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曾經是秦漢社會普遍的追求。人們公開地表達這種心願，而并不有所隐晦。《史記》客觀地記述曆史，對相關現象有所反映。面對儒學輕利重義的義利觀，司馬遷的态度似乎是有所保留的。他對于博取“富貴”的人生志向持寬容理解的态度。面對成就“富貴”的工商業者，《史記·貨殖列傳》使用了贊譽的語詞。就“富貴”與道德修養的關系、“富貴”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富貴”能否繼世持久等問題，《史記》中又提出了若幹立足于曆史觀察的清醒、開明的見解。有些認識，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齊白石《富貴白頭》

【01】富貴與鴻鹄之志

對于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涉，《史記》以“世家”的“級别”記述了其功業。《史記·陳涉世家》寫道，陳涉以“傭耕”的形式從事田問勞作，曾經“辍耕之壟上，怅恨久之”，對同伴說：“苟富貴，無相忘。”“傭耕”的農友笑着回應說：“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感歎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鹄之志哉！”對于陳涉“為庸耕”而期求“富貴”的心理表現，《史記》是予以贊賞的。“燕雀安知鴻鹄之志哉”于是成為了千古名言。宋人綦崇禮撰《兵籌類要》，第一篇為《器識篇》，第二篇為《志氣篇》。《志氣篇》的第一條就寫道：“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鹄之志。”（《北海集》卷三八）陳涉的故事說明，博取“富貴”是當時社會之人的心理傾向。《史記》記錄陳涉的言論并不多，而“苟富貴，無相忘”與“燕雀安知鴻鹄之志”成為其事迹的閃光點，曆千百年依然有着輝煌的亮度。追求“富貴”與“鴻鹄之志”相聯系，在某種意義上被看作英雄主義與進取精神的體現。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記載：“魯連逃隐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诎于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一時富貴，“行過雒陽，車騎辎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的親屬“昆弟妻嫂”等“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貧困時曾為其嫂歧視，于是“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其嫂匍匐于地，恭敬緻歉，說：“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感歎道：“此_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蘇秦指出了當時人面對“富貴”和“貧賤”的鮮明差異。《史記·張儀列傳》記載，張儀投奔蘇秦，蘇秦羞辱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甯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史記·季布栾布列傳》記錄栾布的話：“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富貴”的反面是“困辱”“窮困”，與“貧賤”語義相近。

對“富貴”的熱切追求，是考察秦漢社會意識時不可忽略的現象。有學者注意到，秦漢時期“社會上漸有崇拜金錢财富的觀念”，甚至于貧窮“即深為鄉黨所恥”（鄒紀萬《秦漢史》，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9月，第188頁）。對于這種社會傾向，《史記》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了客觀記錄，并沒有站在儒學正統義利觀的立場上予以批評。對于謀求“富貴”獲得成功的人士，《史記·貨殖列傳》多有表揚。由此所體現的經濟理念、社會思想和曆史意識，是有某種進步意義的。

清 虞沅 《玉堂富貴圖》

【02】追逐“财用”“富厚”的成功者

解釋《史記·貨殖列傳》之所謂“貨殖”，司馬貞《索隐》指出此語來自于《論語》，又引孔安國注《尚書》雲：“殖，生也。生資貨财利。”以為“殖”就是财富利潤的增益。《貨殖列傳》總結齊國經濟進步的曆史時說道：“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接着指出：“故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認為對“富”的追求，對“利”的追求，是天經地義之事。司馬遷又介紹了勾踐輔臣計然重視流通的思想：“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這裡所謂的“貴”，體現了商業經營中的價值理念。《史記》對于範蠡“治産積居”，“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的成功案例予以贊賞，稱譽“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說“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孔子弟子子貢“廢著鬻财”，“最為饒益”，“結驷連騎，束帛之币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被認為是“富貴”的典型：“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至用谷量馬牛”，在秦始皇時代得到特殊尊重，“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秦始皇“為築女懷清台”。司馬遷感歎：“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指出他們都是因“富”而“貴”。司馬遷說：“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隐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謂“求富益貨”，是正常的、自然的人生目标。财用富厚，是不同職業人的共同追求，即所謂“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貨殖列傳》還寫道：“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明确使用了“富貴”一詞，說到炫耀“富貴”的外在表現。不過，對于“富”的實現，司馬遷認為還是有道德等級的，即所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他認為，隻是空談“仁義”，卻沒有營生能力“而長貧賤”，其實“亦足羞也”。

