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為，在農業社會，女子主要從事紡織、女紅等室内工作，以坐為多。因此，“女”字之形應為突出這一生活習性。但由此我們也可以從世人對“女”字的曲解中體會到社會對女性的輕視，從而反映了古代社會女性地位的低下。

“婦”字同樣體現的是女性地位的喪失。《說文》說：“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

“婦”在甲文中多用“帚”來表示，如武丁之妻稱“帚好”。女子嫁到夫家，其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灑掃”，故用灑掃的工具“帚”來指稱婦人。其後為與“掃帚”之義相區别，加上義符“女”，使其指義更為明确。

《說文》以“服”訓“婦”，不論本意何在，都說明了婦人逃脫不了服侍男人的命。《大戴禮記・本命》“婦人，伏于人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釋名・釋親屬》：“婦，服也。服家事也。”《白虎通・嫁娶》：“婦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尹知章注：“婦者所以職其蠶織。”

對婦的要求就是服侍公婆、丈夫和兒女，從事灑掃等家務以及蠶織女紅等勞作。這就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對“婦”的要求。古時嫁女，女家謙稱“奉箕帚”、“供灑掃”，倒是說中了“婦”字的本義。這幾個字已經将男女分得非常清楚，即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漢字中出現這種情況并非偶然，它恰恰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種流露和體現。

“男尊女卑”的觀念在漢文化傳統中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這樣的詩句：“乃生男子，載寝之床，載衣載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寝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孟子第一次把封建社會的人與人的關系概括為“五倫”，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并提出了處理這五種關系的準則，其中“夫婦有别”就是強調夫婦有内外的分别。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以順為正者，妻妾之道也”。

到了兩漢時期，封建統治階級更是強調“男女有别”、“夫為妻綱”。唐宋時期以“男尊女卑”、“忠君孝親”為核心的倫理道德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此可見，在古代的中國，女性被壓迫、被奴役的痛苦是非常深重的。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婚姻自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規規矩矩，低着頭做人；小心翼翼，夾着尾巴做事。即便是這樣，也免不了成為男人的刀下之鬼。

《史記》中就記載着一個“殺妻取将”的慘烈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乃是有名的軍事家吳起。吳起本是衛國人，後來在魯國當了官。有一次，齊國出兵攻打魯國，魯國準備起用吳起領兵抗擊，又不放心，因為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吳起知道後，回家便将自己的妻子殺了，以表明自己的忠心。

于是，吳起當上了大将，擊敗了齊軍，功成名就。而吳起的妻子卻成了他追求名利的犧牲品。這個故事今天讀起來還叫人隐隐感到一股透徹心骨的寒意，在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者背後不知有多少女性的辛酸和淚水。當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又談何社會地位呢？

“男尊女卑”等傳統思想觀念對漢語有着非常大的影響，我們的漢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妻、妾二字在甲骨文中都已出現，這意味着遠在殷商時期，一夫多妻現象即已存在。妻，甲骨文像以手持發加笄之形。古代女子十四歲行笄禮，表示已經成年，可以出嫁了。《說文》：“妻，婦與夫齊也。……又，持事妻職也。”“持事妻職”顯然是後世對“妻”的觀念，表現的是女子“室勞”的職能。

有人以為，妻又可稱“帑”。《說文》：“帑，金币所藏也。”帑字從“巾”、“奴”聲。“巾”乃是一種織物，曾充當過等價物的角色。故此，“帑”字的”妻“義，當是在買賣婚姻制度風行的社會背景下的引申義。所謂買賣婚姻，就是視女子為金錢财貨，娶妻納妾，必以錢财易之；如有不時之需，又可将妻妾轉賣他人，把錢财再贖回來。如後魏曹彰以妾換馬，子碩賣其庶母以葬己母，都是其例。此情此景，妻們妾們不正像一個儲藏金錢之所嗎？正宜乎古人稱“妻”為“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