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遊 悠遊的生活 1周前

“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義、禮”，孟子延伸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後稱“五常”。

這“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他與五行說“金木水火土”，古人創作的“梅花篆字”梅報五福（平安、健康、幸福、快樂、長壽）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三字經之中的“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構成與發展】

孔子曾将“智仁勇”稱為“三達德”，又将“仁義禮”組成一個系統，曰：“仁者人（愛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 仁以愛人為核心，義以尊賢為核心，禮就是對仁和義的具體規定。

孟子在仁義禮之外加入“智”，構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實事親（親親）是也；義之實從兄（尊長）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背離）是也。”

“性善說”，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義禮智信說成是與天地長久的經常法則（“常道”），号“正常”。 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賢良對策》）。

仁：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觀念，其核心是人與人相互親愛。《禮記·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是以親子之愛的心理根基，而又高于親子之愛的人性的自覺。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标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範聚集在一體，形成了以“仁”為中心的倫理道德結構，他提出要為“仁”的實現而犧牲生命，即“殺身成仁”的觀點，對後世産生很大的影響。

《論語·顔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又《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莊子·在宥》：“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清譚嗣同《仁學·界說》：“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虛心，故虛識。”

儒家講的“仁”，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美好的情操。《禮記》說，“上下相親謂之仁。”《春初·元命苞》說：“仁者，情志好生愛人”，“仁者”是對有仁德之人的稱乎。有時候，用“仁”來指對萬物生育的事物有恩情。古代特别推崇仁政，認為行使仁義的人才可以叫做王。

從孔子倡導“仁”學以來，“仁”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的品德”。孔子把“仁”作為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把“愛人”作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歸仁”作為最高的社會道德理想。

講“仁”，就是講人與人的關系，講人對人的愛，由對父母的愛、兄弟姐妹之間的愛，進而上升對他人的愛。仁，不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道德标準，而且是最普遍的道德标準。講“仁愛”，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理念。

中國人至今仍然把品德高尚的人看作是“仁人”，沒有高尚品德的人是“不仁”。“仁愛”思想，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特殊品質。

“義”的繁字體是“義”。根據《說文解字》：“義”是會意字，從我，“我”就是離不開我，用我身上的觀點去辨别是非，在人家需要時，及時出手，幫人家一兩下，從羊，“羊”表祭牲，就是祭祀用的祭品，有自我犧牲的意思。

所以“義”的本意是：符合道德的行為或道理，舍生取義表明古人為了重信義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

而簡化字，“義”雖然已失去原意，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義”就是“人”字出頭，加一點，意思是在别人有難時出手出頭，幫人一把。

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義”者，“宜”也。即做到合理、合法、合情，才是合宜的。另外，“義”者，“義務”也，也就是該做的一定做到，不做也是不義，這就是所謂的“義之所在，有所不惜”。

孔子最早提出了“義”。孟子則進一步闡釋了“義”。他認為“信”和“果”都必須以“義”為前提。他們把“義”作為儒家最高的道德标準之一。

“義”與“仁”并用為道德的代表，“仁義”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就是“仁至義盡”。《論語裡仁》：“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适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離婁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義”成為一種人生觀、人生價值觀，如：親情和友情，發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義”的成分。有“義”在，社會就會使友誼友情友善純久。有“義”在，朋友不會出賣朋友，丈夫也不會抛棄妻子兒女。義是人生的責任和奉獻，如義診、義演、義賣、義務等，至今仍是中國人崇高道德的表現。

“禮”的繁體字是“禮”。據《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緻福也。從示從豊。”禮是會意字，從示，從豊。豊字從豆象形，古代祭祀用的器，用于事神就叫禮。

所以，“禮”最初始的意思是舉行儀式，祭神求福，對神靈表達敬意和尊重。把“禮”引申到日常生活，那就是對别人的尊重，以及行為準則和規範。所以《左傳》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春秋時的政治家子産最先把“禮”當作人們的行為規範。孔子也要求人的言行符合禮，這“禮”既指周禮的禮節、儀式，也指人們的道德規範。他對“禮”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提出了“克己複禮”的觀點，把“禮”當作調整統治集團内部關系的手段，當作治國治民的根本。荀子也很重視禮，把禮看作是節制人欲的最好方法。戰國末期和漢初的儒家對禮做了系統的論述，主張用禮來調節人的情欲，使之合乎儒家的道德規範。

中華傳統文化認為，禮是人與動物區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儀也。”（《禮記》）禮也是治國安邦的根本。中國倫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禮儀文化”。禮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社會交往之道。禮與仁互為表裡，仁心愛人是禮的内在精神，恭敬辭讓是仁的外在表現。

重禮是“禮儀之邦”的重要傳統美德。“明禮”從廣義上說，就是講文明；從狹義上說，是“禮制”“禮節”“禮儀”；是“禮貌”“禮讓”。好禮、有禮、注重禮儀已經成為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表征和直觀展現。

智：“知”是“智”的古字。據《說文解字》：知，會意字，從矢從口。矢本意是箭，引申為正直、端正，再引申為出口無悔的發誓。引申為通曉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的才能，也就是“知”。而且，真正的知、智，一定不會偏離道德仁義。通俗一點就是：知道日常的東西，把平時生活中的東西琢磨透了的意思。

“智”，即智慧、聰明，有才能，有智謀。孔子認為，有智慧的人才能認識到“仁”對他有利，才能去實行“仁”。隻有統治者才是“智者”，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可都可成為“仁人”，而“小人”無智。

儒家把“智”看成是實現最高道德原則“仁”的重要條件之一。他們要實現“達德”，而要實現“達德”必須經過“知”的五個步驟，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笃行。漢儒則把“智”列入“五常”之中。

中國古代思想家賦予“智”以豐富的道德和内涵。“智”在知道遵道。學而緻知，不知不覺，智而不奸。“仁、義、禮、信”是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而要将這一切聯系起來就需要“智”貫穿其中，否則即使有“仁、義、禮、信”加持于身，也都不可能通達無礙。

新時期需要把中華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學智慧聚成一體，開啟新的智慧。這是我們今天仍要發揚的。

信：《說文解字》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就是說，心裡有什麼直接表白才叫言，而推理辯論诘問的話應該叫語了。因此《法言義疏·問神》曰，“言，心聲也。”“信”是會意字，從人，從言。“信”的本意是真心誠意、專一不移。

遠古時沒有紙，經驗技能均靠言傳身教。那時的人純真樸素，沒有那麼多花花腸子，故而真實可靠。别人用生命或鮮血換來的對周圍世界的認識，不信是要吃虧的。以此估計，信者，實為人類之言，是人類從普遍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會騙人。如果一個人言不由衷、說假話，肯定是不會有信譽。所以人的言論應當是誠實的、真實的、不虛僞的。

信：即信譽，說話真實，守信。人無信不立。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口為禍福之門，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怎能亂說話呢？現代人無知，往往亂發議論，而造下罪過，自己還不知道，到将來自己受報時悔之晚矣。

“信”：誠信、信任。《說文》講：“人言為信”。“信”是立身之道、興業之道、治世之道。誠信求和。誠信是約定俗成的社會交往準則。

孔子把“信”列為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規範”（恭、寬、信、敏、惠）之一，強調要“言而有信”，“信則人任焉。”“以誠待人”、“以信取人”、“一諾千金”、“誠實守信”等傳統美德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推崇并發揚光大。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興業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講信義是中華民族共認的價值标準和基本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