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出生的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是南宋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家，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同時也是一位正氣凜然、憂民憂國的廉吏。他19歲中進士，先後任同安縣主簿、南康知軍、漳州知州、荊湖南路安撫使等，官至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當過皇帝宋甯宗的老師。

朱熹作為封建社會的官吏，他倡廉政，主張懲、防結合，重視對官員的思想教化和文化熏陶；作為當時的大儒，他将儒家治國理念融合于廉政建設思考和主張，傳播于世，受之者衆，為社會注入一股清新之氣。

朱子故裡——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鎮五夫村

民事為重 盡職敬業

中國曆來十分重視官員的道德規範，認為官德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安危興衰。朱熹也敏銳地注意到這一問題，加之其數次的仕宦經曆，更對此有深切的體會和感受，遂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張。

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朱熹特别強調盡職敬業，并對幾種不良官風提出了尖銳批評。一是“不見吏民”。當時相當一部分官員為圖省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對百姓的呼聲不理不睬，以緻“民有冤抑，無處伸訴”。朱熹認為這種官員是“不仁之人”，已喪失了最起碼的憐憫之心。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員懶惰成習，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朱熹批評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隻是壞于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三是辦事拖拉。朱熹針對當時官府往往文案積壓，許多事情久拖不決的情況，主張一日了畢一日事。他說：“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四是貪圖享樂。朱熹說：“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當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盡力職事，處理公務，而是如何吃喝玩樂，這與孔子“敬其事而後其食”（《論語？衛靈公》）的古訓背道而馳。

位于福建省尤溪縣朱熹文化園裡的石刻朱熹手迹。

平易近民，凡事公道。朱熹深受儒家重民傳統的影響，對當時官員普遍缺乏愛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無意于民”的現實甚為不滿，明确主張：“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 “平易近民，為政之本。”要求當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愛民，不求聞達。”其中首先要做到“臨民以寬”，注意愛養民力，存恤百姓，減輕對他們的剝削。當然，這不是說“事事不管”、“事無統紀”，“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他針對當時一些人打着寬政的旗号，屍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陰德”之論，不敢大膽懲處害民之徒的情況，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就必須嚴格管理，嚴肅法紀，嚴懲害群之馬，把“臨民以寬”與為政以嚴統一起來。

福建省尤溪縣紫陽公園内朱熹和他的四大弟子

臨民以寬 ，馭吏以嚴。朱熹明确主張：“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要求為官者做到“臨民以寬”，并告誡統治者不要竭澤而漁，激起民變，認為“平易近民，為政之本”，這與現代社會人本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其次，朱熹還進一步主張“恤民”與“省賦”，他認為“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以為恤民之本。” 朱熹深谙“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相對“臨民以寬”，他對官吏卻是嚴格管理，對“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的思想堅決糾正。尤其憎恨當時一些官員為圖省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對百姓的呼聲不理不睬，打着寬政的旗号，屍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陰德”之論，不敢大膽懲處害民之徒。他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認為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就必須嚴格管理，嚴肅法紀，嚴懲害群之馬。朱熹在任浙東茶鹽公事期間，時間雖短，但以彈劾貪官污吏而聞名朝野，刮起一陣鎮豪懲貪的“朱旋風”。

福建省尤溪縣朱子文化園全景

恪守清廉 慎獨慎欲

“存天理，滅人欲”可謂朱熹理學中著名的一句話。朱熹所提倡的“滅人欲”要滅的隻是被物質的欲望所蒙蔽或迷惑而産生的超越自身條件，“循之則其心私且邪”的惡念。而對符合人性的正當要求和欲望“循之則其心公且正”，因此并非屬于要滅的範圍。正如宋人袁采所言：“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饕為饞；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奸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盜為賊。人惟縱欲，則争端起而獄訟興……”對于執政者來說，天理就是天下為公，人欲就是一己之私。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這些所謂“人欲”，都是朱熹所反對的。這種嚴以律己慎獨慎欲的思想，體現着為官者的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克制、自我完善的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也是官德修養的基礎。

