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8歲的宋洋被徐浩峰選中，連續在他的三部電影中擔任主角，積累起了最初的名氣。因為這三部電影，也因為他有棱角的、沉默的外表，宋洋一直被打上「文藝」的标簽。而從徐浩峰的「武俠世界」出師後，他一直在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在《暴裂無聲》裡飾演了一個失語的農民，《誤殺2》中飾演一個醫生，去年年底，他又嘗試了舞台劇《傾城之戀》，飾演浪蕩子範柳原。

宋洋是一個不喜歡social的人，不太願意到各種酒局，在很熱鬧的環境下，他願意安靜地待着。即使拍戲的時候把自己喝到斷片兒，他的潛意識也會讓他看起來和正常的時候沒有差别。

采訪宋洋并不容易，他會在幾分鐘後補充或更正之前的說法，因為那「容易引起歧義」。他承認在拍攝的過程中，會有些「吃不好睡不好」，但很快，他又繞回來，強調「越來越好」。

在談起和徐浩峰合作的那幾年，他會講起角色之外的東西，陷入回憶。在他眼裡，那段時期每天處在一種「純粹的創作氛圍」裡，「很開心」，劇組的每個人都有「夢想」。徐浩峰搭建的武俠江湖讓他足夠相信，很「沉浸」、很「穩」。他偶爾會借助角色發洩自己的内心，在《箭士柳白猿》殺青的一瞬間，所有人都在歡呼，而他「繃不住」大哭，因為「那段過程太享受了」。他以為自己會一直在這個穩定而深沉的武俠世界當中，獲得庇佑。

當徐浩峰告訴他「可以出師了」，宋洋經曆了一個尋求「自立」的過程。他說，這個過程是順利的，每一個角色都獲得了成功，他一直覺得自己「幸運」，沒有被市場定型。他很少承認中間的波折，但言語中還是會有一些縫隙，他說，「其實那些焦慮感，難過，悲傷，是不容易被記住的，随着時間都會忘記的。」

不僅是對宋洋，「如何自我建立」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這個過程中有撕扯，也有成長，它是漫長的道路，但宋洋說，他起碼已經有了方向。

以下是宋洋的自述：

文｜呂蓓卡

編輯｜槐楊

圖｜受訪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徐浩峰導演對我來說就像燈塔一樣。

在遇到他之前我27歲，差不多剛剛開始在一些影視劇裡面演主角。其實我們畢業後很艱難，那個時候主流是大叔，就是《亮劍》的李幼斌老師、孫紅雷老師這樣的，少數的偶像派，也是鳳毛麟角。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沒什麼機會，一畢業也沒什麼規劃，有戲拍就不錯了。我們前行的道路似乎是沒有方向的，就拿腳往前踩，這步能走就走一步，再慢慢踩，這是個牆，那就繞開。

這個時候徐浩峰導演的出現就像光柱，一下把燈打得很遠。他首先發掘了我内心武俠的情結，或者說硬漢情結。在這之前一直得不到機會，之前都是讓我演富家公子，我說我想演土匪頭子，他們不讓，說我形象不合适，說我多「文」啊。

但是徐浩峰看出了我在動作上的駕馭，我自己都沒發現。然後他拉着我一直往前走，走了一條别人走不了的路。那個時候突然明朗了，就像點撥開了一樣，突然看到很多可能性。

我剛見他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就是典型的電影學院客座教授的形象，說話溫文爾雅，一句話裡有無數的營養，話說得很慢，金句非常多。他的語氣總是很堅定。

跟他合作的幾年裡，我演戲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可能以前演一個人物，更加注重人物的心路曆程的變化、喜怒哀樂。比如拍《倭寇的蹤迹》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人物在全片當中沒有一個完整的弧線，也沒有喜怒哀樂，我就去問導演要一場哭戲，不然人物從頭到尾太平了，演出來的人物很單向性。浩峰導演非常溫文爾雅地繞開了這個話題。

後來，我的理解也變化了。你可以從頭到尾都在一個調性裡面，但是這個調性裡你有無數變化，這個才是更高級更複雜的。這種複雜性并不是說要把人物的生平搞得多麼複雜，而是心理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到演《師父》的時候，我就能體會到這種感覺了。浩峰導演每次說戲，不跟我講耿良辰，而是跟我講天津，講天津那個時候在世界中是什麼樣的，天津的社會階層是什麼樣的，其中腳行、武行是什麼樣的階層，他們和政府的關系、和軍隊的關系又是什麼樣的。一下我就知道這個人物了。我知道他的出身和處境，也就知道應該怎麼去體會他的境遇了。

