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春天的一天，魏國公徐達驚出一身冷汗，因為他得到消息，有人要暗中謀殺自己。

俗話說，一将功成萬骨枯。徐達作為明朝開國第一名将，在誅陳友諒、滅張士誠和北伐元朝的過程殺人無數，仇人自然很多。然而，這一次打算刺殺徐達之人并非來自外部，而是當朝丞相胡惟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記載：

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上，惟庸銜之。達有阍者福壽，惟庸陰誘緻為已用，為福壽所發。

原來，徐達在朝中德高望重，看不上胡惟庸這種奸邪小人，常常在朱元璋面前打胡惟庸的小報告，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達。徐達麾下有一位看門人名叫福壽，胡惟庸便設計暗中和福壽結交。起初，福壽把胡惟庸當做朋友，直到有一天，胡惟庸勸他幫自己刺殺徐達，福壽才知道胡惟庸用心之險惡，于是将胡惟庸的計劃告訴徐達。徐達得到福壽的告密，不禁一陣後怕，從此對府中下屬嚴加管教，處處防備胡惟庸。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丞相，胡惟庸在明朝的知名度很高，他所引發的“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首，同時也拉開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序幕。胡惟庸的結局更是慘烈，他不僅被滅了九族，還連累3萬餘人為其墊背。

曆史上的胡惟庸到底是怎樣的人呢？他真的謀逆了嗎？他的死到底冤不冤呢？本文，筆者将引用史料，結合分析，帶大家認識這位中華最後的宰相。

《明史·胡惟庸傳》記載：

胡惟庸，定遠人。歸太祖于和州，授元帥府奏差。

胡惟庸是濠州定遠人，朱元璋攻打和州時，胡惟庸前來投奔，被朱元璋授予元帥府奏差。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傳奇帝王，朱元璋早年疾苦，父母去世後流落江湖，甚至出家。直到紅巾軍起義爆發，他投奔到濠州紅巾軍元帥郭子興麾下，并娶到了郭子興的義女馬氏，此後多次立下大功。但因為郭子興心胸狹隘，朱元璋最後帶着24位部将（淮西二十四将）離開濠州，南下定遠，從此開始“自立門戶”，史稱：南略定遠。

也就是說，定遠是朱元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獨立的落腳點，相當于是他的“第一個大本營”。此時，朱元璋身邊的心腹都是濠州跟随而來的武将，連個拿得出手的文臣都沒有。直到朱元璋從定遠攻下滁州，一個人前來投奔，朱元璋身邊終于有了文臣。這個人就是李善長。《明史·李善長傳》記載：

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谒。知其為裡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

李善長并沒有很高的學識，他最初隻是一個“裡長”（一裡之長，古代最基層的小吏）。筆者此前曾寫過一篇關于李善長的長文，我認為，李善長之所以能得朱元璋信任，且位居開國第一文臣，除了他兢兢業業做朱元璋的“蕭何”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文臣中跟随朱元璋最早，這在古代，被稱為“從龍之功”。

朱元璋最初的進軍路線是從定遠，攻打滁州，然後攻打和州，再開始渡江。而本文的主人公胡惟庸和朱元璋的相遇，就是在和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州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投奔了朱元璋，這個人就是常遇春。

筆者舉李善長和常遇春的例子，隻是想說明：胡惟庸的才華史書記載很少，但他能夠在朱元璋麾下當丞相，和他投奔朱元璋的時間較早有很大關系。

需要說明的是，部分野史說李善長是胡惟庸的老師，這在正史中是沒有記載的，二人僅僅是老鄉而已。而且，胡惟庸後來和李善長的弟弟成為親家，也可以從側面否定上述觀點。

縱觀胡惟庸的履曆，會發現，他雖然很早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陣營，但前期他并沒有身居要職，朱元璋給他的安排，更像是對他的考察和磨練，《明史·胡惟庸傳》記載：

尋轉宣使，除甯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佥事。吳元年，召為太常少卿。

胡惟庸最初在朱元璋的元帥府當差，後來被朱元璋任命為宣使，負責巡查定遠、滁州各地民情。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朱元璋渡江攻入皖南之後，胡惟庸先後被任命為甯國縣主簿和知縣。