朱熹故居紫陽樓，又名紫陽書堂、紫陽書室,屋後有一半畝方塘。朱熹從15 歲起在此定居,一直到晚年遷居建陽為止, 共50年整。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在半畝方塘觀景時情不自禁地就做起了這首千古絕唱。圖為位于尤溪縣南溪書院内的方塘。

颠簸不失志，貧賤亦清廉。朱熹年少時就流露出清廉之志。他19歲得中進士之後，回徽州婺源故裡掃墓并拜會宗族長輩。一天，他行至故鄉東門橋頭，見一水池石罅間淙淙湧出涼洌甘醇的泉水，頓生思悟：為官當像這泓泉水，“颠簸不失志，貧賤亦清廉”。這句話也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條。

非道弗取，重義輕利。朱熹傳承了儒家學說中的“富貴有道”思想，奉行“非道弗取“的生活理念。他認為，“君子安貧知命，财富應取之于正道，非道則一介弗取”。縱觀朱熹的一生，并非沒有步入高官厚祿行列的機會，隻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屢屢辭官，心甘情願地固守貧窮。這可從“歇馬莊讓田”這件事上可見一斑。據史書記載，朱熹14歲喪父，其父在臨終前将他托孤給崇安好友劉子翚兄弟，劉子翚考慮到朱熹母子日後的生活困難，就購買歇馬莊的200畝田，贈送給朱熹母子以貼補家用。劉子翚逝世後，朱熹把歇馬莊的田地、财産交還給劉子翚兒子。劉氏兄弟與朱熹親同手足，深感朱熹生活困難，但又難以推辭，無奈之下，隻好将田産轉捐給五夫的南峰寺為廟産，一場禮讓田産的難題才得到完滿的解決。

一代大儒朱熹把儒學精華和自身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家規家訓之中，寫就三百餘字的家訓名篇《朱子家訓》。八百多年來，朱熹後裔繁衍生息，已曆經三十多代，子孫遍布各地，達數百萬之衆。然而不管身處何處，《朱子家訓》始終是朱子後裔共同的人生指引。 忠孝廉節，朱子傳家。從朱熹的“朱子家訓”裡要求“勿以惡小而為之”、“見不義之财勿取”到“門闌欲其清白”、“臨财欲取勿苟，見利欲其勿争”，再到為嶽麓書院親筆題詞“忠孝廉節”，都表明朱熹為人處世的清廉觀。關于“貪”，朱熹指出：“人能無貪欲之心，則何用為不善矣”，“世路無如貪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道明了貪欲害人的深刻道理。他認為戒除貪欲是個人成就良善之德的基礎。

“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這首脍炙人口的詩是朱熹教育女兒的倡廉詩。一日，他不打招呼到女兒家，因家貧，隻用蔥湯麥飯接待自己的女兒感到心情内疚時，朱熹教導女兒行為向善，秉持清貧而即景抒懷，寫下了此詩。真實讓人看到了朱熹廉潔的人品。

位于福建省建陽市的朱熹講學書院：考亭書院。

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朱熹講學書院：武夷精舍。

心系百姓 身體力行

自從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來，曆代的儒家學者都對民本思想推崇備至。中國曆史上許多被後人傳頌的清官、好官，多是身體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範。

朱熹深受儒家愛民思想的影響，對當時官員普遍缺乏愛民惠民之心甚為不滿，明确主張：“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倡導為官者做到“臨民以寬”，并告誡統治者不要竭澤而漁。朱熹主張“恤民”與“省賦”，他認為“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他所倡導的“平易近民，為政之本”觀點，與現代社會人本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

朱熹手迹“四個之本”闆聯

朱熹的施政主張雖被南宋統治者排斥，但他高潔的操守和憫民的情懷卻赢得了百姓的贊賞。在浙東為官時，他出行視察“按行境内，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其輕車簡從的目的，就是為了“訪民隐”——真正接地氣而非官氣。

