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記》是蘇轼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被排擠出朝廷,先後任開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後來為離自己弟弟近點(蘇轍在濟南),被批準改任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太守。第二年,管理上穩定後,他便開始治園圃,潔庭宇,把園圃北面的一個舊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蘇轍揣測哥哥的心情,給這個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蘇轼這篇《超然台記》也就應運而生。
說到蘇轼的仕途,不得不提到兩個人:王安石和司馬光。
王安石是堅定的政治改革派,做事目标明确、方向堅定,推動改革雷厲風行,不惜得罪有權勢的大地主們的既得利益,但對新法實施過程控制不力,以緻于底層官吏在變法執行過程中的偏差變成了保守派的武器,最終變法以失敗告終。對外,他也主動出擊,收入西域兩千裡疆土。是典型的進取型人才。
司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特點。反對變法成功後,對王安石新法全盤否認,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緻力于恢複舊制。而在對外政策上,他的保守表現更為突出,為保證西夏邊疆的安甯,他采取的是閉關鎖國的方式:禁絕邊民和西夏市場交易和修建堡壘。還把王安石率軍收複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
衆所周知蘇轼的豁達與超然物外。其實蘇轼在被貶谪前也是一個激進、優秀的“斜杠青年”,但蘇轼言論對事不對人,雖然也被列入反對派而貶谪,但他也看到王安石變法的積極成就,對司馬光全盤推翻新法的不合适做法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但沒被采納。多次被貶的磨練,也造就了他“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超然心态。
今小楷錄其《超然台記》,與師友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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