自己下場更好。懷着這樣的慶幸，高政向家中走去。

然而他萬萬沒想到的是，一場血光之災就在他視為避風港的家中等着他。

高政剛剛走進家門，就看到父親高真行迎面走了過來。還沒等一聲父親叫出口，高真行就一把拔出佩刀，狠狠刺進了兒子高政的喉嚨。冰冷的鋼刀和奔湧的熱血瞬間充塞了高政的喉管，讓他大張着嘴什麼也說不出來。而此時，高政瞪大的眼睛裡又閃現出叔叔高審行的身影，高審行也抽刀在手，不由分手刺進了侄子高政的腹部。高真行的侄子、高政堂兄高璿也搶上前來，一刀将高政的頭顱砍了下來，徹底結束了高政的生命。高璿将頭顱“棄之道中”，高政的父親高真行則将兒子的屍首扔在衢路之上。

至此，這場突如其來、慘絕人寰的家族懲治劃上了一個血腥的句号。

何等不留情面，何等大義滅親，高氏家族就是以這樣決絕的冷血手段完成了唐高宗的“訓責”要求。高真行，以及整個高氏家族正是以這種方式向皇權最高統治者——高宗和武後宣誓忠誠。而高氏敗類、家族餘孽高政的頭顱和鮮血，則成了高氏家族向高宗和武後納的“投名狀”。

為什麼會這樣？高氏先祖高士廉不是位列淩煙閣的大唐功臣麼？功臣之後如何淪落到如此下場？

曆史痼疾，由來已久

讓我們把曆史的時鐘回撥。衆所周知，李唐王朝開國與隋朝統一進程有頗多相似之處。

隋文帝以西魏北周的“八柱國十二大将軍”為代表的關隴軍事貴族為基礎，以五個兒子分列太子諸王為骨幹，構建起統一天下基礎。隋文帝和太子坐鎮長安統籌各方，以次子晉王楊廣統帥大軍南下平滅陳朝，北上抗擊突厥，完成了華夏統一。然而，這也造成了楊廣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最終以非常手段奪得帝位的惡果，為隋王朝短命而亡埋下了一大隐憂。

繼隋而起的唐王朝也同樣如此。在長期與突厥對陣的北方一線，李淵鍛造出一支包括劉文靜、裴寂、長孫順德等精幹人才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得力子女為班底的政治力量，奠定了入主關中、定鼎天下的政治基礎。隋炀帝大業十三年，趁隋王朝亡征已現、行将就木的良機，李淵于太原起事。他以李建成、李世民兒子為先鋒，統兵南下，以三子李元吉留守根據地太原，開始了改朝換代的開國大業。

運轉高效、如臂使指，是李淵集團區别于其他政治軍事力量的一大特點。加上戰略決策正确，短期内，李淵就奪取了關中長安根本之地，取得了高屋建瓴、傲視群雄的優勢地位，繼隋王朝之後再統天下已經是時間問題。但利益分配不均、權力傳承無序的矛盾也在此過程中逐漸顯現。李唐王朝建立後，李建成以長子之尊、征戰之勞被李淵封為太子，自然引起功勳卓著的次子李世民不滿。在長期征戰中，李世民平定薛舉、薛仁臯父子，消滅劉武周、宋金剛，生擒窦建德、王世充，大破劉黑闼、徐圓朗，盡取山東之地，立下不世之功。無論史料中記載的李淵有意改立李世民為太子是否屬實，李世民的确滋生了取太子李建成而代之的野心。

唐高祖武德四年，李世民擊敗王世充、窦建德聯軍，攻克洛陽之後，因功被李淵封為天策上将，并允許在洛陽開設天策上将府，這成為李世民具備問鼎儲位資格的重要标志。實際上，李世民羅織黨羽、擴大勢力從太原起兵之初就開始着手。在一系列征戰過程中，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張公瑾、李勣、段志軒等猛将，劉文靜、房玄齡、杜如晦等文臣，以及後來的高士廉、長孫無忌甥舅陸續被納入李世民麾下，秦王府勢力急劇膨脹。擊敗王世充窦建德後，天策上将府又成為李世民控制洛陽，操縱關東豪強對抗李淵和關隴士族集團的大本營。

