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網上刷新聞、評論或留言，可能經常會注意到一個比較熟悉的表述：“諷刺的是”。我們以這段時間的兩則新聞為例。

一是英國作家J.K.羅琳的家庭住址被曝光，表示已經收到“能堆起一間屋子”的死亡威脅。她在上半年也曾收到過同樣的威脅。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J.K.羅琳在性别輿論中的處境。實際上，這一兩年，圍繞她的争議幾乎就沒有斷過。為她辯護的當然也不少。到這時，我們就可以看到一種評論，如“最諷刺的是她創造出的魔法世界那些演員，竟然也公開抵制她”。

二是國内一位叫洪波濤的父親将8歲女兒丢下7樓，女兒告訴媽媽“因為自己将爸爸的手機玩得充不了電”，惹爸爸生氣，于是被粗暴丢下樓。事件發生于2020年。2021年11月15日，當地法院公布刑事判決書，判決洪波濤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媒體報道當事人有過多段婚姻關系。于是，我們也看到一種評論，“諷刺的是就這種人，還能結不止一次婚”。

邏輯再簡單不過。“諷刺的是”這個結構往往有兩個事件或現象，當人們發現兩者不合乎情理時就可能認為那是一種悖論，是對人世間一些基本常識的背叛。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一種簡單諷刺方法。評論者有意将本來未必有關聯的内容放在一起對比，并寫出來或講出來，呈現巨大的戲劇性反差效果。确實，用一句信手拈來的“諷刺的是”表達主張，可以快速否定不認同的人或事，捍衛所認同的意義和價值。因為評論者無須做多少考究，也不必找多少材料，隻要發現相互沖突的兩個情況就可以當即評上一句“諷刺的是”，既有态度，也有論證（但隻是最簡單的論證），與一般的吐槽相比也顯得有理有據。“諷刺的是”在這裡滿足了人們嬉笑怒罵的緊迫性需求。

而其實往更大的文化背景上說，諷刺原本就是人類交流的一種方式。隻不過，除了日常生活，諷刺因其發現問題、反思問題的功能，在寫作中早已成為一個文學類型，盡管并不是最重要的類型（如史詩）。以古典學見長的文學史家吉爾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在《諷刺的解剖》一書中回顧到，諷刺一直處于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它是無拘無束的、平易近人的，也是直截了當的。

當前者（其他文學類型）使用精心擺放的模特、在巧妙安排的燈光布景下工作時，諷刺作家大聲疾呼：“我是一台攝像機！我是一台錄音機！”

把諷刺寫作比作攝像機、錄音機顯然是在贊賞它的質樸，這當然不是說諷刺完全沒有修辭，恰好相反，諷刺筆法可能不停地用形容詞，諷刺内容也可能肆意想象。海厄特本人也把諷刺分為獨白、戲仿與論述等三類，有的是作者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叙述，有的是模仿諷刺對象，有的是在理性上論述一個道理。人是不完美的，人身上的弱點（如自大、愚昧、自私等）是必然的、不斷出現的，就像海厄特對“諷刺”做的拟人比喻，諷刺“并不緻力于建構救治人類流行疾病的永恒工事”，不過諷刺善于作人畫，其畫“有一顆跳動的心，當我們凝視它的雙眸時，它似乎痛苦而扭曲地反映出了我們自身的靈魂”。那麼，丢掉毒雞湯，來一碗“諷刺”雞湯吧！

下文經商務印書館授權節選自海厄特《諷刺的解剖》中文版新書，内容來自書中不同章節，有删節。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 | [英] 吉爾伯特·海厄特

摘編 | 羅東

《諷刺的解剖》，[英] 吉爾伯特·海厄特 著，張沛 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10月。