司馬遷表揚了“為權利以成富”“其章章尤異者”，對于他們的成功道路，一方面指出“富者必用奇勝”，另一方面又說“此皆誠壹之所緻”。基于社會學的觀察，司馬遷還指出追求“富貴”導緻社會分化的情形。貧富差距的懸殊，緻使階級壓迫現象的發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寫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可知《貨殖列傳》的主題之·是表揚“息财富”的成功。《貨殖列傳》中所肯定的，多“布衣匹夫”之“富”，似與通常所謂的“貴”存在距離。不過，他們中有“禮抗萬乘”者，有“飾冠劍，連車騎”者，其行為對“貴”的氣派的模仿，也是很明顯的。

清 郎世甯 《玉堂富貴圖》

【03】關于“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拒絕定都關中的建議，“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項羽的故事說明，“富貴”之後欲加以展示，是當時社會的一種心理。

關于“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又見于劉邦、範目的故事。《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劉邦“滅秦”之後“為漢王，王巴、蜀”：“阆中人範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為募發賨人，要與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為長安建章鄉侯。帝将讨關東，寅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封阆中慈鄉侯。”劉邦安排範目回到家鄉阆中，也說了這句話。又《後漢書·景丹傳》寫道，漢光武帝功臣栎陽人景丹，封栎陽侯。劉秀對景丹說：“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栎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又如《三國志·魏書·徐晃傳》裴松之注引《魏書》寫道，魏文帝封朱靈鄃侯，“诏曰：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喻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

這種社會習用語最早見于《史記》，使我們不得不敬佩太史公對于社會現象的細緻觀察以及真切總結。還應當指出，他對于項羽基于虛榮的“富貴”炫耀，是持比較清醒的批評态度的。《項羽本紀》記載：“項羽引兵西屠鹹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對于項羽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前後的言行表現，太史公是以負面色彩的筆墨書寫的。

清 陸恢 《玉堂富貴圖》

【04】富貴：“人主之操柄”

在封建帝制背景下，個人能否“富貴”，最終是由政治權力掌控的。

《史記·張丞相列傳》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事見丞相申屠嘉懲治漢文帝所“愛幸”的鄧通的事迹：“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谒。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鄧通雖然被漢文帝所營救，然而“頓首，首盡出血”。得救後，他向漢文帝哭訴：“丞相幾殺臣。”與“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同樣的意思，《漢書·申屠嘉傳》寫作：“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指出決定臣下能否“富貴”的是帝王的政治權力。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梁人高遂對魏其侯說：“能富貴将軍者，上也。”也說能夠使臣下“富貴”的，是皇帝的意志。就漢史撰著而言，司馬遷的繼承者班固在《漢書·賈山傳》中又記錄了這樣的言論：“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最高執政者有“富貴”臣下的權力。“富貴”，也是帝王政治控制和心理威懾的一種手段。《漢書·外戚傳下·孝哀傅皇後》記載：“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後漢書·桓譚傳》說：“君驕士，日士非我無從富貴。”《昌言·理亂》論“王者”的心理：“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後漢書·仲長統傳》）這些曆史文化迹象，都反映了帝制時代皇權決定一切的事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有人就會逢迎上意，“竊此富貴”（《漢書·叙傳下》）。

《史記》的作者對于相關現象的透視，體現出對社會的深刻觀察以及敏銳的曆史眼光。而後人對相關認識的真實記錄，也進一步豐富了《史記》政治史料的内涵。

明 呂紀 《玉堂富貴圖》

【05】有關富貴的人生思考與曆史發現

《史記》對于“富貴”的書寫，多表現出深沉的思考和透徹的理解，其中富有人生智慧與曆史真知。

（一）暴得富貴者不祥

陳勝舉義後，反秦武裝蜂起。陳嬰被推舉為王，陳嬰的母親提醒他：“暴得大名，不祥。”陳嬰于是“不敢為王”（《史記·項羽本紀》）。“暴得大名，不祥”，《漢書·叙傳上》作“卒富貴不祥”，也就是“猝富貴不祥”。《後漢書·耿純傳》李賢注引《漢書》寫作“暴得富貴者不祥也”。而《耿純傳》的對應文字是：“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寵祿暴興”就是“暴得富貴”。沒有艱苦的努力，沒有合理的基礎，沒有适當的積累而實現暴富暴貴，“智者”會視為“不祥”而在内心有“所忌”。《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說的也是類似的道理。《論衡·問孔篇》寫道：“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強調富貴皆“人之所欲”，但應當“以其道得之”，否則就不應當占有和享受。

