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記載了一件事。春秋時候，齊景公到沛地（江蘇沛縣一帶）打獵，派人去召喚此處的“虞人”。“虞人”是一種古代官職，掌管山澤苑囿，百姓打獵砍柴都在虞人的監督範圍内。

那時候國君召喚官員一般都要用到信物，按“周禮”規定，召喚虞人需要“皮冠”，就是皮帽子。齊景公和随行人員可能沒有帶皮冠，齊景公就讓人拿着自己的一把弓去找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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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虞人很講原則，看見使者沒有帶皮冠，他就沒有聽命去見國君。齊景公很生氣，派人将他抓來，要治他的罪。虞人就分辨說，按官制，大王應該用皮冠為信物，我有什麼錯嗎？齊景公理屈，隻得放了虞人。

孔子知道這件事後，說了一句話：“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意思是說，虞人遵守“官制”，正是君子所肯定的。那麼孔子這裡說的“守道”，又該如何理解呢？

筆者認為這裡的“道”，不應當理解為儒家提倡的“大道”，而是指世俗的“為官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以服從上級為宗旨。因為孔子認可的是“守官”，按官制規定而不是一味聽命于國君，守官就是遵守制度、原則。

齊景公問政孔子

如果“守道”是遵從儒家提倡的“道義”，那麼孔子說的這句話就有矛盾之處了。孔孟都是以“道”為核心的，如果當官要做違心的事，甯可辭官而去。所以聖人的說的話，也要結合語境來看。孔子認可的虞人“守官”，正是儒家之道的一種體現。

“齊景公招虞人”這件事發生的背景年代，正值周王朝衰微，天下禮制混亂，引發思想混亂，距離更加混亂的戰國時代已經不遠了。虞人能夠堅持原則，因而被史家和孔子贊賞。

撇開這件事的語境不談，“道”變為儒家大道的含義，“守道”與孔子贊賞的堅持原則是不沖突的。秉承道義作官，如果上級官員做得不對，能适當表達自己的觀點，當然難能可貴。

我們接着讨論，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虞人的做法對不對呢？在當時的情況下，齊景公不過是為了打獵而召喚虞人，虞人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了齊景公，不要忽略官制，虞人的做法自然是沒問題的。

孔子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來看。虞人的行為雖然得到聖人孔子的肯定，但并不是說當官的都要仿效虞人的行為。事有輕重緩急，做官行事也要依據不同的情況而為之。

春秋時候，國君召喚大夫用到的信物是“旃”，一種旗子。如果國君沒有按禮節用“旃”去傳召大夫，大夫同樣可以拒絕聽命。如果換一種情況，有突發事件，國君需要立即召見大夫或者虞人，而手邊又沒有對應的信物，那麼不論大夫或者虞人，顯然也不能以此為理由拒絕前往。

所以除了世俗的、以毫無原則服從上級為宗旨的“為官之道”不可取，以道義原則為準繩的“守道”與“守官”并不矛盾。而且必要時候，要依據情況，行權宜之計。