眼見着李世民羽翼豐滿，分庭抗禮之勢已成，李淵和李建成李元吉如何能忍？在李淵的默許和縱容下，李建成、李元吉分别獲得了北擊突厥，東平劉黑闼等任務，李世民的大戰役統帥地位正逐漸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所取代。而東宮、齊王府的實力也是與日俱增，洗馬魏征、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死心塌地擁護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則“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各匿罪人”。（《舊唐書·高祖諸子傳》）

而曾經跟随李淵父子起事的一幹文臣武将，也各抱大腿、拔刀相向，等待着最後的對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爆發。“秦王以皇太子建成和齊王李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如隋炀帝楊廣以晉王謀奪太子之位一般，秦王李世民也成為這場驚天之變的最終勝利者。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以及本文開頭的高士廉都在此次巨變中擔任重要角色，并從主子李世民那裡得到了報酬。

李世民像

李世民如願登上帝位後，依然沒有解決好權力傳承的合法性制度問題。随着李世民自己的兩個兒子——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各自力量的壯大，功臣們也重操舊業，各分陣營，準備通過奪嫡進一步鞏固權位。

本是太宗皇帝自己的親信，曾在玄武門之變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侯君集投入太子門下，建議太子首先發難。而李泰一方則“招驸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這其中，韋挺是玄武門之變中太子一方重要成員，對宮廷政變經驗豐富。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兄弟，房遺愛是太宗心腹重臣房玄齡的兒子，柴令武則是李淵女兒平陽公主和大将柴紹的兒子。

最終，太子謀反的陰謀敗露，李世民不得已，将李承乾、李泰雙雙廢黜，而把仁柔懦弱的李治推上了太子之位。依附太子和魏王的功臣集團也被李世民同時粉碎——侯君集被處決，杜楚客被廢為庶人，杜如晦兩個兒子一個被腰斬，一個被流放。但事情還沒有完，李世民死後，顧命重臣長孫無忌策動事端、誅鋤異己，利用房玄齡之子房遺愛與高陽公主謀反一案，将與自己有矛盾的吳王李恪牽連入内，把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李元景、李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功臣和宗室全數處決。

然而可悲的是，這并不是初唐功臣集團的最後結果，長孫無忌們也沒有成為這場綿延三代的權力鬥争的勝利者。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高宗之妻，堪稱政治動物的武後在一連串王朝内讧的曆史中，看到了功臣集團在皇權獨大的支配下，外強中幹、不堪一擊的本質：改朝換代、開疆拓土，他們功勳卓著、位列青紫；廟堂内讧、皇子争權，他們各分陣營，相互火并，勝者從龍有功，敗者枭首夷族，沒有半點自主意識；王座空虛、皇權衰弱，他們也隻會拔刀相向、彼此殘殺，卻最終難逃被清算的命運。

因此，她一面架空丈夫唐高宗李治，一面聯合許敬宗、李義府等新貴大臣，策動事端、分化瓦解、羅織罪名、屢興大獄，将看似高不可攀的元老大臣們一個個打翻在地、貶斥誅殺，在登上權力頂峰的同時，将唐初以來的功臣集團一并清洗。武後性格狠辣、行事果決，唐高宗顯慶四年，授意許敬宗誣告長孫無忌圖謀造反，最終，長孫無忌被貶黔州，又在貶所被逼上吊自盡。堅決反對唐高宗立武後為皇後的褚遂良也被趕出朝廷，死在了愛州（今越南清化）。就連自己的四個兒子，武後也沒有手軟，兩個被殺、兩個被囚禁，李唐宗室集團在武後淫威之下噤若寒蟬、無所作為。以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為代表，武後對唐初功臣和李唐宗室集團進行了有步驟、無差别的徹底清洗，為獨掌政權，繼而改唐為周鋪平了道路。

