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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八年，我再次與曉年聯系，是在故鄉江城。

在此之前，我已經三年沒有回江城過年。

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氣，大費周章地帶着兒子回來，又剛好遇上疫情。

到家的第二天，湖北全省被封，我老老實實在家封閉了三個月，連樓道都不能出。

兒子穿着過年的新棉襖，在陽台上跑兩圈，就當戶外活動了。

我每天在網上刷信息，哪哪哪個小區又确診了一例，整個小區都被封了。

一個頁面刷過去，總害怕下個頁面上會出現熟悉的名字，熟悉的地址。

通訊的發達不僅傳遞了有效信息，也加快了恐懼的傳播速度。

那段時間，除了疫情，還有一個讓我焦頭爛額的恐懼：奶粉快喝完了，要怎麼去買。

兒子一斷奶，我就有了奶粉焦慮，因為他牛奶過敏。

普通奶粉不能喝，深度水解奶粉有一股難以下咽的焦糊味，我打聽了周邊所有可以送貨的母嬰店，都沒有兒子能喝的奶粉。

無奈之下，我把奶粉的空罐照片傳到網上，向萬能的朋友圈求助。

曉年是第一個私信我的好友，她的信息隻有簡單一行字：我給你去找。

全城封禁的江城，能出門活動隻有幾類人：醫護人員、社區值班人員、物資運送運人員，還有，藥店的藥師。

曉年就是藥師。

我戰戰兢兢地貓在家裡時，她正在滿大街地給人送藥。

那天，我接到她的電話，鬼鬼祟祟走出樓道。

我們在小區的鐵絲圍欄邊完成了奶粉交易。

曉年穿着厚重的黑色羽絨服，戴黑色口罩，頭上的黑色線帽有一圈柔順的褐色毛毛，鼻梁上的黑框眼鏡朦了一層霧氣。

她把兩罐奶粉遞給我說：“你娃真不好養，喝這麼貴的奶粉。”

我看不出她的表情，但我知道她在笑。

就像十八歲時，我們一起逃課翻校門跑出去玩時一樣，滿是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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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年是我的高中同學。

在我高中犯下的為數不多的叛逆事件中，她都給予了強大的支持。

比如我在老媽強烈反對下，去首飾店打耳洞；

比如備考壓力太大，我們翹掉晚自習，去長江邊放煙花；

比如她失戀了，我們去麻辣燙小攤上暴飲暴食；

比如我用她的手機，在自習課上看《老友記》……

她永遠是毒舌又膽大的那一個，

我永遠是怯弱又愛哭的那一個。

我們都在彼此的青春裡擔任了重要角色，卻也都随着青春消逝，淡出了彼此的人生。

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疏遠的呢？

大概是大學，各自戀愛後？

大概是工作，不在一個城市後？

我記不清，但我想，兩個人逐漸疏遠的原因，不是時間，不是距離，而是選擇。

我選擇輾轉于上海和深圳，尋找工作和定居的機會；

曉年選擇回江城考藥師證，打理家裡的藥店。

我們都在各自的人生軌迹上，朝着各自深信不疑的方向行走，誰也沒有回頭看過彼此。

我知道她和高中時的同桌結婚了，她也知道我在深圳定居成家。

我們都知道對方的近況，卻都沒有過多地問候。

這是種奇怪的默契。

江城解封後，我要盡快回深圳上班。

走之前，我打包了校門口的麻辣燙，去了一趟曉年家。

她身上挎着一件厚厚的棉睡衣，頂着一頭雜亂的卷發給我開門。

看到我手上5個打包盒，她捂着嘴打了一個大大的哈欠，說：“買這麼多，你來喂豬呀。”

