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國的京都?北京城究竟肇始于燕國都城還是薊國都城，至今仍是一個大謎現在，位于北京西城區西南二環廣安門樹立一座“薊城紀念柱”，上刻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拟定的銘文“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惟周，其名曰薊”但是考古發現，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鎮有西周初期的燕國都城遺址，相當一部分學者确認此地為北京城發源地，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燕國的京都?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燕國的京都

北京城究竟肇始于燕國都城還是薊國都城，至今仍是一個大謎。現在，位于北京西城區西南二環廣安門樹立一座“薊城紀念柱”，上刻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拟定的銘文“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惟周，其名曰薊”。但是考古發現，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鎮有西周初期的燕國都城遺址，相當一部分學者确認此地為北京城發源地。

琉璃河燕都遺址與廣安門薊都碑柱，南北相距約百裡，斷代都為西周時期，學者各執一詞，令今人撲朔迷離。更有甚者，在北京高中曆史實驗教科書中，關于“西周初期的分封形勢圖”竟然将燕國都城标記為“薊”，實在令人疑中更疑。筆者推測，教科書編者的思路可能因為北京城自古有“燕京”之稱，且燕國為戰國七雄之一，知名度遠高于薊國，而當今學者又有薊都為北京發源地之說，故将西周初期燕國都城勘誤為“薊”。

北京城起源之說有“雙城記”，更因謎中有謎，疑中生疑，錯中加錯，筆者認為必須一探究竟。

武王初封燕和薊

據考古發現，北京建城的時間大緻可以追溯至殷商時期（約公元前1300-1046年），但考古證據并不充分。著名曆史學家白壽彜的《中國通史》說: “燕，可能在殷商時期就是一個諸侯國家，據《呂氏春秋·音初》以‘燕’釋《詩·商頌·玄鳥》中的‘玄鳥’，可知燕與殷商共屬于玄鳥圖騰體系，燕民或為殷民的一分支。周封召公于此，可能就是征服了殷商時代的燕而後建立了周的燕國。” 白壽彜認為，周朝的燕國可能延襲了商朝的燕地。不過，現今學者主流觀點不認為北京城起始于殷商時期，因為考古實證與文獻考證都不足以支撐。

曆史文獻記載，燕國建國時間是在西周初期。據《史記·燕召公世家》載：“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纣，封召公于北燕。”又有《史記·周本紀》載：“封召公奭于燕。”由此可知，燕國建國始于周武王（約公元前1044年）分封召公奭于北燕。

薊國也大緻始于西周初期。據《禮記·樂記》載：“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 又據《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史書所載，薊國也源自于周武王之褒封。

根據史料可以推斷，周武王滅商纣王後僅在位4年（公元前1046-1043 年），他既封建了燕國為諸侯國，又分封了薊國為諸侯國。兩個分封的諸侯國幾乎同時建國于周武王時，曆史文獻的記載可以相互印證。不過，無論燕國還是薊國的初封地卻史書無載，這就使兩個諸侯國的所在地成為千古之謎。

燕國初封在房山

關于薊國國祚延續的具體世系，史書無載，也尚無考古實證。不過，據《韓非子·有度》載：“燕襄王（公元前657－618年）以河為境，以薊為國。”史料說，燕襄王時，燕國的南疆以黃河為界，它的國都是薊城。由此推知，薊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成燕國之國土。

關于燕國國運及傳承世系，史書有明确記載。從周武王始封燕國（公元前1044年）到秦國滅燕（公元前222年），燕國曆時822年。但是，燕國的初封地這個千古之謎，直到考古發現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鎮的周初遺址，才得出确切答案。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在北京西南房山區琉璃河鎮發掘出周初及西周時的城址和墓地，遺址發現兩處古城城址，共發掘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車馬坑。在高級别的墓葬中，發掘出不少青銅器、玉器、漆器、陶器、象牙梳子等。其中M1193号大墓被認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盉”、“克罍”有内容相似的一篇銘文，銘文記的是當年周天子對太保召公奭說的一段話。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的重臣，所以召公奭不能親自到燕地來當燕侯，于是銘文載：“令克侯于匽(燕)”，即天子封召公奭的長子克做匽(燕)地的諸侯，代替他的父親到燕國。銘文正與史書中召公受封之事相符。

在墓地西北300米左右，發掘出始建于西周初期的董家林村古城，遺址包括殘存城牆，宮殿區和祭祀區遺存，城外還發現了排水溝遺址。因此，考古結論為它是西周燕國初封地的都城。

