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

出品 | 搜狐商學院

編輯 | 王珍

盡管全國經濟受疫情影響減速，但就個稅收入的單項來看，近兩年都是處在快速增長的狀态。比如2020年全國個稅收入為11568億元，同比增長11.4%；2021年為13993億元，同比增長更是達到21%。

數據顯示，2021年的個稅收入，已經恢複到了2019年減稅前的水平，并且個稅重新回到了第三大稅種的位置。個稅收入的快速增長，原因是什麼？搜狐财經對話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

對于個稅收入的快速增長，賈康認為，這首先反映了老百姓收入總體而言的穩步增長。其次也反映出在實際征收過程中，個稅調節力度最大的這部分人的貢獻有所提升。“因為專家型創新型人才是接受最高邊際稅率達到45%的超額累計稅率征收的，這些人的貢獻比前一年度有所增加。”

針對企業家董明珠在今年兩會繼續喊出為富人加稅的建議，賈康認為，原則上大家覺得有道理，但是要考慮到，所謂的資本家型的富人非常容易巧妙避開個人所得稅，最典型的就是一些企業家給自己隻開一塊錢的工資，高水平的花銷都打入了公司的費用支出。“真正調節有力度的政策落不到富豪頭上，而是主要落在了那些躲不開的專家、知識分子、創新型人才，因為他們要在單位領薪酬、領獎金等。”

全國人大代表 董明珠

那麼，如何真正調節富人的收入？賈康的觀點是，鼓勵富裕階層做更多的直接投資。同時，适當地把利息等非勞動收入拉入綜合的稅基，這合乎個人所得稅合理化的取向，也可以加大對真正的富裕階層的收入調節力度。“鼓勵富裕階層做更多的直接投資，這對于整個社會，對于低收入階層都是有利的。”

董明珠個稅起征點一萬元的建議是否可行？賈康認為，把現行的五千直接翻一倍提到一萬，這并不合理。2018年，我國個稅起征點提高到五千元，當時隻有不到四千萬人交個稅。如果現在把起征點提到一萬，交個稅的社會成員的數量肯定會急劇減少，這不該是一個走向現代國家的應有的個人所得稅的調節狀态。

因此，賈康建議，可以考慮将個稅起征點提高到七千左右；同時降低低檔稅率，比如降低到2%、1.5%，甚至可以降低到1%。“這樣不會急劇地減少納稅人規模，也有利于培養國民的納稅意識。”

以下為搜狐财經與賈康教授的對話精編：

搜狐财經：去年我國個稅同比增長超過20%，在各大稅種中增速第一。原因是什麼？

賈康：去年個稅增長之所以有這麼比較高的幅度，肯定是它的稅源有支撐力。也就是過去一年裡，中國老百姓的收入總體而言的增長比較可觀，否則無法解釋它能夠增長20%。

第二個原因是在實際征收過程中，個人所得稅調節力度最大的這一部分人，他們的貢獻有所提升。因為專家型、創新型人才是接受最高邊際稅率達到45%的超額累計稅率征收的，這些人的貢獻比前一年度有所增加。合在一起就是總體的老百姓收入增長和最有稅負承擔者特征的人群，他們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增長貢獻合成的一個結果。

搜狐财經：董明珠提案建議富人多交稅，把最高稅率從45%提高到55%，是否可行？

賈康：她這個提議的内在邏輯就是要更有力度地“抽肥”，原則上講大家覺得很有道理，但要考慮到，我國對最高收入階層這方面的個稅調節，跟國際上有共同之處，就是所謂的資本家類型的富人，他們非常容易避開個人所得稅，一般辦法就是在他握有決策權的薪酬發放的處理上，最典型的是國内一些著名企業的掌門人，給自己隻開一塊錢的工資，他和他的的家庭成員相當高水平的花銷，都打入了公司的費用支出。

這樣個稅實際的調節，就落到了那些躲不開的專家、知識分子、科技創新人才頭上，因為他們要在單位領薪酬，領獎金等，這些都是跑不掉的。所以真正調節有力度的較高邊際稅率落不到特别需要調節的富豪頭上，而是主要落在了薪酬、勞動收入為主的這些社會成員。

針對這樣的情況，就不能夠再望文生義地說，要維持甚至提高最高邊際稅率。我們很多人的建議，是要考慮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如果再說提高那就适得其反了。

搜狐财經：如果實現富人多交稅，您有什麼建議？

賈康：真正要調節富人的收入，除了現在超額累計稅率征收的這些收入之外，還有非勞動收入，他們的金融資産比較多，金融資産裡面的利息收入能不能征稅？過去我們有過利息稅，征起來也比較方便，比例稅率20%。

下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裡邊可以考慮，把一些非勞動收入如利息也拉入綜合的稅基，這樣就更合理，可以減弱現在個人所得稅實際上形成的對于勞動收入的稅收歧視。适當地把非勞動收入拉入綜合的稅基，是合乎使個人所得稅合理化的取向的，也可以加大對真正富裕階層的收入調節力度。

還有一條需要探讨，就是對于直接投資，國際慣例來說，都有網開一面的優惠。所以巴菲特說，他實際的個人所得稅的稅負，低于他們公司裡的董秘。這就說明巴菲特大量的收入都作為直接投資，享受了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所以我們應該更多地通過經濟政策手段的區别對待，鼓勵富裕階層做更多的直接投資，這對于整個社會，對于低收入階層都是有利的。

搜狐财經：将個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将有什麼後果？能否為工薪階層減少負擔，增加實際收入？

賈康：提議把現行的五千元一下翻一倍提到一萬元，董明珠沒有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每一次提高起征點後，中國個人所得稅實際的納稅人都會收縮到幾千萬人。在上一輪個稅改革也就是2018年提高起征點以後，我們隻有不到4000萬人交個人所得稅，這幾年肯定又增加上去了，但哪怕按一億人來算的話，在14億中國人裡，這也才隻是1/14。是很邊緣化的一個稅。

如果現在一下子把起征點提到1萬元，很可能交個人所得稅的社會成員的數量會急劇減少，不是一個走向現代國家應有的個人所得稅調節狀态。

搜狐财經：從目前的稅率稅檔上看，結合我國個稅繳納群體狀況，個稅應該做怎麼樣的調整會更合理？

賈康：我個人建議，這一輪提高起征點，一是可以考慮提高到七千元左右，再高一些也可以，但是不要一下就設置到一萬元。二是考慮降低個稅低檔稅率，比如把第一檔稅率降低到2%或者1.5%，甚至有人提議可以降低到1%，都是有道理的。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會急劇地減少納稅人規模，有利于培養國民的納稅意識。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财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财稅》、《财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