胡惟庸在皖南經營了4年左右，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麾下大将鄧愈攻入江西，拿下洪都（南昌）等地，朱元璋派胡惟庸擔任吉安通判，直到吳元年（1367年，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胡惟庸正式回到南京，擔任太常少卿。

縱觀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他從1355年投奔朱元璋，到1367年回南京，除了最初的兩年外，他有近10年的時間都在地方州縣為官。所以筆者認為：作為明朝後來的丞相，胡惟庸毫無疑問是有地方治理才能和經驗的，這也是他後來能擔任丞相長達7年之久的原因。

換句話說：他是個奸臣，但并非庸臣。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天地，登基為帝，改元洪武。因此，這一年即為洪武元年。明朝開國時，朱元璋沿襲了宋元的制度，設立中書省左右丞相。當時，朱元璋任命徐達為右丞相，李善長為左丞相。如《明史·徐達傳》記載：

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徐）達為右丞相。

注意，明朝以左為尊，徐達本就是右丞相，再加上他長年征戰在外，中書省實際上是李善長一個人在操持。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丞相和宰相的意義本來是不同的，但是，明朝的“丞相”實際上他和唐宋時期的“宰相”在中書省的職能完全一緻，因此後人也叫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等人為宰相，希望大家明白，這不是有偷換概念。）

與此同時，胡惟庸已經被朱元璋擢升為太常寺卿，主管宗廟禮儀和祭祀，屬于正三品。到了洪武三年，李善長已經66歲，半生辛勞，讓他實在力不從心。李善長建議中書省要增加年輕的官員，根據李善長的推薦，胡惟庸被調到中書省，擔任參知政事。

熟悉《宋史》的讀者可能都知道，在宋朝，“參知政事”實際上就是副宰相。但到了元朝，中書省有了些許變化，明朝延續了元朝的制度，在元朝和明朝初期，中書省最高長官是左右丞相，然後是平章政事，然後是左右丞，再次是參知政事。

例如，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封常遇春為“平章政事”，在軍務上，常遇春僅位列徐達之下。

由于當時徐達征戰在外，常遇春已經病逝，因此，胡惟庸進入中書省的時候，他的頂頭上司實際上隻有3個人，分别是李善長（左丞相）、汪廣洋（左丞）、楊憲（右丞）。

不久後，李善長便申請告老還鄉，朱元璋為了丞相人選煞費腦筋，當時，在朱元璋考慮範圍内的丞相候選人隻有3個人，分别是：楊憲、胡惟庸、汪廣洋。為此，朱元璋還特地請教劉基（劉伯溫）。

朱元璋問：“李善長要告老還鄉了，我想讓楊憲接替他，擔任丞相，你覺得如何？”

劉基說：“憲有相才，無相器。”意思是說，楊憲雖然有能力，但沒有丞相的器量。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何如？”

劉基曰：“此褊淺。”意為汪廣洋的見識太過狹隘，不适合做丞相。

朱元璋：“胡惟庸何如？”

劉基：“小犢耳，将偾轅而破犁。”

劉伯溫的意思是說：胡惟庸就像是個心高氣傲的牛犢，讓他來犁地，說不定地沒犁好，犁子還被他搞壞。

以上對話出自《明史紀事本末》，不得不說，劉伯溫對胡惟庸的評價非常準确：他不僅當不好丞相，還會把明朝搞得更糟！

之後的兩個月，楊憲因為太過激進而被朱元璋誅殺，中書省隻剩下汪廣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選擇了。經朱元璋反複權衡，他決定放李善長歸鄉，讓汪廣洋來做右丞相，胡惟庸升為左丞。

