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年輕人為什麼怕恐婚?【第352期】李長安：積極引導年輕人走出恐婚陰影，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當代年輕人為什麼怕恐婚?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當代年輕人為什麼怕恐婚

【第352期】李長安：積極引導年輕人走出恐婚陰影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近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1.2%的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存在“恐婚”傾向，8%的受訪者坦言非常嚴重。61.7%的受訪者認為離婚率高、失敗婚姻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恐婚”主因。58.4％的受訪者表示遇到相悅的另一半時，才願結婚。而中山大學同期的一項類似調查也發現，82%的單身青年因為缺少勇氣而不去戀愛，76%的适婚青年有“恐婚”心理。

離婚率偏高對未婚群體産生的負面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感情的傷害，子女撫養權和财産權的争奪，将會使當事人精神疲憊。特别是雙方信任體系的崩塌，給社會婚姻狀态造成了顯著的負面效應。研究表明，離婚家庭不僅容易滋生各種心理問題，還會産生代際傳遞，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産生負面影響。很顯然，這也會使那些打算進入婚姻殿堂的人們産生某種對感情不确定性的畏懼感，對未來婚姻的失望情緒也随之上升。

離婚率的上升也是導緻家庭規模離散化的重要原因，沖擊着社會的基本細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共有家庭戶49416萬戶，家庭戶人口為129281萬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這意味着，家庭戶平均人口已跌破3。

近年來一些名人的離婚事件往往在網絡社會中形成輿論爆點，其社會沖擊波往往會被放大。因此，名人更應該加強自身的約束，為社會樹立良好健康的婚戀形象。同時，如何加強此類信息的管控，引導樹立社會正确的婚戀觀，也是社會各界一項重要的任務。

如今，國家已經全面放開了三孩政策，各種生育的鼓勵性政策也在陸續出台。但對婚姻的信心和家庭穩定的預期，尚需全社會共同努力，盡快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婚戀氛圍。如此，加快建設“婚戀友好型”社會，也有納入美好社會建設和積極人口政策範疇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

原文鍊接：積極引導年輕人走出恐婚陰影

國家植物園是一個國家植物資源最豐富、植物分帶最清晰、立體生态系統最完整、功能區劃最完備的植物園，是衡量一個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平的重要指标。當前，我國的植物園可大體分為科研機構建立的物種保存和科學研究植物園，林業與住建部門建立的植物展示和觀賞園藝植物園，教育機構建立的教學植物園，以及其他專類植物園等，有待進一步系統化建設。不久前，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提出，優化建設動植物園等各級各類搶救性遷地保護設施，填補重要區域和重要物種保護空缺，完善生物資源遷地保存繁育體系。

從“植物園”升級到“國家植物園”，不僅是名稱的變更和面積的拓展，更在于從物種、遺傳和生态環境等維度保護和彰顯植物多樣性。這一改變，必将帶來植物物種收集與保存理念、規劃配置、管理體制的全面變革。當前，我國一些地方出台專門針對植物園的地方性法規，對規範植物園建設、保護和管理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系統性、全面性不足，也缺乏上位法作為依據，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立法，系統規範國家植物園相關制度，為國家植物園建設與運行鋪設法治軌道。

（作者為華僑大學教授）

原文鍊接：加快建設國家植物園體系

以往京劇研究和戲曲史著作對四大徽班進京與京劇形成的關系挖掘得非常充分，這固然在于四大徽班進京後的影響和作用确實顯著，“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楊懋建：《夢華瑣簿》）。但同時，京劇形成與北京的曆史發展及其文化特色在某種程度上被忽略了。事實上，京劇的最終形成，無論從外部還是内部來看，都與北京曆史文化有着難解難分的聯系。

京劇形成與北京文化、北京籍演員的密切關系，可以從清朝以來北京戲曲聲腔劇種的演變與演員籍貫變化顯現出來。清初昆曲流行，主要是江蘇籍藝人；随後魏長生帶秦腔入京，蜀伶、徽部使聲腔劇種出現更替；進入19世紀，徽班興盛，所謂“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楊懋建：《長安看花記》）。在京劇形成和“北京化”過程中，京籍或出生于北京的演員作用日益明顯。不僅有張二奎等早期著名演員，且北京戲曲演員的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其總的趨勢就是京籍或出生于北京的演員占比加大。以拈笑館定本《群芳譜》為例，該文獻分别記載四喜、三慶、春台三戲班優伶藝人，據筆者統計共170餘人，其中北京籍88人，蘇州籍34人，其餘為天津、湖北、揚州、徽州（安徽）、山東、山西等地人，北京籍藝人超過總數的一半。這些藝人所居住的韓家潭、櫻桃斜街、李鐵拐斜街、百順胡同等也正是今天被譽為“京劇發祥地”的大栅欄地區。