01

模仿并取笑世人的古老傳統

“諷刺”一名來自拉丁文“satura”，主要的意思是“充滿”，後來意謂“雜拌”。它似乎曾經是表示食物的詞彙。例如有一種satura沙拉的食譜配方，有一種用祭獻神靈的初熟果實做的什錦雜拌就叫“lanxsatura”；當朱文納爾（一位古羅馬詩人）用喂牛的雜拌飼料“farrago”來稱呼他的諷刺詩時，無疑就是這個意思。其他文學類型也曾被賦予食物之名，如“鬧劇”（farce）意為“餡料”，“詩”（macaronicpoetry）混用拉丁語和意大利語等等。因此它們的原名其實意味着雜多——以及自然本色或粗犷率真。

讓有錢和風雅的人吃他們的藍鳟魚（truiteaubleu）和珍珠雞大胸吧。平民百姓愛吃的是炖肉、燴魚、濃菜湯（minestrone）、燴菜飯（paella）、炖牛肉（pot-au-feu）、腌肉菜湯（garbure），或者是一大盤冷餐熟肉就酸菜土豆沙拉加兩片奶酪，其實就是一份“satura”。因此，就其原始概念和最初派生意義而言，諷刺必然具有多樣化的風格，它必須量夠大，并且足夠粗粝和濃烈。

這個名稱與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獸、常有粗野淫蕩舉動的薩堤爾（satyrs）毫無關系。除了某位古典晚期的批評家以及佩特洛尼烏斯著作的另外一些标題，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從來沒有提及它們之間的聯系。“satira”或“satyra”的拼寫形式在古典時代結束之後很久才出現。

恩尼烏斯（Quintus Ennius，又譯埃紐斯）。

我們知道是誰第一個寫作諷刺詩并把它們命名為“雜拌（saturae）”：他就是羅馬詩壇的喬叟——恩尼烏斯。但是早在他之前，羅馬人便已經開始欣賞他們所謂的“saturae”了。這是一種舞台表演。它們不是真正的戲劇，因為缺乏連貫和一緻性與持續發展的情節：更高級的戲劇藝術尚待從希臘世界引進。它們看來隻是一些擁有對話和舞蹈、模拟現實生活的短劇或小品，它們無疑以逗樂取笑為主，而且時常葷素不禁：和今天總能切中大衆口味的低級娛樂如出一轍，無論它們被稱為綜藝表演（vaudeville）、輕歌舞劇（revue）還是晚間電視秀。這些節目起初是業餘愛好者的現場表演，後來轉為專業表演，其最高水平與意大利的藝術喜劇頗為相似。

隻有一個确實不錯的古代權威說到了這些“戲劇saturae”，有些學者認為他的說法開創了整個諷刺傳統，以便賦予可憐的、未開化的羅馬人某種原生性、類似古希臘戲劇早期形式的原始戲劇。但是意大利人自身擅長和喜愛的恰恰是這類表演：即興創作的詩體對白，喜劇性的對罵和打嘴仗和模仿。很有可能當時确實存在着這類表演。它們或許還包含了表現小偷小摸的場景，有些類似後來在普勞圖斯的正規喜劇中出現的場景。幾乎可以肯定，其中有對真實人物類型的刻畫和對地方特色的取笑——它們在羅馬本土第一位喜劇作家奈維烏斯筆下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因此，恩尼烏斯（古羅馬詩人）将其詩歌稱為“saturae”，意味着它們不僅是一道簡單粗糙的大拌菜，更是即興玩鬧的産物：它（盡管沒有情節）是戲劇性的，因為它模仿并取笑了世人和他們的行為方式，同時包含了口頭和歌唱的對話。所有或大部分這些因素在絕大多數諷刺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風格多變、實話實說、率真粗樸、話裡有話、嬉笑怒罵以及一種或真或假的整體“無所顧忌”感。

02

獨白式諷刺：一個古代交通案例的當下性

要發現什麼是諷刺、諷刺有哪些類型，最好的辦法是觀察對一些我們認為的重要話題有所論及的諷刺作家。

首先，想一下大城市中的交通問題，羅馬詩人朱文納爾（Juvenal）對此曾有描述。對于今天的大多數人來說，人流充斥和車輛堵塞的街道不過是我們可厭生活的又一不便之處，也是我們為購買都市生活這一奢侈品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很少意識到交通帶來的狂亂挫敗折磨我們的情緒，損害我們的健康，而大量機動車排放的有害氣體正在縮短我們的壽命。