《明史·汪廣洋傳》中有記載：

及善長以病去位，遂以廣洋為右丞相，參政胡惟庸為左丞。

此時，中書省名義上還有一個大人物，他就是徐達。但是，徐達隻占了個名分，并不插手中書省事務，中書省的實際上由汪廣洋和胡惟庸把持。

李善長走了，楊憲死了，徐達“有名無實”，擋在胡惟庸前面的隻有一個人，那就是汪廣洋了。

于是，胡惟庸開始露出他狡黠的一面，他開始籌劃，如何成為繼李善長、徐達、汪廣洋之後的明朝第四位丞相。

汪廣洋是一位老實人，但他有個緻命的缺點，就是能力不足。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對丞相的要求是比較高的，汪廣洋的劣勢逐漸暴露出來。再加上胡惟庸凡事都表現得異常積極，有時候胡惟庸甚至會越過汪廣洋，直接向朱元璋彙報自己對治國理政的看法，這更加讓朱元璋覺得，汪廣洋遮擋了胡惟庸的才能。于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抓住汪廣洋的錯處，将汪廣洋貶到廣東擔任行省參政。此後，胡惟庸開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書省，半年後，胡惟庸正式“轉正”，擔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終于圓了自己的丞相夢。

胡惟庸初為丞相，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呢？《明史·胡惟庸傳》記載：

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

意思是說，朱元璋肯定胡惟庸的才能，對他很信任，而胡惟庸也很努力，他辦事小心謹慎，經常順着朱元璋的意思，因此逐漸成為朱元璋的寵臣。

從曆史角度來看，朱元璋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作為皇帝，他還是比較勤奮和敏銳的。胡惟庸自洪武六年當上丞相，到洪武十三年結束，他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當丞相近7年之久，可以說，胡惟庸是有丞相之才的。

若胡惟庸是個庸才，他必然會步汪廣洋的後塵。别忘了，汪廣洋就是因為能力不足才被罷免的。所以，胡惟庸的名字裡雖然有個“庸”字，但他并非庸才。

然後，随着胡惟庸丞相生涯的延長，他開始暗地裡搞一些小動作。史載：

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内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辄匿不以聞。

意思是說，朝中有一些生殺廢貶的事，胡惟庸有時候不報給朱元璋，自己做了決定。六部呈給中書省的奏折，他看到有說自己和同黨壞話的，也私自扣下。如此一來，那些熱衷于功名的投機分子，逐漸開始聚攏在胡惟庸門下。尤其是那些犯錯被貶的武夫，開始走胡惟庸的門路，各種金銀财寶陸續被送到丞相府。

禦史陳甯、中丞塗節等朝中大臣，也紛紛投靠胡惟庸門下，成了胡惟庸的死黨。（記住塗節這個名字，下面還會提到他，因為他是胡惟庸落馬的關鍵。）

胡惟庸也趁此機會大肆培養黨羽，例如，李善長退隐後，被賜予“太師”頭銜。他的弟弟李存義任太仆寺丞，胡惟庸便和李存義結為姻親，把哥哥的女兒嫁給李存義的兒子。

明朝天文學家、翰林院學士吳伯宗曾得罪胡惟庸，胡惟庸便借故将他貶到鳳陽，其他受胡惟庸迫害之人，更是多達三十餘人。

當時朝中并非沒有人發現胡惟庸的奸猾，但胡惟庸身為中書丞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人敢去招惹他，任憑他指鹿為馬。

但朝中也有兩個人不怕胡惟庸，例如劉基和徐達。劉基是禦史中丞，有彈劾百官之權，徐達雖然已經辭去左丞相職務，但他仍是勳貴中的第一人。于是，二人不斷向朱元璋彙報胡惟庸的惡劣行徑，這讓胡惟庸十分不爽。

洪武八年，劉基生病，胡惟庸帶着太醫前去給劉基看病送藥，劉基喝過藥後，腹中就像有石頭一樣，沒多久就死了。《明史·劉基傳》雲：

（劉）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

劉伯溫之死，在明史中是個謎團，但他被胡惟庸謀害的可能性極大。

劉基死後，胡惟庸開始對付另一位“大佬”徐達，因此，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胡惟庸意圖收買徐達身邊的守門人福壽，讓福壽謀刺徐達，結果福壽不願意，并向徐達告發，徐達因此躲過一劫。

如果說劉基之死沒有十足的證據證明是胡惟庸下毒的話，那麼，從他謀劃刺殺徐達來看，胡惟庸已經達到了權勢滔天、無法無天的地步。

莎士比亞說過：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胡惟庸的一系列作為本就是大奸大惡，再加上他的頂頭上司是疾惡如仇的朱元璋，這就注定了胡惟庸的結局。