那些年跟着徐浩峰導演一步一步地曆練，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表演的方式，到現在我也會更加注意一個人物的落地性、生活化和邏輯性，導演要通過這個人物想表達些什麼，我演這個人物有沒有機會給觀衆表達點什麼。

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的創作氛圍。我記得拍《箭士柳白猿》的時候，我坐在水果店裡頭，聽到一個拍劇照的老師跟旁邊一個跟機員說，我回頭寫個本子，你再跟我說一下那個打光什麼的，我回頭也想自己拍個小東西。

大家全在聊這種東西。你覺得大家都有夢想。或者說哪怕一開始來的不是同樣的人，但是在工作的環境中，大家或多或少會被代入。很明顯的對比是，旁邊有一個組，從頭到尾，都是哇哇哇哇嚷嚷着說詞兒，我們都覺得，怎麼這樣的？

現在想想那個時候真的很純粹。因為那段過程太享受了，每天在現場就是衣服換完，往場景裡一坐，也沒有人來理我，沒有人從我身邊快速走過或大聲說話，就完全融入了角色裡。現在就比較少遇到那樣的情形了。殺青那天，導演說殺青了，大家在歡呼，我就繃不住，哭了。

宋洋在《箭士柳白猿》裡飾演主角

其實我是一個自我保護欲很強的人。

拍攝《箭士柳白猿》時，有一場戲是在酒館裡，我醉酒被人打倒。那場戲我印象非常深，劇本已經給予了那場戲一個痛苦的基調，并且有哭戲。我問導演，這一場我能不能釋放一點？導演說可以，因為你剛赦免了兩個該死的人，你站在了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上，這個時候你是可以的。我說我想達到一種失控的狀态，能不能醉酒呢，真來？導演說好啊。

我在酒店裡先拿白酒和啤酒兌着喝了一下，覺得上頭了，但到了現場，一月份的北京太冷了，血液循環一慢，又覺得清醒。快拍到我了，我讓制片又拿了一斤牛二，喝了下去。其實再等一會兒就好了，但我着急，又要了四瓶啤酒，再摻一下。

開拍，我就記得拍我揉畫，一揉，眼淚「嘩」流出來了，再一睜眼就是第二天早上，特别恐怖——我斷片兒了，直接斷掉了。

再到現場我特别惶恐，我問，演了嗎？他們說，演了，怎麼樣？特别好。攝影說，你就趴在桌上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我們也不敢停，導演也不喊停，一直轉到沒膠片了。他還說，導演在我背後抽了四根煙，然後我爬起來，特别正常地跟大家聊天什麼，就回去了。他們沒有覺得我斷片兒。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我想追求的失控的效果是失敗了，也知道了我潛意識裡好像是個自我包裹很嚴的人，對自己保護欲很強，所以斷片之後，看起來還是一樣的。但凡他們看出我有一絲的醉意，哪怕我鬧了，或者是哈哈大笑，但是他們看我很正常，我的交流也是有邏輯的。原來我是一個有條條框框、很有規矩、不失控的人。

後來浩峰導演也提到過那場戲，那是去金馬的時候，在新聞廳，我還記得下着小雨，我跟他在街上走，他突然說，那場戲他剪掉了很多，那場戲我哭得撕心裂肺的，看得他都流淚了。但是，他說，那一場是宋洋的哭，不是柳白猿的哭。他說我哭得太脆弱了，柳白猿也是脆弱的，但不會脆弱成那樣。