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 1927）劇照。

朱文納爾生活的時代還沒有内燃機車和汽車喇叭，不過他知道大城市的交通問題并不隻是不方便而已；因此，盡管是以冷幽默的語氣，他從慢性病開始談起，最後卻說到了暴死。

下文選自他的第三首諷刺詩。

詩中一個将要永遠離開羅馬的人講述了各種交通陋習，正是這些陋習将他驅趕出了羅馬（一些細節的翻譯用了現代說法，以再現原文緊貼時事的特性）：

這裡大多數的病人死于失眠——盡管他們最初得病是因為消化不良，食物堵塞了他們滾燙的腸胃。誰能在租住的房間裡入睡呢？在城市中安睡花費不赀。這是我們生病的原因：沉重的公交車艱難地穿過狹窄曲折的街道，仿佛欄中困獸一樣的司機罵罵咧咧，聲音之大能把一個聾人從夢中叫醒，或是讓一頭海象不得安眠。為了參加一場晨拜，百萬富翁坐在他的加長版豪車裡，輕松地穿過人流，一邊閱讀報紙，或是寫着什麼——對了，也許是在睡覺，因為關閉的車窗和暖和的室内空氣都誘使他打個小盹兒；不過他會早到。我奮力前行，但是前方巨大的人流擋住了我的去路，後面的人群推搡擠壓着我的臀部，我這裡被推一肘，那裡被擋泥闆剮蹭一下，這裡碰到一根木梁，那裡又撞上一個酒桶。我的腿上沾滿了泥，一連串粗制濫造的鞋子接踵而來，而一隻軍靴牢牢地踩在我的腳趾上……卡車上颠蕩的一根原木一下子劃破了我新修補好的外套；接着是懸挂在一輛拖車上的沉重桁架，它的擺放預示着可怕的災難；如果運載花崗岩的車軸斷裂，這些沉重的貨物沖向湧動的人群，他們還能剩下什麼呢？他們連骨帶肉都會化為齑粉。這些可憐的遇難者的身體将和他們的靈魂一道徹底消失！

一幅恐怖的畫面。然而也很黑色幽默。當救護車趕到時，實習醫生會寫下D.O.A.，代表的不是通常所說的“到院前死亡”（Dead on Arrival），而是“消失-消除-消滅”（“Disappeared. Obliterated. Annihilated.”）。雖然言過其實，但這一諷刺不無道理。交通很快讓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堪重負；它侵蝕我們的神經并破壞我們的健康；而且除非我們逃離，它終有一天會碾碎我們。

在這個樣本中，我們發現了諷刺的典型特征：它談論時興的話題；它以現實主義自诩（盡管它總有誇張和扭曲）；它語出驚人；它行文不拘一格；還有就是它（盡管常常是以一種詭異或令人難受的方式）具有喜感。諷刺采用的典型形式之一，就是一個人——他或是作者本人，或是作者的代言人——幾乎沒有間斷的獨白。

03

戲仿式諷刺：迷信和陋習的“勝利”

另一位諷刺作者以一種不同的、更有抱負的方式處理了一個更加重要的主題。人類的曆史是一個明暗相間的奇特連續體。光明的時代總是短暫而激動人心，晦暗的歲月則往往漫長而難以擺脫。西羅馬帝國覆亡之後被無知和野蠻籠罩的黑暗世紀是我們這個世界最陰暗的時代之一。圖書館被毀滅。學校和大學減少或消失。知識被人遺忘。藝術退化為基本的技能或原始的工藝。城市萎縮為村莊的集合，而城鎮成了肮髒的鄉村。相互為敵的部族、獨孤的定居點和無助的流離失所者構成了這個世界，在此文盲和迷信大行其道。在長期繁榮和高度文明化之後，西歐重新陷入了五百年的貧窮、愚昧和壓迫之中，直到12世紀才無比艱難地掙紮出頭。