胡惟庸之罪雖然多，但真正加速胡惟庸滅亡的卻是謀反罪。

胡惟庸知道，若論朝堂權謀，他不輸給别人，但若論領兵造反，沒有武将肯定不行。于是，第一批被胡惟庸拉攏的武将出現了，他們就是吉安侯陸仲亨和平涼侯費聚。

陸仲亨和費聚都是明朝開國功臣，但二人都犯過錯，例如，陸仲亨曾因為擅自乘坐驿車、勞役驿卒而被朱元璋嚴厲斥責；費聚因為沉迷于酒色而惹怒朱元璋。胡惟庸通過利誘，讓二人歸于自己門下。

一日，胡惟庸邀請吉安侯陸仲亨和平涼侯費聚二人來府中飲酒，酒酣，胡惟庸悄悄對二人說：“我們都幹了很多違法之事，萬一被皇帝發現了，我們該當如何？”

陸、費二人面面相觑，胡惟庸便授權二人在外招兵買馬，以備“不時之需”。

另外，胡惟庸還派明州衛指揮使林賢以出海平寇為由，暗中和倭寇聯絡；讓元朝舊臣封績暗中給蒙古人寫信，要和北元裡應外合。

不僅如此，胡惟庸還大量豢養亡命之徒為自己效力。為了盡快收服朝中勳貴，胡惟庸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李善長。于是，胡惟庸找到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讓他暗中遊說李善長，并承諾将來事成，将淮西之地盡數封給李善長。

《明史·李善長傳》記載：

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複遣存義進說，善長歎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

李善長當時給胡惟庸的回複是：我老了，等我死了，你們好自為之吧。

很明顯，李善長沒有被胡惟庸所誘，但他犯了一個緻命的錯誤，那就是知情不報。若幹年後，這個錯誤直接導緻李善長被朱元璋滅門。

胡惟庸雖然奸詐，但他懂得“謀定而後動”，當他一步一步暗中準備的時候，一場意外的車禍直接打破了朝堂表面的甯靜。

明朝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兒子在鬧事中乘馬車疾馳，慌亂中墜馬而死，胡惟庸怒不可遏，将駕車的車夫當庭處死。

胡惟庸沒想到，這一場車禍，直接斷送了自己多年的謀劃，更使自己賠上了九族的性命。

原來，胡惟庸之子本就作惡多端，如今胡惟庸又當衆處死車夫，引起了民憤。百姓們聚集在鬧市口，要求丞相給一個說法。

朱元璋得知後，龍顔大怒，命胡惟庸為車夫償命。胡惟庸提出用錢财來賠償車夫家人，但朱元璋沒有答應。如此，胡惟庸有些害怕了，他回到家中，立即通知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等心腹，告訴大家準備起事。

就在陳甯、塗節二人到處派人通知各處将領準備造反的時候，朝中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當年九月，位于東南亞的占城國派遣使者來明朝進貢，胡惟庸沒有将這個消息告訴朱元璋，而是選擇私自接見占城國使者，不巧的是，這一幕被宮裡的宦官看到了。朱元璋因此更加憤怒，胡惟庸趕忙把責任推給禮部。朱元璋為了查查此時，下旨把相關官員都審查一遍，結果拔出蘿蔔帶出泥，查出塗節有變賣官家婦女的罪狀，朱元璋立即下旨關押塗節。塗節大駭，為了“戴罪立功”，他将胡惟庸意圖謀反的事情抖摟出來，滿朝駭然。

《明史》這樣評價塗節：

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

意思是，塗節本來和胡惟庸一起籌劃造反，如今局勢不妙，立即告密反水。他被朱元璋處死，并不冤枉。

塗節之死是必然的，朱元璋順着他提供的線索，很快查出了胡惟庸、陳甯等人謀反的證據，于是，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殺掉了胡惟庸和陳甯等人，并滅了他們的九族。

張廷玉評價說：

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于寺人内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兇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