此外，具有濃郁北京文化特色的堂會和票友形式，是京劇演出的重要補充和延伸，也是京劇生長的堅實土壤。“票友”的最初概念是專指清朝八旗子弟的演出許可身份，後成為京戲非專業愛好者的統稱，這是世界戲劇界的一種普遍現象，但像京劇這樣大規模的票友群實不多見，而這也與北京曆史文化發展及京劇形成過程本身密切相關。

（作者：趙娟系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

原文鍊接：京劇的形成與北京曆史文化

明清督撫在地方上位高權重，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緻腐敗，為了防範督撫濫用監察權貪贓枉法，明清統治者采取了以下措施對督撫監察權進行監督與制約。

其一，來自都察院監察禦史的監察。如明朝成化時，巡按禦史王崇之奏劾遼東巡撫啟釁召敵且竭力欺蔽。嘉靖時的胡宗明巡撫遼東，因為監察禦史奏劾而被降職。

其二，監察機構及其官員之間互相監督制約。如康熙時巡撫張伯行參劾總督噶禮，雍正時直隸總督李绂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任上濫用參劾權，浙江巡撫李衛與兩江總督範時繹等督撫互參案，即是地方監察官的互相監督的典型案例。

其三，雖然督撫職在監察下屬地方官，但是督撫如有違犯紀綱行為，下屬官員也有權監督，如四川巡撫楊宗禮就因布政司官員張文魁的奏劾而被谪為左參政。

其四，對地方監察官嚴加考核。考核是對官員的重要制約措施和監察手段。督撫雖然是地方行政長官，但由于督撫均帶憲銜，因此被納入與左都禦史、副都禦史同級的官員序列進行考核。明清時期加強對監察官員的監督，強化監察系統互監互察，有利于更好地發揮監察權的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功能。

總之，明清是中國地方監察制度史發展的重要階段，明清時期所創立的由皇權直接控制下的督撫監察體制對地方治理、反腐倡廉、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明朝和清代前期皆出現過較長時期的吏治清明和社會穩定。但是，作為君主制度下的産物，督撫體制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監察機構職能的發揮，與君主意志以及時局的變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别是道鹹以降，由于國家動蕩，督撫勢力崛起，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督撫監察職能嚴重喪失，官場腐敗蔓延，成為促使清朝最終垮台的原因之一。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原文鍊接：明清督撫制度特點與功能

近期，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陝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召開專家論證會，确認了西安市灞橋區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及其陵園就是漢文帝霸陵。同時，也糾正了以往把白鹿原鳳凰嘴一帶當成霸陵所在地的“傳統”說法。

系列考古研究結論證明，西漢帝陵都采取了帝、後陵墓共用一座大陵園的建制，霸陵也不例外。窦皇後的陵冢位于江村大墓的東部偏北，并擁有自己的内陵園和外藏椁系統，開啟了西漢時期“同茔不同（内）陵”的标準化模式。焦南峰先生列舉了西漢帝陵的構成要素有陵園、封土（方上）、墓穴（方中）、門阙、寝園、陵廟、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園省、園寺吏舍、“夫人”居址、修陵人居址等十餘個組成部分（《西漢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與推定》，《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5期）。對照江村大墓的考古發現以及文獻記載，除了沒有封土和内陵園牆垣之外，其他的要素基本齊備，因此，文帝的霸陵與景帝的陽陵極為相似，反映了西漢帝陵标準化模式的形成。

當然，标準化除了帝陵構成要素的系統化，也在具象數據和内涵上有所表現。如四條坡形墓道，以東墓道為長；墓室大小的面積達5000平方米（不計墓道），深30多米；墓室周邊的近百個外藏椁坑排列整齊，反映出中央官署的功能，如北側發掘的坑出土有“倉”“廄”的印章，西側的坑出土有“司空”的印章，明确了“事死如事生”的外藏功能模式，或可理解為中央集權的象征，這些趨于标準化的内涵設計一直影響到西漢晚期。

（作者：韓國河系鄭州大學曆史文化遺産保護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鍊接：确認漢文帝霸陵的曆史價值和意義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