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師文靜

在接連出版了具有荒誕色彩的長篇小說《花局》、短篇小說集《鳳栖梧》後,作家王方晨又在近期創作出長篇小說《大地之上》。

《大地之上》描寫塔鎮香莊農民離開世世代代生活的村莊,入駐光善社區高樓大廈進入城鎮化生活的過程,農村發生着滄桑巨變,村幹部李墨喜和二毛、王四統、江玉枝等普通村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也發生着巨大變化。

近日,王方晨接受齊魯晚報記者專訪,暢談這部新長篇的創作。

書寫典型處境

齊魯晚報:《大地之上》極為敏銳地捕捉了當代農村的滄桑巨變、當代農民的精神成長。為何又返回農村題材聚焦當下農村正在發生的故事?

王方晨:《大地之上》的大背景,就是古老的村莊消失,它搖身一變,成了現代化居民小區。村莊存在數千年,還有比這個變化更為巨大的嗎?

我來自貧困鄉村,當年懷揣的熱切願望,就是走進城市,吃上“商品糧”。那時候出現了很多感人的文學作品,也是描寫這種現實,比如路遙的《人生》。看實質,還是司湯達《紅與黑》“向上爬”的主題。我曾根據社會新聞,創作《暗處之花》:一個出身農門的女博士,堅決與農村切割,最終釀成悲劇。當農民該有多遭人嫌,進城當上城裡人,竟成了“往上爬”!二三十年過去,更多人實現了進城的願望。

但事實不會那麼簡單。我對這個“不簡單”感興趣。小說裡的上樓農民脫離了土地,面對生活的驟變,會有一種無所适從的感覺。我确定為“遊魂狀态”。上不上,下不下,是在半空裡。顯然,我要深入探讨的,是人與大地的關系。高懸在半空、無所歸依的,又何止是上樓農民?所以我認為,香莊農民的遭遇,正是人類的某種典型處境,值得我去書寫。

齊魯晚報:《大地之上》關注的是城鎮化中隐藏很深的人的變化、鄉村倫理的變化等,人的心理、精神世界成為主要描寫對象。這一切入點是否增加了創作難度?

王方晨:文學作品揭示人的經驗、精神、心理等層面的東西,尤為重要。當代社會,傳統的鄉村精神正在逐步消亡,是不争的事實,但人們也在形成新的文化、身份認同。把這一切作為切入點,不是增加創作難度的問題,而是必須要做的,是文學必須反映的主要内容。

說到問題,我期望閱讀《大地之上》的讀者,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大地為我們帶來了什麼?香莊人為什麼要留下大河灣?人們為什麼還要保守大地的奧妙?什麼是大地的奧妙?對此,可能會有很多答案。但本人最想說的是,“站在大地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蒼穹之下,每個人都值得被珍視。”小說中有幾個人極為卑微,但他們也是驕傲的。在書寫他們靈魂深處的驕傲時,我不禁為之感動。

禮贊人和生命

齊魯晚報:小說寫到了一塊與中華神話有關的“神石”,“神石”也成為小說的一條隐藏的精神線索。你想通過“神石”傳遞的深層含義是什麼?

王方晨:寫作《大地之上》,我有個要求,就是要把小說的人物,塑造成為真的人。這個“真”,一是“真實”,二是“本真”,是本性不被掩蓋的人。所以,子在川會長住進了深山,以陪伴蜜蜂為樂,同時也欣賞“本真”的人,而李墨喜也會本性流露。他們難能可貴的,就是都擁有赤子之情。

“神石”承載着中華文化的隐喻,它跟傳統有關,但更關鍵的是我作為現代人對中華文化、鄉村精神、鄉村倫理的理解。那就是,中華文化中最寶貴的對人的尊重。所有文化最優秀的成分,都應該是以人為核心的。不管它到底是怎麼個狀況,我作為一個當代文學工作者,一定要賦予它以文本意義。人本身,才是文化的基石,社會的基石。任何的社會和時代,都必須立足于對人的尊重。

所以,《大地之上》忠實于大地,是對人的禮贊,對生命的禮贊。幾個村子的人,離開故園,住進了同一個小區。人聚在一起,是容易的,心要聚在一起是難的。李墨喜的可貴,在于他看到了人心。他給了香莊人以極大的尊重。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締造了“心城”。

齊魯晚報:小說對香莊的描寫有很多傳奇色彩,它的手法更接近于鄉土文學風格,追求詩意的、靈性的藝術表達。你在追求主題寫作的突破和探索嗎?

