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兩句詩大家肯定都不會陌生吧，被廣泛用于婚禮現場，估計連司儀都快要說吐了。

但是且慢，這兩句詩真的是說愛情的嗎？其實，這個問題已經争論了兩千多年了。

這兩句詩出自《詩經·邶風·擊鼓》——

擊鼓其镗，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現今我們看到的《詩經》，是由漢代毛亨所傳，很多人也将其叫做《毛詩》。

其實在漢代時，研究《詩經》的共有四撥，除了毛亨之外，還有齊人轅固生傳的《齊詩》，魯人申培公傳的《魯詩》，以及燕人韓嬰傳的《韓詩》。在西漢時，《毛詩》不如其他三家，屬于在民間流傳的私學，直到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親自作箋，才開始流行，另外三家反而慢慢消失了。

唐朝初期，孔穎達奉诏撰定《五經正義》，在毛亨傳和鄭玄箋的基礎上加以正義疏通，完成了《毛詩正義》，不僅是唐代明經科的官定教科書，還被收錄進《十三經注疏》，地位非常高。

《毛詩序》中稱：“《擊鼓》，怨州籲也。衛州籲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将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在《左傳》中，明确記載了州籲的亂衛事件，詩文中也點出“孫子文仲”、“平陳與宋”，因此《毛詩序》所言基本可信。

前三章節的内容幾乎不存在争議，那麼就按照《毛詩正義》的注疏來翻成白話文：“戰鼓擂得镗镗響，士兵踴躍練習兵器。有人服役土工，有人在漕邑修築城牆，偏偏隻有我遠征南方，跟随着孫仲子，平定了陳蔡。平定了以後還不讓我回家，我不禁憂心忡忡。在哪兒安身歇腳？在哪丢失馬匹？你們到哪兒找我啊？就在那荒遠的山林裡吧！”

至于最後兩章，在曆史上争議很大。西漢《毛詩故訓傳》說：“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偕，俱也。”

東漢鄭玄和毛亨大意一緻，但是他把“說”看成是“悅”的通假字。《毛詩箋》雲：“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其手，與之約，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于難。”

鄭玄明确指出，這句詩就是指“戰友情”，參看詩句中“與其伍”。鄭玄是漢末時期經學大家，《毛詩箋》注在《周禮》《儀禮》《禮記》之後，證《詩》時多引用《禮》，雖有些牽強，但其說法在之後幾百年間仍被視作圭臬。

曆史可考第一個認為是指“男女之情”的，是王肅。和鄭玄一樣，王肅也是博覽群經的大家，在魏晉時期影響力非常大，清朝的皮錫瑞在《經學曆史》說道：“鄭學出而漢學衰，王學出而鄭學亦衰。”

但可惜的是，王肅所作的《毛詩注》《毛詩問難》等書籍并未流傳下來，但是《毛詩正義》有引用王肅的解釋：“言國人世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當時，王肅和鄭玄在學術上不和，你說東我就說西，“男女之情”一說曆經魏晉南北朝依然未能成為文學界主流，直到唐朝時期的《毛詩正義》，依然認定其為“戰友情”。

但是到了宋代，疑古風氣漸起，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在《詩本義》中指出：“《擊鼓》五章，自爰處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别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于此詩，一篇之失太半矣。”

歐陽修認同王肅的看法，也認為是寫夫妻男女之情，并認同詩作背景為州籲連同陳國、蔡國伐鄭，據此提出質疑：第一，州籲當時屬于篡位，人心不向，并非是鄭玄所指的士兵之間背叛和逃離；第二，《左傳》等典籍記載，當時并未發生戰争，僅圍困鄭國五日就走了，因此士兵奔逃、背棄的理由不成立。

男女之情的說法，直到宋朝理學家朱熹所著的《詩集傳》問世，才真正成為主流看法，此後元明清八百年無人可撼動其地位。

到了近代，錢鐘書先生同樣認為是指男女之情，并在《管錐編》中基于王肅的說法加以推演——

《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俱老’者，庶幾俱免于難”；《正義》：王肅雲：“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按《箋》甚迂謬，王說是也，而于“契闊”解亦未确。蓋征人别室婦之詞，恐戰死而不能歸，故次章曰：“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死生”此章溯成婚之時，同室同穴，盟言在耳。然而生離死别，道遠年深，行者不保歸其家，居者未必安于室，盟誓旦旦，或且如镂空畫水。故末章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但是，到了21世紀以來，“戰友情”一說再次被提出，認為“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所言之情綿綿厚重，誰能說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的感情，就低于兩情相悅情投白首的感情？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理解為戰友情還是男女情，其實都沒有問題，最重要的是從該詩中所獲得的“生死相約”的真情，很值得今天的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