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在微信上看到朋友發來的一個鍊接，是關于一位名家紀念館挂牌的消息，并附言：很痛心。我回信調侃：為什麼？嫉妒？朋友答：我沒有想到他也會這麼俗！

朋友不是嫉妒的人，平日也頗有容人之量，這次我能感覺出來，他是真的痛心疾首。世上的俗人俗事多了去了，各種“名家紀念館”也多了去了，朋友獨為這個“名家紀念館”“痛心”，蓋因那位“名家”曾是他頗為敬重的同行，從來以剛直不阿、清高自負、言行潑辣、眼裡不揉沙子的硬漢形象示人，而今這樣的形象轟然坍塌，朋友的猝不及防、難以接受，我是可以理解的。

早年在鄉下插隊，曾與一位聰敏活躍的同屋私交甚笃。忽然有一天，隔壁有人飯菜票失竊，追查的結果，盜者竟然是我的這位同屋。我與他從此絕交，為此我難過了很長時間。盡管失竊的飯菜票數量微不足道，但我覺得，事情的性質與數量多寡毫無關系。他可以若無其事，可以照樣聰敏活躍，并且後來可以頭一批順利回城，但我卻無論如何無法像從前那樣毫無芥蒂地面對他，以緻不得不在生産隊的牛欄邊找到一間空置的茅草房，搬出了那間宿舍。

這樣近于潔癖的促狹，随着年齡的增長，閱曆的增加，多少有了一些改變。比如，盡管我心裡明明清楚，以有的朋友的寫作成績，勞神費力地折騰“紀念館”之類，除了徒有虛名，意思不大。本想直言告知：一個生命的意義，在他出現到最終消失的過程中就已經顯現過了。該留下的影響自然就會留下，留不下的強留也沒用。對當事者來說，“紀念”了并沒有增加什麼，不“紀念”也不會減少什麼。就像北京奧運主體育場鳥巢的設計者雅克·赫爾佐格回答記者采訪說的：該說的他的作品都說了。我不以為這是謙虛，因為事情的确就是如此。何況，那些熱心給自己建紀念館的同行遠沒有雅克·赫爾佐格先生這樣足以驕人的成績。然而，思之再三，我還是答應去捧場。理由有三：其一，隻要能讓朋友高興，我就有義務躬逢其盛；其二，“友直”固然是美德，但有些直言隻能限于過從甚密、樂于聽勸的朋友；其三——這是最主要的，那就是我以為自己的原則隻能用來規範自己，别人未必适用。

同樣的例子，在生活中可以舉出許多。比如，我不覺得寫作之外的活動對作家有太大的意義，但這并不等于影響我履行職責，為别的作家操辦研讨會之類；因為自己的寫作乏善可陳，每因參加活動、出書必須提供簡曆，我隻是提供最基本的信息：姓名、年齡、籍貫、寫作時間、參加社團等，但不必等于就要對那些提供了各類榮譽、各種職務的同行不以為然；我成家把兩個單身的行李搬在一塊了事，沒有辦過婚禮，沒有收過賀禮，但這并不等于我在此前和此後就不給辦婚事的親友、同事、鄰裡随份子；我自己的名片隻有姓名和聯系方式，但并不等于我就要拿那些寫滿了各種頭銜的名片說事；我在人多的地方總是盡可能保持緘默，但并不等于不會盛贊那些口若懸河、妙語連珠的朋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價值觀、處世方式、行為準則，隻要不構成對他人的惡意傷害，應該就無可厚非。

偶爾看到出于一位特級教師之手的《烏有先生曆險記》，其中有“不欲與俗人齒”句，說中山有個普通百姓“烏有先生”，年齡将近七十歲，種植桑麻五谷維持生活，不願和庸俗的人為伍，别人對他的毀謗與贊美全都不放在心上，人們都把他看作通達事理的人。雖然這是一篇為了幫助中學生掌握文言知識仿古自編的故事，讀來還是很受觸動。

顯然，不與俗人為伍，是人們公認并且曆來崇尚的氣節。一早給我發來微信傾訴“痛心”的那位朋友，對社會和人生還保有着一顆寶貴的赤子之心。而我那些振振有詞的“捧場”理由，不過是一種世故和圓滑罷了。

相形之下，我是應該慚愧的。（陳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