我當時哭，就是覺得柳白猿太可憐了。他是一個悲情浪漫主義的人，我喜歡這樣的人物。可能也是文藝創作者的矯情，一種自憐，沉浸在那種自憐裡，他讓我得到了釋放。

那幾年，在徐浩峰導演的武俠世界裡，我挺享受的，就感覺好沉着啊這個世界，好穩。他給的世界我都很相信，很實。

尹夕遠 攝

《師父》路演的時候，有一天，徐浩峰導演突然找到我說，宋洋，你得像小耿一樣出師了。當時我還挺茫然。怎麼了，這不是越合作越好嗎？

我也沒多問，那是少有的他主動來找我解釋。他可能看出來我心裡有疑慮，就跟我說，一個電影導演找到了自己的風格是非常重要的，找到自己的類型一定要保持住，不能變，但是一個演員一直在一種類型裡是非常危險的。給我舉了某個大導演跟他的禦用男演員的例子，還是黑白片時代，他們叱咤全球，後來導演去世了，男演員一度隕落，找不到方向，因為他一生都在這種類型裡面。

當時我很接受這個說法，我覺得道理非常的明确，并且有史實考證，這是對的。

但是危機感也出現了。我能有那樣的好運嗎？我能不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樣馬上進入别的領域當中？市場會不會已經把我定義成了武俠演員和打戲演員呢？

我沒有再去找徐浩峰導演，向他請教我的疑問。我覺得這些問題是被動的、随着時間去解決的問題，就算去說，得到的也是安慰的話，那沒有什麼意義的。

我覺得我跟徐浩峰導演就像他武俠裡的師徒關系。他說小耿出師了，既然能出師，就是沒有什麼問題能再讓我再回去找師父問他怎麼辦了。我們可以在一起噓寒問暖，把酒言歡，但是我不能再拿自己的困惑給他帶來困惑了。

《師父》之後到現在七八年，我有個心态的變化，剛開始挺失落的，但也沒有真正的迷失。我覺得這就是浩峰導演給我的，他給我引的路特别正，也是他告訴我真的要往外擴了。

擴展的過程就是通過撕扯讓自己變得更寬，就像練肌肉一樣，會酸痛。我經常會在拍戲的時候睡不好覺。我很看重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就是在創作的過程中相信這個人物最終是成立的。

跟浩峰導演合作的時候，我是很有安全感的。但後面，我需要自己去尋找。對我來說，獲得安全感的方式還是要從人物的内裡出發，去經曆這個角色的心路曆程。不能空想，那樣的表演對我來說會很不安。我是一個體驗派演員，我相信一些更真實的東西。

比如《誤殺2》有一場和肖央老師的對手戲，我們用了很多種方式，後來肖央老師發揮了一句詞。他說，你看小蟲他多可愛，他才八歲，他多可愛。那一下我感覺我們倆都繃不住了。那不是劇本上的詞，但是那是真的東西，真的感受，所以它出現的時候，破防是瞬間的事。

現在我看到好的劇本、好的台詞，如果是我的台詞，我不敢多看，不敢背。因為如果我看台詞都已經有點淚目了，再把它背得滾瓜爛熟，就完蛋了，演的時候在心裡就沒有所謂的「撩撥」了，隻能用技巧去演你的感受。你要保留那個能「撩撥」到你的感受。

《誤殺2》上映後，最讓我喜歡的評論是，有觀衆說以前不認識我，一直以為達馬醫生真是個醫生，原來是個演員啊。這意味着我能做出一個又一個讓大家相信的人物。是因為我的嘗試最終都成功了，才推着我一次一次去做不擅長的東西，雖然挺煎熬的。如果跳出安全區失敗的話，我覺得會是一個陰影，那以後肯定就不敢再碰了。我其實很害怕失敗，但是因為有一次成功的東西擺在那兒，我就不會去想失敗了。

《誤殺2》宋洋扮演的達馬醫生

這些年，我也有好多地方想要去宣洩，想去表達我的欲與求。越來越好的是，越來越多這樣的類型化甚至邊緣化的人物讓我得到了釋放，我在現實中情緒就會穩定很多。

比如《暴裂無聲》中的張保民。其實拍攝之前我一直在想，要是做不成可怎麼辦，會不會不倫不類？後來就告訴自己，千萬不要再去往那方面想了，那是一個深淵，會把你往反方向拉。

現在回頭看，張保民是我演過最滿意的角色。他讓我心中産生了一次感歎，覺得非常欣慰，在浩峰導演說了我要讓自己多方向、多類型去打開的時候，來了一個我認為很難做到的角色。虐了自己，也拼了，我居然能做成，而且還做得挺不錯的。