即，在明朝，大奸大惡之人很多，但大多出自宦官群體。明朝開國之初，丞相胡惟庸狡詐妄為，最終被滅九族，讓人震驚。

然而，真正讓人震驚的并不是胡惟庸被滅了九族，而是這樁“胡惟庸案”像一部未完待續的著作，十餘年後，它的餘波仍未平息。

由于胡惟庸被誅殺相對突然，他的很多同黨并未暴露。例如，當初秘密為胡惟庸招兵買馬的陸仲亨和費聚；當初以平海寇而領兵出征的林賢，替胡惟庸給北元送信的封績；還有胡惟庸的親家、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等。

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掉，該來的還是會來。

洪武十八年，在胡惟庸案爆發後的5年後，有人告發李存義曾是胡惟庸的黨羽，朱元璋看在李善長的面子，沒有殺李存義，而是将李存義下放到崇明島。次年，林賢通倭之事爆發，朱元璋這才知道，原來胡惟庸還留有這一手。于是，林賢被滅了九族。

洪武二十三年，藍玉率兵北征，抓獲了封績。兩年後，李善長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李善長三番兩次向朱元璋求情，要求釋放丁斌。李善長的異常舉動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覺，朱元璋下令嚴審丁斌，結果審出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做事，胡惟庸案爆發後，他才投奔李善長。根據丁斌招認，當年胡惟庸曾拉李善長下水，李善長雖然拒絕，但并沒有告發胡惟庸。

朱元璋大驚失色，連忙下令逮捕李善長全家，最終李善長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殺，隻有李善長之子李祺，因為是朱元璋的女婿之故，才得以免死（被流放）。

事情還沒完，随着丁斌的逐漸招供，胡惟庸的當年的陰私逐漸被抖露出來，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等20餘位侯爵都牽連謀反案，朱元璋怒不可遏，舉起屠刀，開始大殺四方，一時間，朝堂之上流血漂橹。

最終，胡惟庸案導緻明朝一位公爵、21位侯爵被株連，其他無爵官員不計其數，合計被株連者多達3萬餘人。

一人造反，九族流血，3萬人為其墊背，胡惟庸作為明朝丞相，創造了不一樣的曆史。

曆史學家把“胡惟庸案”和“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并列為洪武四大案。在這四大案中，由于胡惟庸案是第一案，因此存在較大争議。

有人認為，胡惟庸的罪狀大多是事後才逐個被挖掘的，因此存在朱元璋故意栽贓的可能性。而且，為胡惟庸墊背的3萬餘人中，也存在冤枉者。

對此，筆者認為，胡惟庸是謀逆者，這個是肯定的。因為包括《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實錄》等各種史料都有非常詳細的記錄。

筆者主張：在學術問題上，在沒有更靠譜的全套證據出來之前，已有的證據更為可信。

至于朱元璋誅殺的3萬人中，到底有沒有冤魂，這個是另一個問題。因為在胡惟庸案所牽連的“一公二十八侯”共計29個主要人物中，他們的罪名都是有記錄的，他們被冤枉的可能性極低。

但是，因為古代謀逆罪要求“連坐”，這些主要人物的親屬不管有沒有參與造反，都要被牽連其中。因此，這些親屬中肯定存在冤枉的成分。但這是封建社會司法的弊端，任何一個朝代都有這種情況，不能歸咎于朱元璋一人。

胡惟庸之死，在中國封建王朝中還有一個重大的影響。

自隋唐設立三省六部制度，中書省一直是替帝王管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胡惟庸死後，朱元璋覺得中書省權柄太大，随時有颠覆王朝的危險，因此決議撤銷中書省，此後，由皇帝本人直接管理六部。

所以，胡惟庸之死，不僅僅标志着中書省的消亡，也意味着，中國古代的宰相制度就此終結。

《老子》中有句名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意思是，執持盈滿，不如适可而止，如果擁有富貴和權柄之後，不加以約束，那就會越加驕奢，愈加追求更多的權柄和欲望，這就為滅亡留下了禍根。

胡惟庸并非庸才，他又能力，最初為官時也算勤勉，但後來權力心太過膨脹，意圖取代帝王，因此才走向毀滅。作為中華最後一位宰相，他給後世留下的警示作用，适用面很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