（二）富貴極，物極則衰

“富貴”至于極點，會走向反面。《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正當權傾天下、炙手可熱之時，曾經感歎道：“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司馬貞《索隐》：“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兇止泊在何處也。”李斯後來果然走向了悲劇結局。也許正是以“富貴極”“物極則衰”的認識為基點，才出現了《後漢書·陰興傳》所見的“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這種有意義的人生格言。

（三）久乘富貴，禍積為祟

人們通過社會觀察和曆史思考發現，“富貴”其實往往會走向反面，導緻禍祟。《史記·田叔列傳》寫道：“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後世對這一認識的繼承，如《後漢書·樂恢傳》：“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正是“盛”“滿”而導緻“溢”。《後漢書·樊宏傳》載錄了樊宏經常告誡其子的話：“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所謂“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也是可以得到曆史證明的帶有規律性的認識。王符又說：“哺乳多則生痫病，富貴盛而緻驕疾。”王符以“嬰兒有常病”比喻“貴臣有常禍”，所謂“富貴盛而緻驕疾”，應當說是社會病理學的清醒判斷。類似的說法又見于《後漢書·皇後紀上·明德馬皇後》：“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重疊”“再實”，則傷其根，也指出了“富貴”超出常态的“盛”“滿”，勢必将帶來危害。

（四）不敢以富貴驕人

《史記·魏公子列傳》中有這樣的話：“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裡争往歸之。”《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漢書·外戚傳上·孝文窦皇後》說：“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但是“以富貴驕人”大概是社會常态。《後漢書·崔驷傳》記載：“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後漢書·朱穆傳》李賢注引邕論略曰：“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富貴不驕，是“君子”“貞士”的道德表現，然而卻是一般人難以達到的。“富貴驕傲”，是說“富貴”容易導緻修養的缺失和見識的淺薄。

（五）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司馬遷“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一語，體現了在其人生價值尺度上“名”與“富貴”的對比。司馬遷有關“富貴”的最深刻的認識，發表于他人生最苦難的階段。《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報任少卿書》寫道：“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司馬遷說，“富貴”未必等同于人生真正的成功。“富貴”往往不能夠留下曆史文化印迹，而“倜傥非常之人”則多名垂青史。其實，如果評論曆史文化貢獻，也是前者無足道而後者多堪稱不朽。對于所謂“倜傥非常之人”，司馬遷又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陳說了“發憤”可以成就文化“大業”的道理。而“富貴”與“拘”“厄”“放逐”等人生境遇完全相反，是顯而易見的。

明 陳嘉選 《玉堂富貴圖》上海博物館藏

【06】“從吾所好”：面對富貴的“清士”操守

司馬遷對于社會普遍的“富貴”追求予以理解，但是他的名言“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則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志向。

《史記·伯夷列傳》有這樣一段文字，連續引錄孔子之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其中“道不同不相為謀”，出自《論語·衛靈公》。“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的原文是：“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論語·子罕》原文為：“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肜也。”所謂“各從其志”，體現了寬容、開明，而又清醒、堅定的文化态度。

對于《史記·伯夷列傳》中的這段話，裴驷《集解》說：“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也許鄭玄對孔子之說的理解有拔高的傾向，所謂“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原意，未必涉及“修德”的主張。但是“松柏”“清士”的說法，似乎透露出其“富貴”觀的深義。對于所謂“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司馬貞《索隐》的解釋是：“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張守節《正義》則說：“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司馬遷對于“其重若彼”意存否定，而對于“其輕若此”，所持的态度似乎也并非是簡單地評判。

面對“富貴”，孔子說到“如可求”“如不可求”的不同情形。“可求”和“不可求”，可能并非指完全由客觀因素決定的“求”可得與“求”不可得，而是強調主觀擇定之“可”與“不可”。《鹽鐵論·貧富》是這樣解釋這句話的：“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而所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司馬遷似乎更看重“從吾所好”四個字。這位偉大的史學家作為“倜傥非常之人”的高尚人格與鮮明個性，由此得以體現。

◎本文原載于《月讀》（作者王子今），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