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裡有這樣的記載：

是歲（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這段記載裡管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提到了三個人的所謂「非人情」，其中開方（衛國公子，因此又稱為公子開方）的「倍親以适君」相對而言沒有那麼誇張，而易牙的「殺子以适君」和豎刀（刁）的「自宮以适君」，則違背人性的特質特别誇張，因而後人也往往聚焦于這兩位奸佞之人，而比較不重視開方。

管仲，春秋時期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

齊桓公姜小白和齊相管仲劇照

管仲輔佐齊桓公強齊圖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易牙的「殺子以适君」，在《左傳》裡隻有一句簡單的記載「以薦馐于公」，而在《管子.小稱》裡則寫的比較詳細——

話說齊桓公有一天說了一句玩笑話：寡人遍嘗天下美味，隻有嬰幼兒的肉沒有吃過，易牙遂不顧親情，「烹其首子而獻之公」。

《韓非子》共55篇，10萬餘字，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幟。

顔師古（581—645），唐朝初年經學家、訓诂學家、曆史學

這一記載被韓非的《韓非子》（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以進之；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和唐人顔師古的《史記》注解添油加醋，演繹為一個生動形象的大奸大惡之人反人性反人類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顔師古注解中也隻提到了易牙和豎刀，針對齊桓公說的「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指出「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愛于君！」。

管仲實際上并沒有這樣當面痛斥易牙、豎刀和公子開方的場景

《淮南子·主術》中同樣有類似的記載：

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

《淮南子·精神》高誘注也說：

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

易牙烹子這個故事如果圖像化，稍有人心者都很難接受這個場景

然而，易牙烹子這個故事，很可能不像表面上的那麼簡單。讓談古論金和大家一起做曆史的偵探，探究其背後草蛇灰線的真相。

前輩學者多認為易牙就是《左傳·僖公十七年》提及的雍巫。《史記·齊太伯世家》中的『公曰：「易牙如何」』一句的相關《史記正義》認為『 （易牙）即雍巫也。賈逵雲：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也作易牙字）』，《左傳·僖公十七年》杜預注解和賈逵的說法完全一緻。

要之，雍巫就是易牙，易牙就是雍巫。張佩綸《管子學》更進一步認為雍巫的巫字不是名字，而是食醫之類的官名，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裘錫圭學術文集》（全六卷），2015年8月第1版

中國古文字學家、複旦大學教授認為：

易牙如真是一個巫，他蒸首子而進于齊桓公，除了習俗的背景外，可能還有别的宗教上的意義。

齊桓公九盟諸侯，三平晉亂，平複衛國，驅逐戎狄。

有一個觀點認為齊國的第一次封建并不在山東半島

裘錫圭教授廣征博引，從《墨子》、《管子》、《韓非子》、《淮南子》等諸子以及《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籍的文獻文本分析入手，勾畫出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殺首子』這個恐怖而詭異的風俗習慣，并進而與腓尼基人（Phoenicians）、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和以色列人（Israelites）以頭生子女做祭品的習俗進行跨文化的對比——比如上帝要亞伯拉罕（Abraham）将他的第一個正妻撒拉（Sarah）所生的兒子以撒（Isaac）獻祭的故事（《聖經·創世紀》22章2—10節）和耶弗他被迫将獨生女兒獻祭的故事（《聖經·士師記》11章30、39節）以及「要把所有頭生的分别出來供獻給我；凡是以色列子弟中間母親頭胎所生的無論是人或是牲畜，都應該歸我……你應該把凡是母親頭胎所生的都獻給耶和華。你的牲畜中所有初生的公畜，都應該歸于耶和華。你可以用羊羔來贖所有頭生的驢；若不代贖，就應該打斷它的頭頸。你的子弟中的每一個頭生子你也可以贖。」（《聖經·出埃及記》13章2、12、13節）和「你要把你的第一批谷物和你第一次榨出的酒獻給我，不可遲延；你要把頭生的兒子獻給我；你的牛羊也是如此……」（《聖經·出埃及記》22章29、30節）

裘錫圭教授進而最終得出如下結論：

殺首子而食之，是屬于獻新祭和嘗新聖餐範疇的一種現象，其性質跟一般的用人牲和食人的習俗不能同日而語。以父親怕第一胎是他人之子來解釋殺首子的習俗，也是錯誤的。（《「殺首子」解》，《裘錫圭學術文集》第5卷，第379頁）

由此衍生，在裘錫圭教授看來（非原文原話，談古論金大緻概括）：

易牙蒸（烹）首子而進于齊桓公，也非常有嘗新祭或者嘗新聖餐的内涵和色彩，絕非因為齊桓公窮奢極欲導緻嘴刁而貪圖新奇異味。

齊桓公似乎是一個很富于宗教氣息的國君。（《「殺首子」解》，《裘錫圭學術文集》第5卷，第380頁）齊桓公重用易牙（雍巫）和豎刀（豎刁、《左傳》作寺人貂），雖然造成了桓公本人病死後屍體在床上放了67天，屍蟲都從窗子裡爬了出來的悲慘下場，但細究其本意，并非簡單地因為貪欲而為奸人所惑，而是有着自己的一番宏圖大志的。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獻和史料，這部分内容很難詳細考察，但是如果我們大膽地做一個猜想，或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判斷：

那就是齊桓公試圖在管仲提議提倡的『尊王攘夷』旗号之外，構築新的能夠讓天下歸心的意識形态，在這個新的意識形态架構中，有祭獻首子的宗教儀式（易牙），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聖經·馬太福音》19章12節）的犧牲者（豎刀），也有将為神王服務置于周禮宗法制度之上的邊緣人（開方）。

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人

易牙在齊桓公死後的齊國内亂中安全脫身，逃亡魯國，并被後世尊為廚神。

豎刁劇照，齊桓公曾過繼給豎刁一子，後改名為公子刁，這絕非對普通宦者的待遇。

齊桓公構建這個體系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尊王攘夷』的旗号理論上誰都可以打（比如後來的宋襄公晉文公），而一旦建立一種神的代言人和霸主合二為一的模式，霸主就成為齊國君主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

孔子的故事中也有神異的部分，比如他在陳國識别出一隻飛鳥身上中的箭是肅慎國的楛矢石砮。

明乎此，我們或許也才更能理解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及『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中蘊含的人文主義精神的可貴，換句話說，齊桓公這一野望的全面失敗，間接使得華夏文明走向了另外一條或許更适合文明健康生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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