王方晨:不論書寫什麼社會事件、現實題材,應該都是在創作真正的文學作品。我一直十分強調小說的文學性。要創作一部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細節、環境、人物的真實是前提。在《大地之上》,充滿了大地事物,那些莊稼、野草樹木、魚蟲鳥獸,那些人,遍布大地的田地、房舍、山川河流,人們的勞作和聚會,大地之上的飛行。除了人,用筆最多的是動物,就是人們非常熟悉和喜愛的小蜜蜂。我取它是一個辛勤勞動者的形象。這一切,構成了大地之上奔騰澎湃的生命圖景,也是作品純正文學性的保證,所以這部作品也具有“農事詩”的特征。

至于各種文學手法的運用,理所當然。小說的傳奇色彩,也是為了增加作品的意蘊。雖然所有的人物最終都要落腳在大地上,但我希望他們的靈魂能夠高高飛揚起來,充滿天地。小說中反複出現的意象,就是“地球在宇宙間轉動”。春風化雨,萬物花開……整部作品給人以輕逸明亮的感覺。

繁重的傳統勞作,在農民身上壓得太久,我做夢都期望他們有朝一日從無比的重壓之下徹底解脫出來,因為那也是我曾經曆過的。我希望農民兄弟幸福歡樂,也就給了小說以歡樂的語調。

滲透酒神精神

齊魯晚報:小說中出現了山東的一些實際地名,寫出了齊魯大地的民俗風情。面對嶄新的齊魯大地上的故事和人時,如何去抒寫出其新的特質、樣貌?

王方晨:孔孟之鄉的齊魯大地,是我寫作的着落。雖然小說充滿了大量的民俗風情的描寫,但事實上,我的小說世界是開放的。講地域文化,并不意味着封閉、保守、倒退。新山東故事,應該也是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新農村人的文化品格,在我看來,一是承續着民族文化中最有生機、最優秀、最不屈,也是最核心的那部分,而又能完全地跟現代文明接軌。隻有這兩方面的融合,才說明我們的文化極具内涵的可能。

齊魯晚報:小說使用了大量的民謠俚曲來增強叙事,比如“颠倒語,語颠倒,狗燒水,貓做飯,老虎把那孩子看”“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大叫驢小叫驢都是牲口”。鄉間民謠的運用讓小說讀起來節奏輕松、活潑有趣,能否談談這些民謠?

王方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讀尼采《悲劇的誕生》,接觸到了“酒神精神”的概念。後來莫言發表《紅高粱》,也有“酒神精神”的闡釋。民謠俚曲在《大地之上》,就是我的“酒”。實際上,《大地之上》也是有“酒神精神”滲透的,雖然小說裡基本上沒喝過酒,有個醉漢還掉進河裡淹死了。

沒有生命沖動的小說,不過是一堆死的文字。從這裡也看出來,我确實是有打破常規的想法。天上,地下,反過來,倒過去。站在大地上吼一嗓子,天就像突然透亮了。要的就是這效果。

民謠俚曲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給文學創作提供了汲取不盡的營養。過去各地的民間文化都有過搜集整理,我平時就很留意,用起來很方便。說實話,我自己聽來的不多。

繼續忠實于大地

齊魯晚報:你有寫老街巷曆史文化的“老實街系列”小說,同時已寫了大量聚焦農村的“塔鎮”系列小說,有《老大》《公敵》《芬芳錄》《巨大靈》《水袖》《鄉村火焰》等。《大地之上》同樣寫塔鎮,這些塔鎮系列如何一脈相承和突破創新?

王方晨:我過去的塔鎮小說,其實也一直在關注曆史文化,但被人提起的作品,大都傾向于權力和政治,其中“村長”是個符号。《大地之上》中也有鄉村政治,但不是重點。鄉村政治給農民造成的傷痕猶在,這個不必回避。村幹部李墨喜的作為,是在不斷地消除這些傷痕,而他自己的典型人格也随之不斷得到完成。他的意義在于,在精神上完成了香莊人的回歸。所以他的故事,也是一則農民尋求生存之路的精神的“出埃及記”。小說尾聲,在他決定繼續将神石掩藏在地下之際,意味着從此人在人間,人與人同在,以及香莊人的精神獲得應許之地的勝利和平安。我這樣講出來,有助于讀者對《大地之上》的正确理解。

《大地之上》在我的塔鎮系列中,是一次出走和回望。它清楚地看到了天地間,還有獨屬于塔鎮居民的這麼一塊心靈的福地。熟悉塔鎮系列的讀者,會從《大地之上》中找到其他小說中的人物和村莊。通過《大地之上》的寫作,我其實将塔鎮的地理和人物設計,做了一次有趣的綜合梳理。

齊魯晚報:你這兩年創作頗豐,不斷挑戰自我,在不同文學體裁、創作主題上發力。持續旺盛的創作精力,是如何保持的?

王方晨:除了對人的生存和社會發展的關心,我似乎找不到保持不斷挑戰自我和旺盛創作精力的途徑。也就是說,我不否認自己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

在新的作品中,我将繼續忠實于大地,并将自己的文化思考通過作品所描寫的社會沖突,向讀者流露出來。大體來說,這是一部全景式的反映齊魯大地當代農村生活的長篇,重在以三代人的命運,揭示農民思想觀念的重大轉變,預計五十萬字,仍然屬于我的塔鎮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