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裝劇中，時常可以聽到“株連九族”這一酷罰。每每聽到這一酷刑，大臣們不免吓得魂不附體，戰戰兢兢。

由于我國古代特殊的帝位、王位世襲制，君王制度便順理成章成為本位制度。官場也順應皇權的本位制度，使“家族”成為一種社會結構和政治群體。

上到皇親國戚下到百姓，都以姓氏、家族作為社會基本的單位。不難推測出，官員的家族一般都“樹大根深”。

皇帝為嚴懲犯重罪之人，以防日後報複不留後患，痛下殺手采用“株連九族”以達去除“病竈”之效。

那麼何株連九族，九族又有哪九族？

株連九族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犯罪連坐制度。它來自秦變法後的夷三族法，是一種族刑。即始于秦朝。

最初的九族包含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主要指犯罪之人同一姓氏的族人，即犯罪之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出嫁姑母及姑母兒子一家，出嫁姐妹及姐妹兒子一家。

“母族三”指犯罪之人的母親家族，包括外公，外婆，外祖父，外祖母一族。

“妻族二”指犯罪之人妻子的父親一族，母親一族。

從下圖可看出，僅“父族四”這一張圖譜就涉及很多人，可謂門前螞蟻也難逃開水澆灌之禍。

不過随着朝代的更叠，九族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九”後來被當作虛數泛指與犯罪之人有關的一切人。

面對如此殘酷的連坐之法，罪犯之人的親人為何不逃？古代沒有天眼系統，沒有DNA偵破技術。當時的人為何不逃呢？

其實，逃亡成功的難度巨大，面臨的問題特别多。

古代信息閉塞速度慢。刑部得到皇命，立刻派兵前往罪犯家中，當罪犯家人得知被連累想要逃跑時，官兵早已駐守在門外，來不及反應已被逮捕押入大牢，逃跑速度遠遠慢于官兵。

其次逃亡路線，當時最便利的交通要道便是官道，走官道極易被發現。走民用道路，夜間強盜劫匪較多，安全性成最大問題。

中途休息過夜的驿站、客棧多在官道人流量大的地方，因此遠途逃亡，吃住躲避追捕難度大。

前幾年很火的電視劇 《走西口》演繹得逃荒，講述了山西人如何用血淚的悲怆逃脫土匪綁票，如何面對饑荒、各種算計，如何在動亂的時代“苟且偷生”的艱難心路。

山西人“光明正大”的“走西口”讓逃荒的人一多半喪命途中，更何況遠途的“躲避人群、掩人耳目”的逃亡。

古代工業尚未得到發展，農業成為整個國家的經濟支柱，基層的百姓更是如此，土地幾乎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

逃亡的人來到遙遠他鄉“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沒有安身立命的根基，生存便成了最大的問題。沒有土地，就如無根的浮萍，不論逃到哪裡都是懸在水面，沒有安穩，再無好夢。

首先，在古代交通不便利人口流動慢，所在之地均是當地本土本鄉本地人，外來人口很容易被注意到，一舉一動格外受到關注，想要無聲無息融入當地的社會群體中存在一定困難。

官府發放的海捕文書、畫像會貼在所有地方，外來人員首當其中會被當做逃犯引起百姓懷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要找一個“世外桃源”幾乎不可能。

其次，早在秦朝就有了人口普查，以達到征兵、賦稅的作用。《木蘭從軍》講述的就是南北朝時期，皇帝征兵，木蘭父親正好在征兵名冊上，她便女扮男裝替父從軍。

可見，在古代人口普查就以達到人口管理的目的。

再次，當地的官吏為完成賦稅的政績，挨家挨戶将每人信息記錄在案，并且随時更新，以便不遺漏任何一人。

《明史•朱元璋本紀》記載，“至正四年，旱蝗，大饑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殁，貧不克葬。”明太祖朱元璋17歲時家鄉遭遇旱災蟲災，饑荒四起，家人相繼去世無錢下葬。

為何朱元璋家裡如此之窮？除了旱災家裡缺糧，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賦稅。

各種稅賦加在一起數額本就不是小數字，再加上拖欠的稅款利滾利，稅額逼死人，連下葬都沒錢，隻能草席裹屍作罷。在這樣嚴苛的稅賦征收制度下，想要藏于民間，難于登天。

株連九族并非要殺掉所有有關系的人。主要的關鍵人物會被處死，其他人會充當奴仆、充當官妓、流放等。這些處罰雖然讓人痛苦，備受折磨，但相比之下逃亡的日子更不好過。

一旦逃跑被抓必定加重刑罰，痛苦遠超當奴仆、被流放。

每逢太後、皇帝、皇後大壽，皇子或公主誕生等大喜事，皇恩浩蕩大赦天下，犯罪之人很可能會被赦免，過上尋常百姓生活，選擇逃亡，便終身失去這個機會。

人生在世，何以為人？無非精神上充盈——有我愛的人，有愛我的人，情有所系。物質上富足——有房住有地種，老婆孩子熱炕頭。

逃亡後的生活窮困潦倒，縱然身具十八般技能想要白手起家但又礙于逃犯身份全國通緝，始終都得極其小心，遠離正大光明活在背光處。

而偷偷摸摸度日，娶妻生兒育女，連累妻兒一起加入風險之中，每天猶如生死賭博——用生命在賭明天是否會被發現。

綜上所述，逃亡可能暫時解決了此刻的求生欲——我不想死，我要逃。但踏上逃亡後的日子未必能撐得過去。

現實中，可能一根稻草就足以壓死一個人，路途中有無數噸，無數千噸，無數萬噸稻草等着。

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有一顆敬畏之心，敬畏律法、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以惡小而為之，熱愛每一個平凡的今天，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