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亞文

編輯｜範婷婷

淩晨三點半的天，像個黑漆皮燈籠，宋怡的出租車在黑夜裡疾馳。她沒睡幾個小時，就爬起來撐着眼皮化妝。今天的新娘娘家遠，新郎早上5點準時接親，宋怡作為伴娘，被要求四點前到崗。

她想起昨天，新娘子約她見面，端着奶茶，坐在對面窺觇的眼神。确認宋怡的确比她胖，才暢快地聊起婚禮。末了，新娘子面露尴尬地提醒宋怡：“不要讓人看出來，你是我花錢請的。”

宋怡了然，心想尤其是在男方親友面前，要注意言辭。她是個“職業伴娘”，已經替十幾個新娘當過伴娘。一天下來，收費300元左右，路遠的需要加錢。

但這可不是一個輕松的差事，國慶七天假期，宋怡接了四單，每場婚禮都是一次折騰，

“微胖，不搶風頭！”

宋怡趕到新娘子家裡時，還不到四點，屋外萬籁俱寂，屋内紅火熱鬧。窗戶、牆上貼着喜字，客廳裡東一堆西一堆，站了好些親戚。

新娘已經穿上了秀禾服，坐在窗前，閉眼讓化妝師為她上妝。房裡還有另外一個伴娘，在準備接親遊戲道具。兩人對上眼，心知，都是請來的。

新娘解釋說，原本會有兩位朋友從外地趕回來，給自己當伴娘。但一個臨時有事，另一個沒趕上車，隻能作罷。

不論哪種理由，宋怡都司空見慣。她給人當了十幾次伴娘，聽過各種請伴娘的原由：

有人直言，男方家裡太有錢，請了9個朋友當伴郎。自己為了撐排場，也得找那麼多，但又沒有那麼多親密朋友，隻得找職業伴娘，“很多新郎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伴娘其實是請來的”；

還有姑娘從新疆嫁到濟南，在這邊無親無故，也沒有可以做伴娘的朋友，請了三個職業伴娘；

有人幹脆承認，自己的朋友都太好看了。

“新娘子會介意伴娘比自己美，是很正常的。”宋怡在閑魚賬号裡，寫了她的身高體重，還特地标注：“微胖，長相中等，不美不醜，不搶風頭，可以不化妝。”

“伴娘第一要義，不要太好看，也不要太醜。太好看了搶新娘子的風頭，太醜了給新娘子丢臉。”所以，衆多職業伴娘的介紹裡，都強調了“不會搶風頭”。

早上5點多一點，新郎帶着伴郎來求門了。宋怡撒開嗓子沖門外喊：“塞紅包！否則不開門！”“這紅包太小了！來個大的！”

新娘端坐在床上，活躍氣氛全靠宋怡和另一個伴娘。屋裡屋外十幾個人，對着同一扇門“砰砰砰”敲了一陣，又喊了一陣。在新娘的眼神示意下，宋怡知道差不多該開門了。

緊接着又是宋怡提供的幾個小遊戲，讓新郎在印滿女生唇印的紙上，猜出新娘的唇印。新郎和伴郎戴着鹿頭套圈圈，遊戲失敗就要懲罰新郎吃芥末面包。這些環節宋怡得心應手，也樂在其中。

整場婚禮十多個小時，宋怡全程跟在新娘身邊。拎包、掀群擺、幫忙換衣服，順帶活躍氣氛。

下午，婚禮結束後，她立馬趕回公司加班。她的本職工作是财務，每個月初都要忙結算。一天下來，她感覺，“做伴娘，比坐辦公室累多了。”

被迫“婚鬧”

宋怡是去年疫情平緩後，開始做伴娘的。第一次的新娘是個新疆姑娘，嫁到濟南，男方幫忙找了兩個伴娘。宋怡從婚禮前一天開始止不住激動，一大早就爬起來化妝。結果一天下來，累得夠嗆。

做職業伴娘，也會有宋怡不觸碰的底線。比如“不喝酒”，“不接受婚鬧”，這些禁忌她會明确寫在鍊接裡，“新娘基本都會給予尊重。”