我非常傻氣地笑了。

我本以為生活沒有交集的兩個人不會有太多話題，但我和曉年卻聊到了深夜。

話題甚少涉及青春往事，大多是近幾年工作生活裡的雞零狗碎。

她教我一個藥店老闆如何與貪小便宜的大爺大媽鬥智鬥勇，我告訴她職場打工人與HR談薪資時如何讨價還價。

我們并不太在意交談的内容，隻是很享受傾述時那種熟悉的舒适感。

我翻出兒子的照片和視頻給她看，她說她已經在備孕了，打算今年要個孩子。

于是，我把以前備孕時吃的葉酸和維生素照片發給她。

她突然問：“你老公沒陪你和孩子回來過年？”

我笑着說：“他還好沒跟我回來，在這裡關三個月，他回去直接失業了。”

曉年諱莫如深地不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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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晨三點，曉年開車送我回家，她特意繞道，走了濱江路，好讓我可以看看江灘。

這裡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我的回憶，牽動我的情緒。

江城就像曉年一樣，給我一種陌生的熟悉感。

我知道我的根在這裡，但我已經不屬于這裡。

長江沿岸修了一片面積不小的濱江公園，我差點沒認出來，原來這裡就是高考前的夏夜，曉年帶我來放煙花的地方。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是語文晚自習，我們沒去上課。

曉年在江邊的小攤上買了兩盒手持的煙花棒，我們在江水邊點燃引信，揮舞着煙花，看着它在江面上炸出一朵銀花，最後落入水中湮滅。

無聊，彷惶，迷惑，卻又印象深刻。

煙花棒的木刺紮進了我的手掌心，有些疼，但我說沒事。

曉年不信，她捧着我的手，借着煙花忽明忽暗的光線，摩挲着我的掌心，尋找木刺。

結果還真被她找到了，木刺拔出來時，我掌心出血，她笑着說，這才叫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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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年的車開得極慢，我也并沒有催促她。

我知道她還和當年幫我拔木刺時一樣，總是知道我什麼時候在說謊。

“你真的過得好嗎？”曉年問。

我苦笑道：“啊，忘了告訴你，我離婚了。”

曉年沒有驚訝，隻說：“我這些年總是夢到你，夢到你過得很開心，你不聯系我，我就想你一定沒出什麼事，一直不聯系，就表示你一直沒事，一直很好，我也不敢聯系你，怕知道你又在逞強，你說你怎麼能過得不好，你那麼好一女孩，怎麼能過得不好……”

語無倫次的最後是一串毫無預警的眼淚，曉年哭了。

時間真奇妙，把膽大的人變成了愛哭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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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讓她把車停在路邊，打開雙閃。

我抱着她說：“我隻是離婚了，又不是過得不好。”

曉年問：“有想過回江城麼？”

“想過，剛離的時候挺想回來的，”我說，“但現在不想了。”

曉年又問：“為什麼？”

為什麼不回家？要留在深圳？

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

當前路平坦時，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往前走，或快或慢。

而當前路變得崎岖難測，困難重重，繼續往前走的動力就會變得至關重要。

我坦然對曉年說：“孩子需要爸爸，我不想讓他們父子分隔兩地，而且讓他在深圳長大，以後發展也好些。還有，我……已經不習慣江城的生活了。”

曉年擦幹眼淚，用兩秒鐘認同了我的說法，轉而馬上恢複情緒，開始恭喜我，恭喜我又有機會談戀愛了。

她變臉的速度簡直讓我想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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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帶着兒子去機場，登機前，我收到曉年的短信：【一路平安。】

我把曉年的對話框設置成置頂，然後關機。

再回江城，不知又是幾年後的事情。

我預想到今後與曉年的聯絡依然不會太多，但這并沒有關系，我們彼此了解的程度，足以讓很多事情變得不言而喻。

誠然，我們天各一方，生活在不同圈子，經曆着不一樣的困境。

但我知道她和我在一起，我們，不曾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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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在任何聚會場合，我們遇到彼此，都會選擇回絕其他人，而選擇緊緊陪伴在彼此身邊，整晚就隻會和對方交談，其他人也能理解我們這麼做，因為他們知道，我遇到了非常非常親密的朋友。”

——Matthew Perry《老友記重聚特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