那時候為了找到人物的感覺，我做了很多準備。看紀錄片，想方設法去接觸農民群體，跟着劇組去看景，到了張保民家的那個山村，劇組給我放下，他們去下個景，我就一個人待在那裡，體驗生活，讓自己在開拍之前能夠跟人物真正的貼近，理解人物的處境。

跟人物貼近的方式是什麼呢？光靠妝化那些外在的東西是沒有用的，就是得去貼近他的生活，去理解他是怎麼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的，然後再去貼近人物的境遇，他發生過什麼、經曆過什麼，把這些在自己心裡過一遍，就好像自己經曆過一樣。這樣我會覺得有安全感，這個人物是立體的。

整個拍攝過程我都沒去看一眼回放，我很怕看到自己，不相信自己了，那就完蛋了。在First電影展上，我第一次看到《暴裂無聲》中的自己。那時候的感受是突然就自信了，知道再有跨度這麼大的角色，我是可以駕馭的。

後來《暴裂無聲》拿了獎，一開始還是很激動，又忐忑不會給錯了吧。我以為拿獎的那天晚上肯定不睡了，大家要喝酒，要狂歡，但是真的拿完之後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一起找了個街邊的鋪子，大家在裡面待了一會，我和忻钰坤導演倆人就出來了。

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氣，我們倆都很沉默，沒怎麼說話。當時就是裡面很高興，而最應該高興的兩個人在外頭沒吭聲，互相看了一眼。心裡有個聲音告訴自己，OK，别美，要努力了，接下來大家看你們的眼光可不一樣了。好像有一個更重的東西落在了我們肩上。下一步不說超越吧，但是要對自己更加嚴格了，你才對得起這個獎啊。

宋洋在《暴裂無聲》裡飾演失語的農民

前一陣浩峰導演給我發了一個《箭士柳白猿》的紀錄片，将近兩個小時，我看了後還挺感慨的。于老（于承惠，在《箭士柳白猿》中飾演高手匡一民）已經不在了，我想，應該跟于老多學點東西。但那時候我們都不會想得那麼遠，就覺得那一刻非常開心，徐導還開玩笑說，宋洋、于老，我們要再合作20年，于老身體那麼健壯，我們覺得沒有問題，我們以後有的是時間。

其實時間過得可快了。那個紀錄片裡，你能看到于老每天都坐在監視器前，給我和導演講拳理，講各種花拳。其實方向變了，拳的角度變了，而人在那裡。

我前幾年去重慶拍戲，碰到了一個很早以前藝校的同學，我們還像在藝校的時候一樣，徹夜長談，喝一晚上酒。他說，都是哈哈哈地笑，但是你現在笑得不一樣了，我說不都是一樣，我很開心啊。他說你這樣的開心跟那時候不一樣。

他們老說我現在變得穩了，越來越穩了，說我跟浩峰導演合作完之後變化非常大，其實我自己沒有意識到。我覺得我跟柳白猿有一個很像的地方：我們都是在被動地接受命運。我一路都是誤打誤撞，從一開始學聲樂，到上電影學院，再到遇到了浩峰導演。我是那種會把自己完全交給導演的人。如果我覺得他好，他給的東西我會全盤接受。

你問我在浩峰導演之後，跟其他導演合作會不會有心理落差。要是有那種心理的話，我就白跟徐導這些年了。這都是特别正常的，世事無常，什麼東西能一直有常态啊，都是無常的。

現在我更不會去想太多，不會去想這樣做以後會不會不好轉型，這就屬于雜念了。演員本身是被動的，要等一個好角色，等一個好劇本，等一個好項目，也有被否決的時候，談得特别好了，都到最後一步了，由于某些原因，最終沒談成。

我覺得演員可以主動的就是拒絕，我可以拒絕一些不好的東西，不隻是為了賺錢或者什麼戲有流量就去拍。在這種狀況下，要保持平和和堅定，看起來是圓潤的、溫潤的，但在心裡有自己的角度、規矩和立場。

《箭士柳白猿》上映的時候，我和徐導在知乎上寫了一篇文章，徐導寫的那篇，有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箭士柳白猿》是想給世界一個肯定，即便你經曆很大的痛苦，但還是要有方向，即使在時代裡茫然沒有了方向，也要有一個定位，付出多大代價也不動搖。」

這句話在我心裡也特别準确。其實就是不管經曆了什麼，我認了，我早就有那個方向和目标了。

圖源宋洋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