“忠誠”表演，收效甚微

在這一連串的鬥争和清洗中，始終沒有見到高士廉及其後代的身影。憑着謹小慎微和鞠躬盡瘁，高士廉得以善終。但這并不意味着高氏一族就能逃脫唐高宗和武後的清算。

高家後人們身居何位，是否本分并不重要。就憑他們是初唐名臣、定策元勳高士廉的後代，就已經在武後心裡打上了原罪的烙印——高士廉是武後死敵長孫無忌的舅舅，怎麼可能真正支持自己掌權？又怎麼可能得到真正的赦免呢？

武則天像

還有一點很重要。高士廉曾長期擔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在蜀地耕耘多年，深孚衆望。而高士廉的兒子高履行則娶了唐太宗女兒東陽公主，以驸馬都尉襲爵申國公，且曆任戶部侍郎、尚書，身份貴重。唐高宗顯慶元年，高履行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一如父親高士廉故事。史載高履行治蜀期間，“亦有善政，大為人吏所稱。”（《舊唐書·高履行傳》）在唐高宗，特别是武後看來，父子兩代同掌号稱天府的蜀中多年，這不是要建立高氏獨立王國麼？假以時日，長孫無忌以顧命大臣的身份發難于内，高氏家族以蜀地稱兵犯阙于外，剛剛建立穩固的李唐王朝瞬間傾覆也并非不可能。

就這樣，長孫無忌被清理後，高履行就受其牽累，被貶到煙瘴遍布、毒蟲出沒的永州當刺史，并死在任上。嚴酷的政治環境和血淋淋的事實讓高氏一族膽戰心驚。眼見着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功臣一朝敗落、家族屠滅，自己能不能在這場腥風血雨中幸免，高氏族人們并沒有把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不得已，在子孫高政卷入太子李賢謀反一案時，不惜以殺子自證的決絕方式，對唐高宗，抑或說對唐高宗身後的武後表示忠心。

值得注意的是，殺死高政的行動并非高政父親高真行獨自完成，而是由高真行、高審行等高氏分支共同實施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分析前因後果，我們不難得出答案：既然是要向皇權表達忠心，納“投名狀”，自然高氏各門各支都有份。他們正是要通過這種方式告訴高宗和武後，高氏全族，無論親疏遠近、門第高低，都是皇帝皇後的忠實順民，對亂臣賊子皆有不共戴天的切齒仇恨。

但這樣策劃精細、情感充沛、劇情血腥、演員衆多的“忠誠表演”效果究竟如何呢？對于武後來說，高氏一族對高政的狠毒讓高宗和武後也看不下去。高宗“聞而鄙之”，将高真行貶為睦州刺史，高審行貶為渝州刺史，高真行也死在了任上。

看上去，高家的表演效果并不好，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相比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的家破人亡、子孫凋零，貶官在外、遠離朝堂難道不是最好的結局麼？

黃台之瓜，如泣如訴

高士廉出身北齊宗室，追随李世民奪嫡成功而位跻功臣，青史留名，其子孫隻是與一樁莫須有的太子謀反案略有牽涉，就被以最殘忍的方式進行家族内部制裁。高氏一族在初唐幾十年曆史中的世事浮沉、風雲變遷，集中體現了唐朝開國功臣集體的曆史宿命。

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

一首《黃台瓜辭》肝腸寸斷、婉轉低回，道盡了章懷太子李賢對母親武後步步緊逼、冤殺骨肉的怨憤，也道盡了宮廷政治的慘絕人寰、皇權專制的冷漠無情，千載之下，讀來亦讓人淚下沾襟。然而，這被一摘再摘的除了李唐宗室的龍子龍孫，又何嘗不是初唐功臣集團的萬千子孫，乃至大唐境内的億兆黎民呢？唐初的曆史證明，沒有合法的權力授予和傳承，沒有合理的利益整合和分配，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權力鬥争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