關于琉璃河燕都遺址的年代下限，考古發現，到西周晚期，該燕都遺址城的護城河已經淤塞，失去其防衛功能；城址内也沒有出土高等級遺物，墓地内也沒有高等級的大中型墓葬，而隻有小型墓葬。由此推測，琉璃河燕都遺址的城市功能在西周晚期發生改變，由燕國的都城變為一般的居民點。因此說明，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使用時間是在西周早中期，這座城邑最後徹底廢棄于西周末年。

關于遺址廢棄的原因，史書無載。可以推測，因燕國遷都，初封時的都城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則被冷落，直至淪為廢墟。但燕國新都城遷往何處，史書隻有片斷記載，隻有将其整理串連才可看出大緻脈絡。

燕國都城多變遷

綜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燕國在822的曆史中，曾建有5座都城。西周初年（公元前1044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鎮遺址），此地為燕國始封地。

文獻記載到了春秋早期，燕桓侯（公元前698－691 年在位）徙臨易（今河北雄縣、容城一帶）。有些學者把這次遷都與“山戎病燕”聯系起來，“病”即威脅、侵犯。在燕桓侯時，山戎不斷南下侵擾，先後攻伐鄭、燕、齊等國，燕國被迫遷都臨易。曆經數次對河北容城縣晾馬台鎮一帶的考古發掘，所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銅壺、銅鼎和銅壺蓋。器物上刻有“左征”、“右征尹”、“西宮”等銘文，這些是燕都内府官署和宮禁的名字。尤其是出土了帶“燕侯載之莘鋸”銘文的銅戈三件，燕侯載就是戰國早期的燕成公，由此推測至戰國早期臨易仍是燕國都城。

文獻記載，燕莊公27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對燕國大舉侵略，燕莊公不敵，向齊桓公求援。齊桓公向山戎大舉反攻，最終得以保全燕國。燕襄公元年（公元前657年），燕國自易都遷至薊城（原薊國國都）。正如《韓非子·有度》載：“燕襄王（公元前657－618年）以河為境，以薊為國。”

在薊城成為燕國的國都後，至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漸強大，迫使燕國又一次徙都到易。

燕昭王（公元前311年）時期，在易水高築武陽城，是為燕下都。經考古發掘，在河北省易縣境内發現約戰國中後期的燕下都遺址，為燕昭王時所建。此處城址呈長方形，東西長約8公裡，南北寬達4公裡。城址分為東、西二城。東城分為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居民區、墓葬區、古河道區5個部分。西城為防禦性的附城。據考證，在燕昭王時期，燕國的都城形成了“三都制”，即上都薊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區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陽城。

燕太子丹刺秦事敗，秦将王剪、辛勝兵臨易水，燕王喜戰敗後，不得不棄薊城，率兵退到遼陽。5年後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國亡，是時公元前222年。

薊城之都今難确

薊國在周武王褒封時的初封地史書無載。關于薊國都邑、後淪為燕國都邑的薊城，其地理的确切位置在曆史文獻中也記載甚少。

薊城方位在現存曆史文獻中，始見于北魏時期傑出地理學家郦道元（？-527年）的地理名著《水經注》中。《水經注》載:“昔周武王封堯後于薊，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 按這一說法，薊城這個城邑名稱的由來，因城内西北角的薊丘而得名。

郦道元在編纂《水經注》時引用的曆史文獻多達480種，其中地理類的就有109種；又因郦道元堅決反對“虛構地理學”，其研究方法重視野外考察的重要性，其書所載大量一手獲得的真實地理信息；還因郦道元為範陽涿州人（今河北涿州市，距離北京不足百公裡）；因此郦道元所标注的“薊”在北京城内“薊丘”，具有重要科學參考價值。

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在今北京西城區先後發掘出一批春秋至西漢的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區是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故可推斷這是生活水井。在這一帶生活水井密集，說明當時人口稠密。據考古發現可推測，薊城位置應在發現陶井最密集的今北京城西南部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但可推測年代僅為戰國時期的遺存，并未發現更早的遺迹。戰國以前的薊城完全沒有史料或考古的證據。因此，西周時期的“薊城”，有待考古發現确切的西周遺存才能證明。

關于北京城的曆史淵源，至今可以明确的是建城之始。無論燕國還是薊國均始自周武王分封，史學家們确定為公元前1044 年，北京城由此有了3000多年的建城史。雖然薊國和燕國在西周初期分封之時是并存的，不可混為一談，但所在之地均在現今北京轄區之内。時至春秋戰國時期，薊衰燕盛，薊為燕并，薊國遂絕，才開始了燕國“以薊為都”的時代，才有了“燕都薊城”之說。可惜的是，薊國都城薊城的确切位置至今仍不确切，隻有大緻方位，而缺足夠的史料考證與考古實證，由此留下一處史實之謎，亦平添一抹史學之魅。（方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