今天，當我們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并恐懼地意識到下一次大戰将帶來更大的毀滅時，我們不難想見——可以太容易地想見——我們孫輩的孫輩半野蠻化，在廢棄荒蕪的世界中苟延殘喘，被迫回到原始人“孤獨、貧窮、肮髒、野蠻和短促”的生活。

二十世紀諷刺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1936）劇照。

亞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像大多數18世紀的聰明人一樣，不無反感地回顧早期的戰亂時代。

在其最富雄心的諷刺作品《群愚史詩》（The Dunciad）中，他甚至預言即将到來一個新的黑暗時代，其黑暗并非來自戰争，而是來自人類間相互傳染的驕傲、自私和愚蠢；當“無知”再次耀武揚威于羅馬和不列颠的往昔想象中，蒲柏讓“光榮”成為體現所有這些陋習的主要受害者：

看呐！羅馬自己如今不再是藝術的驕傲主人，而怒斥它們是異教徒的謬種流傳：她的頭發斑白的教士們詛咒那些無人閱讀的書籍，而培根為自己的厚顔無恥簌簌發抖。帕多瓦眼睜睜看着她的李維被焚燒，連聲歎息，而就連我們的對跖人（antipodes）也在哀悼維吉爾的命運。看吧，圓形劇場圮敗了，失去廊柱的廟宇搖搖欲墜，英雄斃命道路，而諸神的屍體壅塞了台伯河：直到彼得的鑰匙裝點了受洗的宙斯，而潘把他異教的角借給摩西使用。看吧，維納斯變成了毫無風韻的少女，菲迪亞斯（Phidias）的建築被拆毀，而阿佩利斯（Apelles）的畫作被焚滅。看呐，朝聖的香客踐踏着你的島嶼，這些留着小胡子、秃頂、戴着修士帽兜或者不戴修士帽兜、穿着鞋或者赤足、脫皮、身穿補丁衣服的人，以及那些身穿雜色混紡衣服的修士們，嚴肅的啞劇演員！一些人身穿無袖上衣，一些人未穿襯衣。那就是不列颠。

盡管蒲柏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他的說法卻預示了吉本（Gibbon）的名言“野蠻和宗教的勝利”。不過這番話并非諷刺作家本人所說，而是一名已故詩人——其人為愚神（Dulness）的捍衛者——的靈魂在想象樂土世界（Elysium）時向詩歌主人公發出的部分預言。

了解古典作品的讀者都會馬上看出，這番話是對拉丁詩歌中最偉大的一段發言的戲仿：樂土中的安喀塞斯（Anchises）向他的兒子埃涅阿斯講述的預言。二者的核心思想是一樣的：預言一個世界性的帝國，而英雄主人公将在神靈護佑之下、借助強有力的支持者——他們正等待降生，此刻排成壯觀的隊列在他面前走過——之手實現這個帝國。

一項項特征都令人想到《埃涅阿斯紀》的第六卷：英雄主人公被一名女先知所引領；他看到許多未出生者的靈魂像蜂群一樣在冥河邊來來往往；有人向他傳授了轉世的神秘學說；在一個山巅上他被指點看到了本族的英雄人物。然而，這兩段文字的主旨大相徑庭，其實是背道而馳。《埃涅阿斯紀》中預言的主題是羅馬文明的興起；而《群愚史詩》中預言的主題（至少一部分主題）恰好相反：愚昧勢力對文明——首先是對古典文明，然後是對現代文明——的侵入。前一主題由一個高貴的形象、埃涅阿斯的父親的靈魂（他現在擁有超自然的智慧）講述，而後一主題由一個可笑的人物、三流詩人以利加拿·賽特爾（Elkanah Settle）講述，後者：

因其寬厚的肩膀和耳朵的長度而聞名。

盡管如此，《群愚史詩》中的這段話語氣莊嚴，時而歡欣鼓舞，雖然它的主題荒誕不經并令人反感。此即諷刺性寫作的第二種主要類型——戲仿的一個上佳樣本。

04

叙事式諷刺：人生沒有整體性設計

讓我們從深受堵車之苦的城市和人類難以抑制的愚蠢轉向第三個問題，一個更加古老和可怕得多的問題，一位最偉大的諷刺作家對此曾有專門論述，即這個世界的構成和管理問題。無論望向何處，我們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見識和經曆着邪惡。痛苦和苦難似乎内植于了這個世界。請通過顯微鏡觀察那些最微小的生物：它們就像鲨魚、獵豹或人類一樣兇殘和狡猾。凝神回望我們這個星球的自然曆史，它看上去就是一長串無意義的災難。

