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儒家十三經之一。《左傳》既是古代漢族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左傳》的誕生，不僅與其作者的史學、史才、史識密不可分，更與其作者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作為中國古典史學的開山之作，它是特定曆史時代的産物。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變革時代。在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之中，湧現出一批文學遊說之士。他們著書立說，招收門徒，組成學派，彼此間展開激烈的争論，形成了“百家争鳴”的局面。政治與社會的變革，文化的繁榮，為《左傳》的成書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百家争鳴中，諸子探讨曆史的熱情空前高漲。然而，“諸子百家多起于民間，與官府隔絕，沒有機會讀史書和檔案，未受過史官的教育和熏陶，他們所有一些曆史知識多得之于傳聞，不辨真假”。同時，過去那種片段的、零散的曆史記事，也容易造成人們對曆史認知的嚴重分歧，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載，孔門後學對《春秋》的解說，“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戰國時代迫切需要一部以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叙述曆史的史書。

《左傳》正是适應時代需要而産生的一部史書。關于《左傳》一書的作者，衆說紛纭。多數學者認為，《左傳》由左丘明創作，經其後學增益而成。左丘明是魯國的瞽史，大約與孔子同時。左丘明創作《左傳》，得益于他的史官身份，也得益于時代的變革。一方面，作為史官，左丘明精通周代官學，能夠掌握大量史料，具備創作《左傳》的便利條件;另一方面，史官制度的衰落與士人自我價值的覺醒，又使左丘明能夠突破傳統的束縛，根據自己的史識和方法撰寫史書。左丘明及其後學，在繼承曆史文化的基礎上，撰成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叙事史，完成了一項前無古人的偉業。

除了時代的客觀需要之外，大變革時代還為叙事史的創作提供了以下兩個有利條件。

其一，私人著述的湧現與史料的劇增。春秋、戰國時期，随着私學興起和士階層的活躍，私人著述空前增多。近二三十年來，出土的先秦簡帛文獻有大量的事語類故事，如前文所舉的上博簡與清華簡的事語類故事等。此類事語類故事以記述人物間的對話為主要内容，有不少充滿智慧的嘉言善語，有的還有精彩的情節描寫。這些事語類故事，它們與《左傳》的關系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類似的事語類故事曾于春秋、戰國之際廣為流傳。大量私人著述的曆史故事，不僅為《左傳》提供了重要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左傳》的叙事方式。

其二，散文的勃興與叙事藝術的進步。春秋、戰國時期的私人著述，極為注重語言的技巧，注意邏輯、修辭與謀篇布局，重視運用形象化、故事化的表現手法。在文學上便表現為散文的勃興。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著作，文辭優美，風格各異，“如《論語》的雍容和順、迂徐含蓄，《孟子》的靈活善譬、氣勢充沛，《莊子》的奇氣襲人、想象豐富，《荀子》的層次清晰、論斷缜密，《韓非子》的鋒利峭刻、說理透辟，等等”，既是深刻的說理論文，也是優美的散文作品。可見，用生動的文辭著書立說，已經成為當時士人的普遍追求。《左傳》叙事生動逼真，富有文學感染力，與春秋、戰國時期散文藝術的積極影響有很大關系。

司馬遷撰寫《史記》，秦代以前的部分，主要取材于《左傳》。司馬遷的《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是繼《春秋》《左傳》的編年體之後出現的一種新的史書體例。《史記》在體例上對成書于戰國時代的《世本》有所借鑒，但《史記》紀傳體的叙事範式與風格，更多的是受到了《左傳》的影響。《左傳》還以“君子曰”的形式，發表對史事的評論，這是中國史論的肇端。《史記》繼承《左傳》的“君子曰”，創立了“太史公曰”的論贊體例。這一體例為後來曆代正史所沿襲。雖然在《左傳》作者的頭腦中，還沒有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的明确概念，然而，出于全方位叙述曆史的需要，他“選擇某一史事中的一個關鍵時段或時點，把它作為時間坐标，然後把該史事系于其上，盡可能叙明一個完整的曆史過程。這樣，便不自覺地創造了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的手法”。《左傳》在編年叙事之中孕育了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雛形，是中國史書編纂體例與方法的一個重大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