可不是每個伴娘，都能躲過那些不被年輕人理解的舊習俗。甯帆在河南做了兩年職業伴娘，盡管明确強調不接受婚鬧。但有幾次，還是被伴郎團或動作、或語言侵犯了。

“新娘會提前跟親友打招呼，不要鬧。但我們這地方，原本就有婚鬧的舊習，加上氣氛上來了，有時候真難幸免。”

有一回，伴郎團調笑甯帆的伴娘服暴露，語氣和眼神讓她不适。甯帆當即臉色一沉，心覺不好，便被一旁“看戲”的街坊，推搡着撞到伴郎身上，新娘想阻止都來不及。

職業伴娘這種“拿錢辦事”的工作，也很難避免“甲方乙方”局面的形成。“我經常被當成小妹使喚，雖說伴娘的存在，就是為新娘分擔壓力，但是給家人端茶送水，并不在我的職責範圍内。”甯帆吐槽，有的新娘為了讓錢花得值，不遺餘力地使喚她，“反正這種關系就是一次性的”。

“被使喚也就算了，不被信任就很難受了。”有一次，新娘的貼身包不見了，懷疑是甯帆弄丢的。但甯帆清楚地記得，自己拿着新娘的衣服鞋子，但并沒有碰過貼身包包。

婚禮上忙亂又急躁，弄丢物品很正常。但新娘投遞過來的審視眼神，讓她想當即甩手不幹了。

（閑魚上職業伴娘的簡介）

後來，包包找到了。甯帆回去後，加了一條規矩：“不給新娘拿包。”

最貴的收費1000多

宋怡是不婚主義者。她談過幾次戀愛，都以失敗告終，覺得自己恐怕無法經營好婚姻關系。但這不妨礙她喜歡送别人進禮堂的那種感覺。

“婚禮流程我也會參與給意見，把新人送進禮堂，會有種成就感。”不論自己對結婚的态度如何，宋怡喜歡這個活兒。

她在濟南做财務工作，月薪小幾千。國慶當幾次伴娘，能掙到三分之一的薪水，收入還算可觀。為了這個，她也希望能多接點訂單。

但是甯帆對當伴娘就談不上喜歡，“心太累。要不是為了賺零花錢，我才不會做。”甯帆當過近20次伴娘，她性格活潑，善于帶動氣氛，在閑魚上的口碑不錯，偶爾會有外省的新娘請她。最遠的一次，還從河南跑到湖北，由新娘承擔車費和住宿，伴娘費另收了600元。

今年五一，閑魚做過一次調查。他們一個個找到挂伴娘服務的人，發現五一期間，“出租伴娘”的交易量，是去年同期的20倍以上。最貴的伴娘費要1000多元。

據澤平宏觀發布的《中國婚姻報告2021》顯示，30-34歲、35-39歲、40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占比分别從前幾年的9.9％、4.9％、3.9％增至17.7％、8.1％和19.9％——人們選擇步入婚姻的年齡在推遲。

而按照大部分地方的習俗，伴娘隻能由未婚女性擔任。不少大齡青年結婚，身邊已經找不到未婚朋友了。

甯帆是00後，有時候不能理解，如果結婚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做伴娘，為什麼花錢也得雇一個？問過父母，問過朋友，答案皆是“因為大家都請伴娘了”。

結婚時間後移、婚禮默認需要伴娘角色，這都是伴娘需求量變多的原因。

需求變多，服務市場便應運而生。甯帆留意到，這兩年，她的競争對手越來越多了。為吸引眼球，還強調自己“長得醜”、“為新娘拎包拎裙，為新娘赴湯蹈火”。也開始有男生“出租自己”，做起了職業伴郎。

盡管做了這麼多次伴娘，宋怡每次站在台側，看新娘挽着父親的手，走近新郎時，她還是會忍不住鼻酸，小時候憧憬過的“教堂、婚紗、鮮花”都會在一種他人視角中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