主政閩北時，朱熹與民衆打成一片。他在詩作《謝客》中這樣寫道：“野人載酒來，農談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歎情何極。歸去莫頻來，林森山路黑。”幾位老農将自個釀制的酒在夕陽将落時從崎岖的山道中送與他品嘗，他為此深感過意不去，一再叮咛他們“歸去莫頻來，林森山路黑。”從這裡不難看出朱熹與百姓的親密關系。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他始終緻力于緩和社會矛盾，想方設法地為百姓辦些實事。他退居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此後，這一舉措在多地推行。由此，以糧赈災的制度開始向州縣以下擴展到了鄉鎮一級。當年朱熹倡議設立的朱子社倉，在曆經800多年風風雨雨之後，目前依然得到完好的保存。

朱熹詩作《西閣》有兩句著名的詩句“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大意是：隻聽得枕下泉水嘩嘩的流水聲，若能化作人間及時雨，該多好呀。而《朱子家訓》中也有：“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他這種心系百姓，甘于艱苦恬淡的心态，也是其廉潔自律的一種寫照。

在福建，為了紀念愛民的朱熹，武夷山脈方圓數千平方公裡的許多山水被命名為朱山、朱溪……

福建尤溪縣朱熹廣場

以身作則 嫉惡如仇

說起朱熹倡廉反腐，這位大儒除大半生一心傳道授徒，著書立學外，在從政為官的九年裡，一直以身作則，清廉執政，對貪腐嫉惡如仇。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分管簿書、賦稅、教育三年裡，“事無大小，必親裁決。賦稅簿籍逐日點對，以妨官吏弊利。 ”到任漳州知府僅一年，就使漳州“僚屬勵志節，而不敢姿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幹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

從他在白麓洞書院立下學規“正其義不謀其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在朝廷為甯宗皇帝擔任侍講兼待制四十天裡，多次向皇帝進言“不迩聲色，不殖貨列”、“存養省察之功”、“從谏弗呋，改過不吝”。

朱熹手迹：廉節

淳熙八年（1181年）8月，浙東發生饑荒，朱熹受命巡視災情。到浙東後，他不帶随從人員，單車微服，去四方察訪民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經過察訪，朱熹親眼看到許多農民因受殘酷剝削和災荒而掙紮于死亡線上的凄慘現象，同時得知一些地方官吏的貪贓枉法行為。為此，他大膽奏劾了紹興兵馬都監賈佑草菅人命，漏報二十萬災民，導緻哀鴻遍野的不作為；彈劾嵊縣官府指使密克勤用糠、泥拌和，用小鬥替換大鬥，從中貪污赈救饑民官米4160石的犯罪事實，又彈劾了衢州守臣李峄隐瞞災情和謊報政績，不勤荒政的事實。

從他在任職官時給皇帝先後遞交的四十餘件奏折中，就有過半是舉報、彈劾貪官污吏的。

朱熹六次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貪贓枉法更是史上有名。

位于尤溪縣朱子文化園的朱熹六劾唐仲友浮雕。

1182年7月，朱熹到台州巡視災情。接到反映知府唐仲友為官不正的舉報後，朱熹決定對唐仲友進行調查，查明了其在台州知府任上存在違法收稅、貪污官錢、僞造錢币等多項違法亂紀行為。唐仲友是當朝宰相王淮的親家，而朱熹當時被提舉為浙東茶鹽公事之職又是王淮推薦的。面對大義與私情，朱熹毅然選擇了前者，一再上奏折彈劾唐仲友，這說明朱熹對貪官污吏嫉惡如仇。

在懲治貪官污吏上，朱熹同樣很有辦法。宋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事漳州時，依據政情，發布了《州縣官牒》，下令各縣的縣丞、簿、尉必須赴長官廳，逐日聚廳議事。為防止猾吏不法行奸，朋比營私，他采取了“對移法”。即對分掌财賦肥缺、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給予調離或撤換，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輪崗或異地任職。

龍岩當時是地僻山鄉，無魚鹽之利，民生貧薄，而一些官吏非但不體察民情，還經常派人下鄉騷擾，多次激發民變。朱熹到任後即書寫《龍岩縣勸谕榜》，下令龍岩知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嚴守條法。

2015年10月27日，世界朱氏聯合會、台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在朱熹出生地——尤溪縣南溪書院隆重舉行紀念朱熹誕生885周年祭祀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