電影《釜山行》（부산행 2016）劇照。

再想想人類的曆史吧：人類始終相互為害。再看洪水、饑荒、地震、疫病等自然災害，它們經常出人意料地降臨，仿佛《啟示錄》中的四個騎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一直在我們的星球上馳騁。我們能輕易相信這個世界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讓我們在此幸福地生活嗎？對于這些問題，以信仰為基礎的宗教自有其答案，但是，哲學家們也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其中有一位哲人想到了一個機智的解答。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無法證明這個世界是完美無缺的，但他亟欲表明這個世界是一種系統的、理智的建構，于是論證說：盡管我們可以想象（存在着）他類型的世界，但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即便它有種種一望可知的缺陷，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

隻要人類生活平穩前行，其痛苦不過是常見的現象，那麼這個說法最多隻會引起困惑的微笑或尋章摘句的辯論。但在這一理論發布大約四十年後，爆發了一場極其慘烈而且顯然無法解釋的災難。一場大地震以及随後發生的洪流和火災幾乎将整個裡斯本城夷為平地。成千上萬名無辜群衆瞬間失去生命、被活埋或燒死。這為諷刺作家提供了機會——不是幸災樂禍地嘲笑受難者的遭遇，而是指出那個聲稱他們在一個最好的可能世界中生活并死去的哲學家的理論是多麼可笑地難以自圓其說。1759年，伏爾泰的《戆第德》（Candide）出版了。

伏爾泰《戆第德》插圖。

故事說的是從前有個為人正派的小夥子，他受一名形而上神學宇宙論癡呆學專家教導，相信世界的秩序是可以理解的、邏輯的和（用哲學的話說）一切可能世界秩序中最好的。這個年輕人叫戆第德，意思是“率真”，所以他相信這個說法。他在一個德國城堡中出生，不過二十歲時便被流放，從此再未回到故鄉，而是成了一個“漂泊者”，最終定居在土耳其的一個小農場，自食其力地生活。在此期間，他遊曆了半個世界，忽而腰纏萬貫，忽而一貧如洗，一度被捕入獄；他看到自己年輕可愛的戀人變成了一個醜老太婆，而當年教授他樂觀主義的哲學家幾乎不成人形，就像剛從德國集中營解救出來的幽靈般的囚犯一樣。

但是直到最後，戆第德仍然堅持相信“這個世界中一切都是最好的，而這個世界也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這一形而上神學宇宙論癡呆學理論。

我們沒有必要概括這篇精彩的諷刺故事，不過其中幾個片段足以展示它的特色。在一次外出經商途中，戆第德遭遇了海難。（放到今天，他就會在乘飛機時遇到一名乘客，這名乘客攜帶了一隻沉甸甸的并且嘀嗒作響的旅行箱。）他抓住一塊木闆遊上岸，登上了葡萄牙的土地。又累又餓的他一路走到裡斯本，正趕上那場地震。他僥幸逃脫，但是由于被人聽到他關于災難不可避免的哲學讨論而被宗教裁判所抓捕入獄，并在贊美詩的樂聲中接受了鞭刑……戆第德的故事并無固定模式，除了不斷有大起大落的變故發生之外，而這幾乎不能稱為模式。

的确，如果有新的手稿發現，其中有六七個章節講述了憨第德在非洲或中國的冒險經曆，那麼我們一定會馬上認為它是真品。真似性（probability）被忽略；從來沒有什麼邏輯和體系；偶然、仁慈與殘忍并具的冥頑偶然（idioticchance）掌控着一切。不錯，它是有一個主導性的主題——樂觀主義哲學，以及一個基本情節——戆第德愛居内貢并最終和她結婚。但是除此之外，故事被設計得毫無邏輯可言，前後矛盾、異想天開并且（在存在主義的意義上）荒誕不經。一部非諷刺性的浪漫故事或許包括狂野的、出人意料的冒險經曆，但是它們會遵循一個隻要前提成立即可視為合理的模式。

在《戆第德》中并不存在任何整體設計。作者隐含的意圖否認生活中存在整體設計。正常的存在進程随時被打斷或改變，于是任何事情，無論是好是壞，都變得不可理喻。在該書最長的兩段故事中，戆第德來到虛無缥缈的黃金國和幾乎同樣虛幻的狂歡節期間的威尼斯。他在黃金國發現鑽石不過是石子沙礫。在威尼斯六名萍水相逢的遊客原來都是被廢黜的國王：一個俄國的沙皇、一個英國的王位觊觎者、一個科西嘉人、一個蘇丹，當然還有兩個相互為敵的波蘭人。當四名背井離鄉的王子在晚餐後出現時，沒有任何人關注他們。在諷刺小說的世界中，幾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随時發生。諷刺作品有時看待現實“如同癡人說夢，充滿着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對此人們隻能報之以苦笑。

魯迅先生的諷刺藝術也流傳極廣。比如他當年吐槽的，“我所佩服諸公的隻有一點，就是這種東西居然也會有發表的勇氣”。（《估<學衡>》）

05

悲觀或樂觀：德行，即知識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種不同的諷刺作家類型。一類諷刺作家熱愛大多數人類，但是認為他們相當盲目和愚蠢。他微笑着講述真相，這樣不至于吓跑他們，而能治愈他們最大的毛病——愚蠢。像賀拉斯就是這樣。另一類諷刺作家憎恨或鄙視大多數人類。他相信今天是小人得勢的時代；或者他和斯威夫特一樣說他熱愛人類個體，但是厭惡人類自身。因此他的目标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傷害、懲罰和毀滅。

賀拉斯（希臘語：Οράτιος，前65年12月8日- 前8年11月27日），詩人，他是古羅馬文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之一。

憤世嫉俗的諷刺作家認為惡根植在人性與社會結構之中，沒有任何力量能消滅或治愈它。人類，或是被他審視的特定悲慘人群，隻配得到鄙視和憎恨。他鄙夷地嘲笑這些人的裝腔作勢、朝三暮四和虛情假意。這樣的諷刺家和悲劇家就相去不遠了。

許多讀者對于這類作品心懷厭惡而棄之不顧，并且質問：“他為什麼要關注這些讓人厭惡的題目？他或是我們觀察這些醜惡的景象有什麼樂趣呢？”尤其是女性，她們由于心地善良而易于發出這樣的批評；她們當中很少有人創作或欣賞諷刺，盡管她們自己經常成為諷刺的對象。但這就像質疑悲劇詩人為什麼隻向我們展示極端苦難的恐怖一樣：兒子殺死了母親、摯愛的丈夫扼殺了忠誠的妻子。

另一種類型的諷刺作家是樂觀主義者。他相信愚蠢和邪惡并不是人類固有的品質，或者即便如此也是可以根除的。它們是可以治愈的疾病。誠然，任何時代和國家都有許多殘忍愚蠢的人，并且其中有些人是無可救藥的。那麼，就讓我們引以為鑒來幫助其他人吧。如果我們向我們的同類展示某些行為的痛苦、荒謬後果，被固定展示和解剖的這兩種人無疑會感到痛苦，但是其他人将被治愈；大多數人都有可能被治愈。

這一觀點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他經常宣講這個簡單而古怪的學說：“沒有人自願犯錯”；換言之，“德行即知識。”隻要你懂得什麼真正是好的，你就一定會熱愛它并追随它。犯錯的人不是永遠堕落的魔鬼；他們是對自己盲目的人，但是他們能睜開眼睛。

本文内容經商務印書館授權節選自《諷刺的解剖》一書。原文作者：[英] 吉爾伯特·海厄特；摘編：羅東；編輯：西西；校對：劉軍。題圖來自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